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語：藝術的生命在於創新，而經典藝術作品則多具有避仿性。創新可理解為前所未有，而避仿性則是既前所未有，後人又不易模仿。雖然好的科技創新大都便於推廣普及，而好的藝術創新大多難以模仿，這即使不是藝術家的刻意追求，也是人們在藝術鑑賞時常用的重要依據。
人類需要藝術。從不同角度探索和分析藝術活動的各種規律性特徵，有利於對藝術本質的認識，也是藝術家們無法迴避的。從歷史的角度看各國的藝術樣式和流派，我們會發現藝術家們一個重要的創作特點，那就是有意無意的都在做著一件帶有“避仿性”特徵的工作。從而在作品的風格上與其他藝術家拉開距離，作品由此也產生了迥異不同的藝術效果。這不光是藝術家的性格使然，也是普遍規律之所在。
藝術家們在進行藝術創作時，為了使其作品獨特新穎，總是力爭避開前人或他人，或不希望被認為是模仿前人或他人。另一方面人們在說明和介紹其作品時，也常常表述其心智之苦、創意之奇妙、難度之高、他人難以得到和不易模仿等等。同樣人們在評判和欣賞某藝術作品時，也會兼看其是否涉嫌模仿他人和是否容易被他人所模仿，並常以此作為識別“玩概念”與藝術創新的依據。
以上心態和現象可以說明，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評判者均以其作品“既無仿他人，也不易被他人仿”為高。而這一客觀現象筆者稱其為——“避仿性”，並認為有必要將這概念至於藝術鑑賞理論的框架內加以考察。
如果我們將歷史上人們耳熟能詳的藝術家和其作品加以分析，其共同特點是：既學習他人但又無“模仿”他人之弊，這一點不容置疑，否則也就不能稱其為真正的藝術家；另一方面，其多數作品後人也極難模仿；而那些輕易被他人模仿亂真的作品一般不會是經典之作。據此，如果我們給“避仿性”下一定義可包含兩層意思：一、作品藝術水平較高並無模仿前人或他人；二、該作品創意構思睿智、風格獨特鮮明、他人模仿容易被識破。杜桑的《泉》、畢加索的《牛頭》、羅中立的《父親》以及吳冠中的許多作品，有的看似迷人以巧實為思智過人，著實“會者也難”。再則作品功力深厚、難度較高、模仿者無法做到與其相似，此類作品多居藝術主流，西方如達芬奇、安格爾，中國的像董其昌、齊白石、張大千都屬於這一類型的畫家（這裡不包括那些，非作者主觀所能掌控的可遇不可求的意外效果，也不包括哪些費時、費力、不費心的繁複之作）。
當代信息業的飛速發展，在給人們生活帶來極大方便的同時，全球一村所帶來的文化快速同化的趨勢，並非人們的美好期待。而強調藝術創作的避仿性，則是保護和鼓勵創新、識別偽創新、強化藝術行業的吸引力、推進百花齊放，達到“和而不同”的有效切入點。我們學習借鑑前人和他人，除了吸取其養分外，還應該強調另外一個目的，即在藝術創作中儘量“避免相似”。筆者有理由相信藝術的“避仿性”可以成為藝術家們從事藝術創作時明確兼顧的要素之一，更應該成為衡量藝術質量的一項標準。
我們通常說的工藝品、藝術品是沒有實用價值的，如果缺乏創新也就失去了藝術的生存之根。“物以稀為貴”的道理無人不知、也無人否定。而“物以稀為美”誰又能否定呢？美從何來？西方有先哲早稱“美即難得”、我們的先祖也講“難能可貴”。金玉之美在於天下難尋故而稀缺，藝術之美在於輕易難做故而稀少，唯有知難而進才有望捕獲藝術之美。
就工藝美術的創作而言，其基礎與繪畫藝術共通共榮，其審美也多受繪畫影響。也因此需要明確和強調的是，不能以移植繪畫這種簡單方式取代工藝美術創作。而應追求繪畫藝術不便實現和難以達到的藝術效果，二者離則兩益合則俱損，唯有如此才是其發展方向所在。儘管人們對流芳千古未必有興趣，但我們的作品能否“流芳幾十年”還是需要認真考慮的。
藝術的功用無疑是激發興趣和傳情達意，以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其生命在於創新。當然藝術創新無疑是極其困難的，而單純靠玩概念玄弄文化進行模仿性、移植性創作則不是長久之計。也許困難的事情不一定都是美好的，而美好的事情卻無一不是困難的，即使我們做不到，但我們也許有必要先牢記這一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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