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進彪
作為民警，但首先也是公民，公民對任何人都有依法監督權，作為民警，更有權向上反映上司的行止情況，這也是他的社會職責所在，不應該因對象的不同而使自己的監督職責受到改變。法律上要求有證據的依託，而只要有了證據的依託，其行為就屬於行使職責過程中的行為，這合乎民警的身份與社會賦予的責任。
該民警雖有報復目的，但取得的證據是真實可靠的，而對於那位副局長來說，當然可以有自己的隱私，但如果將與女子發生不正當性關係也納入私隱保護範圍，那就屬於濫用法律概念，混淆基本理據，這對廣譜的社會監督權是一種巨大的破壞，會使公民因為某種畏懼而不敢行使自己的監督權，而如果這種情況成為了現實，那就反而等於是將公民的監督權關進了籠子裡，但這不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
再說，該民警的證據是交給了紀委，而不是交給了不相干部人，更不是用於網絡發佈，因而可說，該民的證據用途是正當的，是履行自己身份職責的必須，雖然這其中有著報復的目的，但當報復的目的在個案上與社會普遍正義重迭時，顯然，在價值取向上應當指向社會的普遍正義，因為普遍正義是社會認知的心理依據和一般條件，它決定的社會正義的基本氛圍，更是人們衡量大是大非的唯一標準，因而，在這件事上，這位民警的做法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
但是這位民警卻因涉嫌多次利用警察身份私自調取社會視頻監控、利用跟蹤手段，嚴重侵犯他人的個人隱私，黃岩公安分局對池某實施了7日禁閉和拘留6日的行政處罰決定。池某不滿處罰，認為周某某長期與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違反了黨紀，他跟蹤和偷拍“取證”的行為不應被定性為侵犯他人隱私，而是正義之舉”。但今年4月，池某將黃岩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對於這個案件，法庭最終會給出何種結果，這還不得而知。
但是，當社會的普遍正義與個人的“私隱”，甚至是不正的私隱發生衝突的時候，顯然應當將普遍正義的訴求體現於社會價值排序的最前面，這是大於任何法律條文的根本的更大的法理。這樣的理念，既是對社會所有成員的尊重，也是對法律精神核心、法理基本原則，以及社會價值導向的鞏固和捍衛。
這位民警成了被告，而在此之前還受到了7日禁閉和拘留6日的行政處罰，顯然這是一種對社會正義“二律背反”的結果，但對於這種情形的處理，並不能侷限於法律條文的局部意義上，而應當從更大視角出發，讓“二律背反”消解於更大的價值排序中。這其中的根本依據，當然是超越局部意義的整體核心意義，它的法理指向就是首先要滿足全社會普遍意義上的正義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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