二十年前，我正在上小學六年級。有一天，老師來到教室，讓同學們每個人都說說自己將來想幹什麼。那時，既然已經讀到了小學六年級，小學即將畢業而成為中學生了，當然要談談自己的未來。於是，班裡的每個同學都輪流說了自己未來的志向。我記得很清楚，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學都說希望自己將來能做老師。
在信息傳播還不方便的時代，在偏遠的農村裡，年幼的我們確實沒有見到過太多特別值得尊敬、值得嚮往的職業。做老師便成為了大多數孩子可以公開訴說出來的人生理想，而老師作為一種身份在孩子們的心中也有著崇高的威望，作為一種職業則具有天然的光環和榮譽，是值得嚮往、值得尊敬的。
“師”這個字在經過思想家們“人文化”的加工之後，可能表示“多人、眾人”的意思。《說文解字》這樣解釋：“師，二千五百人為師。”《爾雅·釋詁》則解釋為：“師，眾也。”後來，“師”字的意思逐漸引申豐富，有了其他更多的意思，從“眾人”引申為“眾人的模範”，進而引申為“模仿”。這些含義可能都是從“多人、眾人”的意思中延伸出來的。
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文化思想發展迅速、變化劇烈。今天來看，當時的一些文獻在提到“師”字的時候，從多個角度、多種意思都可以解釋的通，這也許正是思想激盪的表現。《禮記·文王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此處所說的“師”，可能與今天的教師有著很大的區別。不過，“師”的意思在那個時代逐漸開始變得明確，教師作為一種身份逐漸有了清晰的定位。《韓詩外傳》曰：“知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玉篇》：“師，範也。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今天一般中國人心中對教師理解可能正是由此而生。
實際上，在中國古代，教師不僅是文化人士，而且一直與政治活動相伴始終。兩千多年前，秦朝統一之前後，中國出現了博士制度，當時的博士與現代並不相同。最初，博士主要是一種專業人士備國家諮詢而存在。到了漢代，博士成為中央官辦的學校——太學裡的教師，同時擁有一定的政治級別。因為當時的太學中再沒有其他的正式老師了，所以博士就是漢代幾百年間較高級別的、國家正式認可的老師。《後漢書·百官志》對博士的記載印證了這一點：“博士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即，博士有兩方面的責任：第一種是“掌教弟子”，屬於教育職責；第二種是“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是政治職責。
作為官員身份的漢代博士，其政治級別並不算很高。《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可以說，博士只是中低級的官員，不過由於博士經常有機會與高級官員一起參與朝廷重要事務的討論，能在許多決策中顯出思想話語上的優勢，因此升遷的機會很大。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身在朝廷中的人，提到老師，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與之相對應的政治地位、政治責任，而不是像今天這樣作為僅作為學校的一員。從隋唐時期到明清時期，科舉制度在中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在科舉時代，朝廷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可以說就是師生、同學所形成的關係。在明朝中期，皇帝固然是父傳子，而承擔宰相職能的內閣首輔連續很多任之間都是師生關係的傳接。當然，當時所謂的師生關係大多僅僅是“座師”的關係。所謂的“座師”，就是一位考試參加科舉時，如果考中了舉人、進士，那麼立刻就將本次科舉考試的主考官稱為老師，也就是“座師”。同時，本屆考中的所有考生都相互稱“同年”，由此形成的師生、同學關係就是當時政治活動中最可靠的關係之一。
在這種關係中，擁有老師身份的主考官大多位高權重。在政治活動中，師生關係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學生的政治前途。一般來說，學生都把老師作為自己的靠山，沒有學生敢不尊重這樣的老師，也極少有人與自己的老師反目成仇。明末的閻若璩所說：“明之士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得罪於父母者有之，得罪於座主者未之有也。門戶重於師弟；以師之門戶為門戶者固多，不以師之門戶為門戶者亦不少也。”
對生活在基層的普通百姓來說，教師與學生之間可能不會有朝廷中那種權力庇護的關係，而形成了一種兼帶親情的味道的特殊關係，這種十分特殊的關係為很多中國人所熟悉。北京師範大學的啟功先生，在他的老師陳垣老校長去世後曾寫下這樣的輓聯：“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師生同父子；刊習作二三冊，痛余文字譽陶甄。”啟功先生所說的“師生同父子”的話，正是傳統時代中國人心中師生關係的真實寫照。
我國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這一傳統在中國也有很古老的歷史，源自兩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學生。《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去世後，他的學生不知道應該作為什麼身份來行禮，作為大弟子之一的子貢明確的說，我們要用對待父母之禮對待老師，只是不穿喪服。
孔子去世之時，顏回、子路都已經去世了，子貢儼然是大師兄。雖然他表明要為老師守喪三年，但三年期滿，其他學生各自離開，子貢卻又繼續守了三年，以至於在孔子墓地的附近逐漸形成了一個村落。《孔子家語·卷九》：“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裡焉。”從此以後，弟子為老師守喪三年成為儒家思想之一。《禮記·檀弓上》說：“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及其弟子
在中國古人看來，學生進入教師門下，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有了一種不是宗親關係，但可以類比於宗親關係的關係。在明清時期，學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老師家裡的一員，在一些情況下，社會輿論認為學生可以參與老師的家庭事務。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去世之後，他的家裡有一些紛爭，於是王陽明的學生們便參與這些紛爭的處理，甚至不同的學生對於如何處理王陽明先生身後的家庭事務還產生了矛盾。明朝著名文人張溥是當時文學思想團體“復社”的領導人，他寫的《五人墓碑記》收入《古文觀止》，又被收入當代的高中語文教材中。張溥死後，他家裡曾經僱傭的僕人甚至欺侮其後代親屬，於是張溥的學生便出來干預此事。畢竟張溥的很多學生也是重要人物，當然可以很輕易的讓一個僕人受到應有的處罰。學生參與老師家庭事務這種事情在當時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同時，老師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學生的長輩，是一種類似於家長的存在，在很多時候不僅參與學生的教育、成長，而且也作為長輩身份，與學生的親屬建立起直接的親密關係，甚至參與學生家庭事務的處理，在真正意義上與學生家長一起參與著學生成長的各種事務。在當時，教師所獲得的這種“類家長”式的威望形成了社會輿論，使教師獲得了足夠的尊重，也形成了對老師作為教育者、管理者的高度信任，進而為老師依據各類環境，有針對性的開展教育活動提供的足夠的氛圍。
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關係的建立在一些時候是依據明確的規矩、法律、合約等，由此形成的關係的一種理性的關係，常常用於處理只靠人類的理性本身就可以處理好的事務。這種關係常常是一種有限責任的關係，比如一個人按照合同規定，對在上班期間所擔負的工作內的事務形成與僱傭者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理性的，是有限度的；而相比之下，在家庭中，夫妻、父子這樣關係的建立，常常並不是完全依照理性的、明確的規則，且不是有限度的關係，而是全方位的關係。
在今天教師即固然是作為一種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職業存在，然而其作為教育者，對於學生的成長所擔負的責任明顯又不僅僅是一種可以依靠單純的法律、合約就能清楚界定的事務。教師與學生關係的複雜性源自學生成長過程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正是教師身份和教師職業特殊性所在。
正因為此，當代各種職業的專業化固然已經無孔不入，教師作為一種職業也擁有足夠的專業化特徵，但這與教師所處身份的複雜性並沒有矛盾。兩千多年來，中國人一直清楚的懂得教師身份的特殊性，並且在不同環境下均保持了對教師身份的尊敬。這種寶貴的傳統是中國教育在長久的歷史時期內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中國教育值得自豪的事，在今天以及未來都應該得到發揚。
閱讀更多 于丹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