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有这样一类悲情英雄，身处黑暗中，他们要伪装成坏人，然而当迎来光明后，他们却要用余生来证明自己是好人。
更悲剧的是，证明自己是好人，远比伪装成坏人更残酷，更让人难以承受。
在那个红与黑的年代，有太多这样的悲情英雄，他们用信仰撑过了凶险的黑暗，却最终惨死在了残酷的光明里。
站在崇高的角度，他们属于崇高！
站在公平的角度，他们却难有公平！
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女人，她的人生就是这样，更让人觉得异常悲伤的是，她的人生本应该是另一番模样。
关露本名叫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知识分子家庭。9岁那年，关露的父亲病死了，16岁那年，母亲也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在人生迎来第一个大十字路口的时候，少女关露成了无依无靠的人。
没有办法，外祖母只好带着关露两姊妹去南京投靠二姨娘。
在二姨娘家生活没多久，外祖母和二姨娘就开始给关露找婆家，倒不是外祖母和二姨娘觉得关露是累赘。在那个年代，十七八嫁人很正常。
对女人而言，走一条大家都在走的路，那是一种安稳。
遗憾地是，骨子里颇有几分才气的关露却并不想走这条安稳之路，她想读书，她想给自己抒写一个更灿烂的未来。
就这样，关露逃婚了，她带着妹妹逃到了上海，想继续读书。
独自面对人生之初，命运待关露不薄。到上海没多久，关露就遇到了人生贵人刘道衡，在刘贵人的赞助下，关露和妹妹如愿以偿，进了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
进入大学后，关露的人生看上去很美，她成了一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文学成了她人生的方向。
看关露的照片，你会发现，她是个有些静美，但不艳丽的女人，照现在的标准，这就是个看上去有些才气，只适合在简单圈子里活着的女人。
事实上，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关露的人生轨迹的确也是如此。
1928年，21岁的关露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后因痴迷文学，转入文学系。从那以后，关露就成了很让人羡慕的文学女青年。
1930年初，顺利发表处女作《佘君》后，文学女青年开始在文坛渐露尖角，她成了上海滩指日可待的才女作家。
从事后看，这段人生岁月应该算是关露活得最好的时光，虽然中途谈恋爱也遇到过渣男，也遭遇过情伤，但对才女作家而言，生活又怎能少了这风花雪月，花开花落呢！
然而，自1930年代开始，红色的暗流已在凶猛地涌动，稍有理想、稍有热血、稍有追求的青年很容易就会被这股红色的暗流感染，进而跃身其中。
九一八之后，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左联”的同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关露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虽然她本人的秉性与性格并不适合残酷的斗争，但燃起的激情显然已不允许她去理智地审视。
如果命运始终能让她在文艺的道路上前进，一切或许是好的，但迎接她的却是红色下异常暗黑的另一条道路。
在她即将踏入那条暗黑的道路前，命运对她表面上很厚爱，其实是一种残酷。
1936年，关露写出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并一举成名，之后后又陆续参与了《高射炮》的编写，以及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的创作。从此，关露成了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上海滩三大才女之一。
为什么说这是命运的一种残酷呢？
人生的聚光灯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照耀在关露的身上，这一照，荣耀她几乎没享受到，换来的却是万劫不复。
1939年，还在写自传小说的时候，关露突然接到组织的一张字条：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虽然不知道小廖是谁，即将接受的任务是什么，但此时的关露几乎就是信仰下的羔羊，因此她别无选择，当然她也根本不会去选择。
到香港后，关露顺利地见到了小廖廖承志，此外还有潘汉年。
简单寒暄后，潘汉年告诉关露，她接下来的任务是返回上海，并寻机策反汪伪76号的李士群。至于为何要派她这样一个谍报小白去执行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理由也很简单，只因为关露的妹妹胡绣枫过去曾有恩于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胡绣枫有工作去不了，因此只能派恩人的姐姐去。
其他的不说，光赌李士群的恩义人品这一点，就足够凶险的了！
当然，除了凶险，还有万劫不复的残酷，因为潘汉年告诉关露，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的回答是，我不辩护。
也许是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在接受这项任务后，关露和有情人王炳南做了一个告别。告别时，关露将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了王炳南，王炳南给关露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背后写着一句话：“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谁曾想，这一张照片竟成了关露后半生唯一的精神慰藉。
回到上海滩，为了成功接近李士群，关露甚至做了隆鼻手术，从这一点其实能看出来，关露极力地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交际场上趋势附利的女人。
随着频频造访76号魔窟以及李士群家，才女作家沦为汉奸的消息迅速流传开来。在沉重的流言蜚语下，关露只能全情地“沉沦”下去，整日陪李士群老婆出入各种场子，购物、看戏、跳舞、打牌——
据说，在那段时间里，关露遭到了昔日朋友的纷纷唾弃，精神几近崩溃。本就不是谍报人员的她为此曾给妹妹去信，在信中，她说：“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关露信中的爸爸、妈妈指的是延安。
但妹妹在请示上级后只能这样回复姐姐：“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没有办法，关露只能继续伪装汉奸，黏在李士群身边。
不知道是苍天不负有心人，还是苍天玩弄有心人？在李士群身边忍辱负重两年后，关露的付出有了“收获”，李士群在获知关露身份后，不仅没有为难她，相反还有些配合。
见机会出现，关露寻机终于对李士群亮了牌：“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
就这样，潘汉年和李士群挂上了线。
挂上线之后，关露继续潜伏在李士群身边已无价值，于是组织将关露调离了。
然而，从魔窟抽身的关露随即又陷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噩梦，组织要求她以才女作家的身份打入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
接下这一任务对关露而言，几乎就是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再一次“坐实”自己文化汉奸的身份。
尤其是1943年7月，《女声》杂志决定派关露去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化者大会”的时候，关露的精神又一次几近崩溃。
但当潘汉年告诉她此去将肩负着和日共恢复联系的重任时，信仰的羔羊再无怨言。
这一趟下来，尤其当自己的照片被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时候，关露遭到了上海滩的道德绞杀。
据说，从那时候起，关露的精神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她开始产生幻觉，可怕的幻觉。
转眼到了抗战胜利。
残酷的是，光明是他人的，关露迎来的只有黑暗中的噩梦——因为在世人眼中她就是个十足的文化汉奸，加之组织不便出面澄清，因此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别人迎接胜利的时候，自己却上了国民党的锄奸名单。
虽然组织将她安排去了苏北解放区，但因为不便出面澄清，关露能享受到的待遇很可怜，说白了就是可以保其命，但不能正其名。
苦闷中，关露只剩创作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不幸的是，关露这个名字再无法发表作品。
对于关露而言，这无疑是精神上的苦难，更不幸的是，以上仅仅还只是苦难的开始。
随后，来自有情人王炳南的绝交信对关露的打击是最致命的，王炳南在绝交信中告诉关露，虽然你是个好同志，但因为那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不好影响，因此组织上不同意咱们继续交往下去。
接到这封绝交信，关露精神世界的寄托彻底没了，从此之后，她几乎就成了一个病人，一个在黑暗噩梦中挣扎的病人。
1955年，潘汉奸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受之牵连，关露也失去了自由。那一年，关露49岁，这一关就是2年。
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关又是10年。
10年牢狱重见天日时，关露早已成了千疮百孔的风烛老人，但她依旧顽强而痛苦的活着。
为什么还要这样活着？
不为信仰，只为证明。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对关露老人来说，这一刻也是属于她的自我证明。
而等来这一心酸的结果后，最终的悲剧或者说是解脱跟着也就来了。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在十余平米的陋室里，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
而那两个小药瓶里装的正是她结束自己一生的药丸。
更让人唏嘘的是，在告别人生的时候，陪伴关露的只有一个塑料娃娃和王炳南留给她的那张照片，照片的背后有两句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聊到这，以一句感慨结束吧——有一群可敬的先辈英雄，他们曾为阳光普照的社会而奋不顾身，可阳光却从未照在他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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