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考取进士最多的10个地方为长安、洛阳、吴县、安平、河南、宜春、华源、莆田、河东和潮州。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39711人，宋朝考取进士最多的地方依次为莆田、闽县、鄞县、吴县、侯官、晋江、永嘉、仙游、临海、临川等10县。
元朝自元仁宗（公元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取士，共举办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元朝考取进士最多的地方为庐陵、平阳州、婺源州、哈剌火州、鄞县、吉水州、茶陵州、丰城、上饶和天台。
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24536人，明朝考取进士最多的地方是莆田、余姚、晋江、华亭、鄞县、闽县、安福、丰城、吉水和长洲。
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26000人。清朝考取进士最多的地方为大兴、仁和、钱塘、闽县、宛平、侯官、武进、吴县、临桂和昆明。
根据各个朝代汇总数据的统计结果，考取进士最多的5个县为莆田、闽县、鄞县、吴县和钱塘。
两宋王朝，福建在文化教育上奋起直追，吹响了科举进仕集结号，这个朝代福建籍进士有7609人，名列全国第一，兴化府有1756人，为福建省进士总数四分之一，其中莆田县有1084人。一县占全省进士总数14%。无数的莆田学子在宋朝折桂攀龙，金榜题名，实现了封建时代最为光辉的青春梦想，踏上忠君报国之路。而面对蒙古族的铁腕统治，莆田知识分子以只读书、不科举、不出仕的集体行为，抗议着元王朝的黑暗压迫。明代，莆田人继续其辉煌的科举之路，以眼花缭乱的数字再次证明这一方人独特的士子品格和优异的教育环境。明王朝，福建籍进士共有2374人，其中兴化府有535人，莆田县有522人。唐（五代）宋元明清，莆田县有进士1678名，其中正奏名进士有1084人，位列全国第一。
兴化府有莆田县、仙游县、兴化县（明前期裁撤）三县，面积也只有4119平方公里，千年时间人口一般只保存在十几万人左右，却有着数量如此庞大的进士群，不能不讲这是中国古代科举史上的最大奇迹。莆田籍进士的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在宋元明三个朝代中，共有9人中状元，6人中榜眼，4人中探花。其中还有1人诸科状元，宋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刘景阳、莆田县人，诸科进士“第一人”。还有5人特奏名状元，郑测，莆田县人，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特奏名“第一人”。林洵美，莆田县人，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特奏名第一人。方镐，莆田县人，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以特科魁天下。王声叔，莆田县人，宋端平二年（公元1135年）特奏名“第一人”。彭彝甫，莆田县人，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特奏名“第一人”。
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也是最高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此三甲皆是正奏名进士。科举考试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因皇家盛事或推恩科，增加科次，每次有六千多举人参加，取三百名进士。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延续存在1300年。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或因战争或改朝换代停止，或因重大事件暂停，历史上共产生不到600名状元，10多万人进士，还有数百万人由省试产生的举人。
莆田以区区的弹丸之地，以祖国的海滨之隅，“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以气势磅礴的进取心，滔滔不绝的读书声，在中国封建社会演绎了一场语惊四座的进士秀。络绎不绝的莆田籍进士带着浓浓的莆仙方言，以其锦绣文章、安邦定国之策，中状元、摘榜眼、携探花、取进士，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一员，成为每一个时代人之翘楚，不仅实现了学子平生的抱负，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以每一个优异的生命个体融入了整个社会前进的潮流，提升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
莆田是中国进士举人人数密度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是诞生状元最多的一个城市。二千四百多个进士，数以万计的举人、秀才，密密麻麻，分布在一千多年的时间脉络上，分布在数百个的乡村里。每一个祠堂、每一个里社都供奉着我们祖宗的牌位，每一个牌位上都镌刻着他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他们的梦想化为绵延不绝的精神血脉，一代一代渗透下来，诗礼传家，薪火相承。我们的祖先不仅仅有举人的诗词文赋，也有进士的满腹经纶，我们的骨髓里流淌着祖先的四书五经，奔腾着不息的文化力量，氤氲着千年不散的书香……
莆田人为何会在古代科举中肆无忌惮地考取进士，以一连串漫长的姓名排列在进士表上，成为不折不扣的“进士之乡”、“举人之乡”，那么莆田人是从何而来？他们的血脉或基因是否有着特殊的文化源代码？
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军阀纷争，战争烽火连绵不断，黄河两岸陷入了长期的动乱之中，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那时候，一些中原士族的有识之士有感于眼前不安定的社会局面，开始启动南迁的路线图，也就是从这个历史时间点开始，中原名门望族携妻带子，带着一家家眷，甚至一个家族，浩浩荡荡地向南迁徙。永嘉中原望族的大规模南迁被视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浩大的文化迁徙，对改变南方诸省，主要是福建的历史文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人文影响。
八姓入闽，改写了八闽大地的文化场景。九姓入莆，莆田文化有了历史上一次最华丽的转身。正是这些满腹诗书的中原士族，以其不凡的文化气质、聪慧的文化内涵、卓越的文化高度，入主山青水秀的莆田大地，成为这块土地崭新的、有文化的主人。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数以万计的人口数量，也有中原先进的儒家思想和士族阶层从未放弃的文化追求。九姓入莆，可以说是莆田人文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在莆田的历史矗立着，并指示着我们骄傲地行进在历史浩浩荡荡的进程中。
林、陈、黄、郑、詹、丘、何、胡等八姓，是历史资料上所说的八姓入闽。陈林半天下，郑黄满大街。这是流行在八闽各地一句最普通的民谣。八闽林氏、陈氏、郑氏、黄氏都是名门望族，这些家族中都诞生过上百个进士，几百个举人，或许不足为奇。如果我们去莆田西天尾龙山九牧祖祠，从那副对联上就可以读到林氏一脉曾经的科举辉煌。这是林氏的骄傲，也是莆田人的骄傲。莆阳十八陈，而陈氏每一脉的家族都有着非常显赫的家史。浮山陈东阳一脉，人口不足千人，在明清两朝，总共产生了十一进士、二十八个举人，父子进士，兄弟进士，祖孙进士，叔侄进士，细小的族群，不凡的成就。东阳浮山陈以其一盏盏举世瞩目的家灯，悬挂着一个家族的荣光，至今仰望仍让人感慨万千。
“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与他邑！”这是宋朝黄岩孙撰写的《仙溪志》所记载的莆阳科甲盛况。仙游枫亭蔡垞村，蔡氏一族，从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蔡兖考中进士始，一直到南宋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蔡仪国被录取进士的二百二十年间，这个家族共贡献出二十三名进士，其中一名榜眼蔡佃，三名宰执即蔡京、蔡卞、蔡攸，兄弟宰相，父子宰相，蔡襄、蔡京、蔡卞还是北宋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仙游罗锋傅氏，也是一个诗礼传家的名门，在两宋王朝也诞生了二十五名进士，成为莆阳的望族。
山青水秀的莆田，既有山脉纵横、沟谷连绵的山区，也有沃野百里、沟渠如织的平原，也有波涛汹涌、水产丰富的海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名人择居莆阳，成为莆田优秀的开宗始祖。在这条并不漫长的时光河流上，停泊着众多入莆始祖伟岸的身影，他们的到来提升着莆田整体的文化素质。
翁氏入莆始祖翁何，唐德宗时曾任散骑常侍，其四世孙翁承赞于唐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丙辰科中进士第三名，为莆阳第一个探花郎。翁承赞堂侄翁乾度，官左补阙，共生六个儿子，长子翁处厚、三子翁处易于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同登进士第。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翁处朴、翁处廉又中进士第。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翁处恭、翁处体再中进士。六个兄弟分三科同中进士，这在古代科举史上绝无仅有。赵氏在大宋开朝之际，莆阳翁氏以这么光辉的科举佳话，定格了莆田人特别的文化追求与令人陶醉的科举进仕不屈不挠的梦想。从此之后，莆田人还有十七对兄弟同科及第，不同科及第的兄弟进士多达一百十二对。
许氏入莆始祖许稷，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进士，官至衡州刺史。许氏在莆阳人口不多，但也是望族，其世孙许稹，自许稹起一家连续六代登进士第，这是莆阳一族祖孙连续六代登进士第，可以说登峰造极。其他家族也有连续三代、四代、五代登进士第。朱氏入莆始祖朱玑，官居古田令，卜居黄石琳井，其后人也有数十人中进士。余氏入莆始祖余镐，唐懿宗成宗十年（公元869年）进士及第，官居除校书郎，黄巢兵乱之后，回壶公山下的东埔余定居，其后人也有数十人中进士。莆阳大地之上，数十个村庄一姓氏有数十人中进士第，成为农耕社会乡村文化的奇观，这也说明在封建社会莆田人以全方位进军进士第，才能以数量如此之多的进士摘取天下第一的头衔。
龙虎榜上孙嗣祖，凤凰池上弟连兄。这是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状元，延寿人徐铎高中状元时同科进士敬题的贺词。因为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后梁太祖登基开科，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进士徐寅又参加恩科考试高中状元，祖孙相隔一百六十九年，两中状元，因此有了这么前一句。而在徐铎榜上，他的亲哥哥徐锐也登进士第，兄弟同榜进士，因此有了这么后一句。徐氏一族在莆阳开创了一个历史，成为古代科举史上的优美的传说。
历史并不遥远，距现在只有百年之远的封建社会，莆田人的血脉里一直奔腾着读书科举进仕的梦想，他们矢志不渝的身影是古代乡村最美丽的风景，是农耕社会一个青年所能表现的最佳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刻苦、努力、勤奋是那个社会光明正大的正能量。正是一代又一代的莆田人怀抱着奔腾不息的梦幻，流淌着学富五车的书香，我们呼啸的血脉中才有一个永恒的声音，永远呼唤着积极向上的生命追求，永远昭示着书香莆田的文化自信。
夕阳西下，窗外的读书声依然此伏彼起，打破了正月十七的莆田、元宵节尚未散去的喧哗与热闹，或许莆田人的祖先不是进士，就是举人，对读书永怀着虔诚的心志，对文化永存着敬畏的心理。我们的莆田人无论在哪一个历史关口的转向，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献身什么事业，我们身上沸腾的血液总会让我们敢为天下争、勇夺冲天冠的基因汹涌澎湃。他们每一次华丽转身，都有着莆田人特有的自信、自觉、自豪。
3妈祖
莆田人绝大多数源自中原望族的后裔，天生有着正统的儒家思想和坚固的文化基因。但这还不够，据相关材料证明，中国人百分之八十的祖先来自中原，来自黄河两岸。中原是中国人共同的老家，我们的身上共同流淌着炎黄的血脉，共同烙印着中华民族一样浅黄色的胎记，浸染着五千年文明的力量与信仰。
在书桌上几本厚厚的书籍上，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或者说是一个谜底。莆田人如何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优异的有着高度文化涵养的族群，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生命集体。在那些数量丰富的文字记录中，我努力寻找出一种合理的缘故，或者说站得住脚的说法。我想，完善的教育机构，健全的教育网络，让所有读书人有地方读书，一千三百多年前，莆田先人就用这样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布局了教育机构，才能让莆田人的书声一直洋溢在莆田大地上。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王朝下诏复置莆田县。五年之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创建莆田县学，称莆田县夫子庙学，并请当时名士张九龄先生题写夫子庙学匾额。
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置清源县（742年改为仙游县），同时，唐圣历年间（公元699—704年）创建县学，宋成平五年（公元1002年）迁县学于今址，仙游文庙以其保存完整的古建筑风格，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移兴化军至莆田县，筑军城、子城、谯楼。十五年之后，宋成平元年（公元998年），诸生方仪、陈诩捐钱30万倡建兴化军学。
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人口寥落的兴化县，创建兴化县学。在这个人口常年不到二万人的山区小县（下县），共有一百一十二人考取进士，其中有文科状元郑侨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和武科状元薛奕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
平海卫于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置建，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创建平海卫学。
著名历史学家朱维干先生在他的《福建史稿》教育一篇中，曾经指出莆田的军学、县学、卫学总是比其他州军先行一步创建，比一些县学创建的时间会早一百年。作为军县两级的官方教育机构，对当地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成熟的教学结构，完善的官方教学，兴化军的教育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领先于福建其它军州。
在我仔细浏览兴化军学的沿革及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无论是改朝换代，或是战争的毁灭，或是毁于人灾，莆田地方官员总是不遗余力，重新筑建、创办，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增建学堂、教育设施，比如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置学田，建忠怒堂、十斋舍、经史库及祭器库。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建会膳堂、米廪、神厨、宰牲所。兴化军学在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有学舍480间，兴化军参加贡试的生员达六千多人，这只是一个三个县的兴化军，这些庞大的学生数量足以培养出庞大的举人、进士。这些数量的学舍、学馆和生员、贡生、太庠生，也足以“冠甲闽郡”。
“十室九书堂”这是莆田学习浓厚，全社会崇教兴学的生动写照。在我那些有限的材料中，自从郑露、郑淑、郑庄创湖山书堂，开辟民间办学的先河，书院、书堂、精舍、草堂、义塾等民间教育机构层出不穷，遍布兴化大地。如此浓厚的民间教育氛围，如此广泛的民间教育机构，从而尽最大可能接纳最广泛的生员，加入科举进仕的大军。据有关数据统计，宋代，莆田著名的书院书堂已达三十多所，数量已是全省第一。在莆田籍举人、进士中，大多数是从乡村的书院、书堂、书社中走出，他们沐浴着莆阳四季如春的教育之风，吮吸着具有草根精神的教育精华，才有这么好的人生机遇，从乡村直接走向殿堂。
即使在元代初期，元朝廷为严禁民声，压低民智，禁止在民间设书院、书堂，聪明的莆田人把书院、书社全部转为社祠，在社祠创办社学，让每一个家族的子弟，在社学接受教育。莆田人开创了以祠学为民间教育的先河，或许从这个朝代开始，每一个家族乡老协商置祠田或社田，少则十几亩，多则近百亩，把祠田的田租作为维护私垫先生的报酬及祠学的杂项开支，形成一个可以循环维持祠学的良性发展的机制。每一个家族的子弟不因家庭的贫困而失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有机会踏上充满鲜花与掌声的进士之路。
“自井邑而达于田野，弦诵之声远迩相闻”，莆田广阔的民间或已形成非常浓厚的读书识字氛围，全社会或无白丁，这不仅仅提升了莆田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让每一个人都能识字写书，而且从更大的范围内培养最大可能中试的秀才、举人、进士，这就是莆田能以绝对的进士数量著称于世的重要原因。
读书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莆田县玉湖人陈俊卿中一甲进士第二名，即榜眼，在金銮殿中回话宋高宗皇帝的追问“卿土何宜”，这句话成为莆田人非常励志的名言，并且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在我对古代莆田，特别南宋时期的莆田，进行必要的统计调查后，发现在两宋时期，莆田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其他州军，在全国名列前茅。
石兴化，这是史书中对兴化军城的简单概括。兴化军城经过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的大规模维修，外城、内城全部使用石头，石砌的造价十分浩大，但莆田人还拥有全省规模最大的军学，设备非常完整的县学，甚至镇所的文庙，黄石文庙、涵江孔庙的建筑水平都是很高，几乎都是用一等石料精细加工构筑起来的。四通八达的驿道、驿站、亭榭，三个县城之间相互贯通，驿路等级高，从遗存下来的何岭或萩芦梅洋寨，平整、宽阔、坚固，从这些资料真实存在的物质文化遗产上，莆田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
北宋中后期，以王安石、蔡京为代表的新派在皇帝宋神宗、宋徽宗大力支持下，展开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为浩大、最为彻底、最有成效的变革，特别是农田水利法，这项涉及到农业根本的水利工程方案，以其科学而又灵活的政策措施，让民间资本引入农田水利建设，既解决朝廷财政短缺的问题，又让民间资本有利可图，即古代版的BOT。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上马水利工程，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二十年里，北宋国土上完成五万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至今仍有一万多个工程依然发挥着灌溉、排涝、泄洪等效益。在那个繁忙的年代，全国古代最大的综合水利枢纽工程之一——木兰陂，还有南安陂、太平陂、延寿陂等三十多个工程在莆阳大地之上建成，这些利在千秋的水利工程，不仅给莆田带来了一个千年的“兴化粮仓”，面积达二十万亩的兴化平原，而且给古代莆田奠定了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稻米飘香的粮仓，莆田学子才那样心无旁骛读圣贤书，一心一意向往科举进仕，去实现心中忠君报国的伟大梦想。
家贫子读书，在陈俊卿的心中，是普通贫民子弟也能在儿童时代勤奋、刻苦地读书，也有机会登上金銮殿和皇帝进行零时空的对话，这是一个平民百姓梦寐以求的人生幸事。如果说这是一个青年学子的精神追求，也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向往，这才是陈俊卿所表达的真实意思。
“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这是那科状元黄公度的回答，许多文人对这句话的理解，认为不如陈俊卿的那句话，不如陈俊卿那样的精神境界。其实，黄公度只是从莆田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境内所蕴藏的特产，是天下其他州军所没有的。子鱼、紫菜、海蛎、荔枝，这四种莆田特产的确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莆田所在的地理纬度，年降雨量、日照、平均气温、绝对低温及绝对高温等对农产物的生长、营养及糖分都有很大的影响。正是莆田所处的地理位置，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春季有“天下第一”的枇杷，夏天有“荔城之美”的荔枝，秋天有“兴化桂圆甲天下”的龙眼，冬天有红心文旦柚。或许这些营养丰富、口感特好的水果孕育了莆田学子心中最美的梦想。莆田兴化湾或湄洲湾都是溪流入海口，木兰溪、萩芦溪、延寿溪流入兴化湾，枫慈溪、沧溪流入湄洲湾，子鱼（鲫鱼）、紫菜、海蛎习性于淡水与海水交汇的海湾，具有特殊鲜美的营养，这是一定纬度的海水含盐量及淡海水交织而产生的具有特殊地理标识的海产品，点燃了这个殿试第一名的黄公度略嫌谦逊的表述。如果从这一个角度解读黄公度的回答，那么黄公度先生所讲述的莆阳特产无疑是莆田科举能够甲天下的丰富的物质基础。
在两宋王朝三百一十九年时间里，莆田耕地遍野，物产富饶，既有广袤的山区，藏不尽的山珍奇品，也有辽阔的平原，一年三熟，稻麦相间，五谷杂物皆有，菜畦遍地，沟渠纵横，其间也蕴含着取之不竭的水产品。更何况，莆田滨海临洋，海上贸易发达，勤劳、聪明的莆田人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大海，绝不会甘心过贫穷的生活。因而，在许多著作、文章中对莆田生活水平的解读是缺乏科学依据，依照陈俊卿的“地瘦”与“家贫”来推测莆田的贫与穷，那更是大错特错。在朱维干的《福建史稿》，黄仲昭、周瑛的《兴化府志》，或者更早时期的李俊甫《莆阳比事》和《仙溪志》，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到古代莆田人的幸福生活，可以读到刘克庄笔下富饶、美丽、安康的莆田。
莆田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莆田具有丰富的物产，有山，有平原，有海。在千年的时间里，莆田人人均有三亩的耕地，这些水田大部分可以一年三熟，应该说粮食自给自足没有问题。莆田的亚热带气候，年均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年平均气温17℃，既没有极端天气，夏天没有出现过40℃以上高温，冬天也没有0℃以下的低温，在一块四季如春的土地上，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倾心的眷恋，以自己的勤劳、刻苦、努力，耕读渔樵，做一个幸福的莆田人。
时间已逝去了八百多年，不知陈俊卿还记得那句留给天下人误读莆田的名言，多少心怀叵测的小人总是喜欢用陈俊卿的“瘦”与“贫”给力、刻薄，嘲笑莆田人是因为太穷了，才那样绞尽脑汁去“坑蒙拐骗”，连篇累牍地攻击莆田人。其实陈俊卿心里明白，每一个读书人，无论是乡村贫穷的学子，还是城里清贫的子弟，莆田人总会举全家之力，举全族之力，甚至举全莆田之力，为他实现人生抱负铺垫一切的可能，这才是莆田科甲冠天下的真实原因。
有多少人津津有味地谈论兴化府天下第一的举人进士无穷无尽的往事与轶闻，也有无数的文章在攻击莆田人的“莆田系”“阿骚”、“无中生有”。但是，在厚重的历史典籍上，在无数记载着莆田人往事的书本上，莆田是作为一个“文献名邦”而存在在福建灿烂的历史上，莆田县更是作为一个中国最有文化的“进士县”毫无争议地占据着“中国科举第一县”。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什么文人或是墨客用所谓杜撰的“历史故事”所能诬陷的。在灿如星辰的科举天空上正是那些注明着莆田县籍贯的莆田籍进士，以他们不可掩盖的文化光芒，正在叙写着莆田历史。
在《史记》中所记载的莆田籍第一人，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金鲤进取士第，成为莆籍进士第一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开端，怀抱着士子文化情怀的莆田人一点也不惧怕任何的挫折，他们以虔诚的宗教徒的精神信仰，毫无惧色地拥抱一种宗教，一种他们也不熟悉的教义、信仰，甚至信教的法定程序。不知为了什么，这些人以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忠诚的文化崇拜，纷纷走入民间信俗崇拜的氛围。在每一个春节的早晨或黄昏，我只能看见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
从唐朝林藻中进士第始，莆田人正是以一种不安分的精神状态，以舍我其谁的文化牺牲精神，义无反顾地踏上一条人间英雄的不归路。他们是否抱着为了某种信仰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勇气概。这是为什么那么多，知府、知县，还有无数热爱文化的官员，他们会不遗余力构建这么优越的教育环境，他们会倾尽一切构造这么完善的教育模式。这是莆田人用一切的可能全力以赴地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每一个莆田人新的生命之始终将在阳光下开始妩媚而又灿烂的绽放。
莆田从唐朝科举取士中爆发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士潮，以后起之秀崛起在唐朝。公元620年开科，金鲤，这个陌生的姓名以进士榜上的第一行序列开启莆田人进军进士队伍的快节奏。唐朝有着最严格的科举制度，三年一科，最少的只录取12人，共录取进士6608人。莆田县共有20人登进士第，吹响了莆田人心中澎湃的号角。读书，读书，再读书，回响在莆阳青年学子的梦乡里，永远是那样开满鲜花的科举进仕人生绝唱。
这里，我从莆阳黄氏那一卷厚厚的族谱上，分列出一连串光彩夺目的进士姓名，从中可以读到黄氏浓厚的大文家风，读到莆阳繁盛的读书之风气，也读到了莆阳令人惊叹的科举奇迹。
黄岸，是黄氏入闽始祖，也是黄氏入莆始祖，福州三坊七巷的黄巷与莆田涵江的黄巷（后改为黄霞）都是黄岸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两地都有黄岸的儿孙在此居住并繁衍。黄岸于唐嗣圣年间（公元684—704年）迁居莆田，黄岸六世孙黄璞也从侯官迁居莆田黄巷，于唐大顺二年（公元819年）中进士。黄璞的堂弟，也是黄岸的六世孙，也从侯官迁莆田东里，于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中进士，黄滔的儿子黄珦迁入晋江潘湖，其长子黄仁颖于后唐明宗天成（公元927年）登一甲第一名，即状元。自黄滔始，黄滔后裔，莆田东里黄这一脉共产生九十二个进士，数百个举人，仅明朝一个朝代出生在东里的黄姓子弟，共有19人中进士，42人中举人，该族也有十一人中解元，这无疑是古代科举史上的一大奇迹。
莆田人续写奇迹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莆田学子奋进的身影一直在科举路上，历史上唯一一次同年同科文武两状元均为同一地举子，是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莆田县徐铎与兴化县薛奕分别高中文武状元，惊动朝野。宋神宗得知大魁天下的文武状元均是同一个地方，不由惊叹，赋诗一首：“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莆田从不吝啬自己的才华，从不放弃自己的雄图大略，在古代科史上，出现“四异同科，七名联第”的奇迹。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莆田县玉湖人陈俊卿一甲第二名，是该科榜眼；莆田东里黄公度殿试第一名，是该科状元；莆田县人林邓年已七十三岁，是该科榜尊；莆田县华亭人龚茂良年仅十七岁，是该科榜幼。该科还有同榜七名举子，同时登进士榜。莆田人这种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或已早已感动了上苍，感动了历史，也感动了八百年后的我们。
莆田方氏自唐朝方廷范迁居莆田坊巷，其子孙后裔卜居城内草舍里及城东白杜，以诗礼传家，学风浓郁，进士、举人层出不穷。莆田县方氏历史上产生168人进士，两宋王朝方氏就有132人登进士第，是莆阳第一进士家族。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是后村人，与草舍里只有一箭之远，不由感叹“合天下诸方，无有如兴化方氏之盛者”，天下方氏进士合起来，都没有莆田这么多，不能不说这也是奇迹。
莆田学子能在科举取士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一科又一科攻城掠地，屡创佳绩，应该是和庞大的举人数量有关。在我寻找莆田籍进士光辉的足迹的同时，也发现莆田籍举人异常精彩的演出。他们优异的成绩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明景定四年（公元1453年），福建省乡试发榜，全省中试90人，莆田籍人占44名，时有“一邑半榜”之誉。
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省乡试中式，第一名黄继周、第三名黄谦、第四名林仰成、第五名江从春，莆籍林文宾应广西乡试中第二名，恰成“五经魁”之数，被当时誉为“五魁”。
举人，是省乡试中式的录取者。福建因在两宋期间，本籍中进士数位居全国第一位。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给福建乡试的举人录取数也名列全国前列。明朝，福建共录取举人2700多人，莆田籍举人有1700多人，人数占全省超半，是名符其实的“学霸”。数量庞大的举人，不仅为登进士第提供充足的人材储备，同时也为莆田浓厚的教育氛围聚集正能量。
在农耕社会，一部分举人考中进士后异地为官，还有一部分举人被举荐出任县学、督学、教谕、教导，成为各州县低级官员。我在熟识的近万名莆田籍举人中，只有清朝前期的彭鹏，中举后出任几方知县，后来在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出任广东巡抚，正二品，是莆田举人官职最高者。大部分莆田举人放弃出仕的机会，在莆田各个书院、书堂出任山长，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兢兢业业，夙愿为公，生生不息的文化薪火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莆田的教育才会蕴藏着如此蓬勃的生机，莆田人登进士榜，才会那样如探囊取物，轻而易举地刷爆那个时代的进士脸。
进士是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度中最高级别的中试者，是每一个朝代无数学子趋之若鹜的成功标志。进士不仅仅是学子光宗耀祖，书写显赫家世的锦绣身份，其出仕后所享受的经济待遇、政治待遇更是农耕社会最为出彩的成长途径，其社会地位也随着政治待遇也水涨船高。进士，这个名份所能带来的命运巨大的变化，荣华富贵，锦绣前程，这是封建社会每一个青年学子心中最伟大的梦想。
莆田在唐宋明清四个朝代，共有14人担任宰相，70多名出任尚书、侍郎，40多人担任过总督、巡抚、布政使，这些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只有彭鹏一个没有进士头衔，其他的都是清一色进士出身的。明朝，莆田县籍有进士522人，有三百多名进士出任过四品以上的官职。在封建社会，在莆田这个远离朝廷中心的偏僻之地，每一个人想做官，必须考上进士、举人，否则，一切免谈。进士、举人是出任官职的前提条件。
千日为富，不如一日为官。封建社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自身以附带太多优越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一个进士官员不仅给自己的一生带来富足、惬意的生活，同时能给列代祖宗平添无限风光。在玉湖陈氏宗祠的对联上“一门两宰相，九代八太师”，作为进士出身的宰相陈俊卿、陈文龙，通过朝廷追谥的荣誉，追其祖父、父亲及儿子为一定级别的谥号，才有如此隆重的政治光环。同时，朝廷还设定了荫补的政治待遇，对其儿子授以一定级别的官职，可以超越举人或进士出身的限制，进入官场。
隋唐开考的府试，即中秀才者，免于徭役。刑不上大夫，以初级知识分子秀子的政治待遇，可以免于刑罚，只能依照朝例，报请审批剥夺功名后，才可以刑讯逼供。大宋立朝后，凡是中举人，可以免去一切苛捐杂税，并享有一定的经济待遇，这是古代文人矢志科举的内在动力。或许从宋朝开始，莆田就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减免捐税等所有的额外负担，莆田人才那样疯狂于科举，醉心于仕途。
开宗分祠，这是封建社会一个人一生最崇高的荣誉，符合开宗分祠也只是那些官员，那些忠君报国的朝廷命官。在我对一些村庄一些姓氏详细分析后，有个别姓氏在迁居某个村庄后，再也没有人考进士、举人，一个家族四、五千人共祀一个祠堂，几百年没有变化，而黄石清浦一共产生30多个进士，一百多个举人，开宗分祠，每个时代都有过，这个村庄曾经出现过九十九个祠堂，可见其进士、举人之多，官员的级别也很高，至今仍有三百多座古建筑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散落在莆田城或周围科举发达的村庄，还有许多轩昂的府第，绵延的瓦屋，二进、三进比比皆是。这些官员宅第都是奉旨依照朝制而建筑的，其门槛、墙基、石鼓或抱鼓石，都是依旧朝廷的规定，严格执行。在我们熟知的社会生活中，经常提起的“门当”、“户对”，就是按照官职的高低配备的，若私自更改或提高，那就是僭越，轻则削职为民，流放戍所，充军边陲，重则满门抄斩，诛灭九族。连死者的坟墓、寿域也是按照官员的级别规定占地面积、墓丘大小，分布在常太、华亭、郊尾和壶公山山麓的数百个官员的墓地，都是按其生前的身份级别量身定做的。
正是进士这个功名的身上带来太多的荣誉与待遇，才会激起每一个朝代无数的青年学子投身于科举的雄心壮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每一套四书五经之中不只是蕴含着知识、文化，还有一生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还有一个家族的光辉记忆。深谙其道的莆田人孜孜不倦地读书，奋不顾身地科举，身不由己在官海漂泊。这是这一方水土养育的这一方人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
历史已远去，时间之流水也逝去无尽的往事与面孔，漂走了多少的光荣与梦想。而沉淀在莆阳大地之上的还有无数破落的官宅，落满灰尘的祠堂，沸腾的民间风俗。在历史的烟云中，一张隐隐约约的古代面孔，一本本纸装的书籍上还遗存的历史回响，一行行似曾相识的笔迹，一句句感同身受的诗词文章，一朵朵尚未风干的泪花，一直在我恍惚的眼眶忽明忽暗。
午夜的钟声即将敲响，万籁俱寂的莆田，还有无数不眠的心灵若有所思，就像窗外我能见到的些微明亮的灯火，光明之中隐藏黑暗，悲伤之外徘徊深情，时间只在时间之外呼啸而过，新的一天又将抵达。
2017年2月16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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