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进入近代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华人从本土出发，逐渐扩张到南洋等过去不会涉足的地方。但随着东西方国力差距的逐步拉大，更多的人开始被以欺骗等手段，拐骗到美洲各地。相比那些可以在南洋小规模殖民的前辈，这些新一代苦力的命运，往往是最凄惨的。

海上暴动

一副反映近代华工贸易船的油画

1855年10月12日，即大清咸丰五年。美国苦力船威弗利号满载着450人的契约华工，从广东汕头驶向秘鲁卡亚俄港。船只行驶途中，由于华工们不堪外国船员的受虐压迫，急切地希望上岸，便在菲律宾马尼拉附近发动了暴动。

但由于双方悬殊的实力差距，暴动迅速被船员们镇压。全副武装的船员开枪杀死了几名华工，并将其余的华工赶进底舱关押起来，甚至还往底舱浇灌开水。华工们被关押了14个小时后，才有人来打开舱门。但是底舱内的景象令船员们大吃一惊：有300多名华工窒息而死，剩下的100多名人也是奄奄一息。 犯下重大罪行的船员们，在事后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治。

事实上“威弗利号”上的惨案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此之前的1852年，罗伯特•鲍恩号船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时该船上装载着从中国东南沿海拐骗而来的400多名华工苦力，由厦门起航驶往旧金山。华工们不堪船方的欺骗和暴行，奋起反抗。

最终成功夺得了船只的华工们，本准备驶回台湾，却误到了琉球群岛中的八重山岛，并于当地暂居。被关押的船员们则趁华工不备，再度取得了船只控制权，并向美方举报。随后美方和英方派遣军舰到八重山岛血腥镇压剩余华工，还要求清政府赔款五十万两白银。

欧洲人进口华工的主要口岸--广州

无论是威弗利号还是罗伯特•鲍恩号，在中国近代华工出国史上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这些以契约华工的形式，拐骗中国沿海华人到世界各地劳工的苦力贸易，还有个臭名昭著的别称——猪仔贸易。之所以称作他们是猪仔，据说是因为华工在船上时，都用木盆盛饭，船员呼唤华工吃饭时跟内地呼猪相似，所以人称“卖猪仔”。 至于替西方人士招募华工的恶棍、流氓等，则被称作是“猪仔头”。

这种苦力贸易几乎在整个19世纪持续。苦力的英语原文是“coolie”，其源自泰米尔语，原意是指以体力负重为生的人。根据《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文版解释，苦力是欧洲人对远东地区不熟练的劳工或搬运工人的轻蔑称呼，他们的工资微薄，仅供糊口。但真实的华工遭遇远比这百科全书上的解释更为凄惨。他们日常就如同牲口、奴隶被雇主驱使，毫无人权可言。美国加拿大两国的太平洋大铁路、巴拿马运河等重大工程修建，都有着众多华人劳工的身影。

华工在奴隶贩子眼中与猪仔相同

这种苦力贸易和大西洋地区三角贸易，区别并不算大，无非多了一道在卖身契约上签字画押的手续而已。当时的种植园经济和矿山开采，都需要大量的低价劳动力，香料、咖啡、蔗糖等经济农作物都急需市场。但逐渐兴起的废奴运动，使得黑奴贸易逐渐走向禁绝之际。所以苦力贸易的产生，正好给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社会经济矛盾。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出国华工多达千万之众。其中有不少属于由于小农经济的破产而自愿出国谋生者，但更多的还是受到拐骗掳掠而贩卖出洋。

在加州开采金矿的华工

日益壮大的产业

云集在厦门的奴隶贸易船

其实从明代开始，沿海的居民就有主动下南洋谋生的现象，但也有被西方殖民者掳掠人口的情况存在。

在中国，自从葡萄牙在16世纪占据澳门后，其便以澳门为据点，成为了第一个实施人口贩卖的西方殖民国家。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纷纷效仿。尽管中国明清两朝政府都下令禁止贩卖人口，但是庞大的利润仍然驱使着西方商人前仆后继进行奴隶买卖。据学者估计，在鸦片战争之前，通过澳门中转贩运出国的中国奴隶大致有三十万人。

在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前，已有为数众多的华人下南洋经商。当时每年来往菲律宾和中国两地的华侨华商为数众多。16-17世纪的西班牙，在东南亚、美洲立足脚跟后，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社会生产和发展经济，便开始着手在我国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当时的墨西哥已经有部分华工和黑人一同在工场里进行生产工作。

一张百年前墨西哥华工的照片

彼时的荷兰人也不遑多让，自从他们侵占我国台湾地区后，随即把在东南亚进行的一套“盗人制度”复制过来。仅1622年冬，荷兰人便掳掠了17艘中国船只，430名中国籍船员。荷兰的巴达维亚总督燕•彼得逊•昆则直接指示下属尽可能的上岸掳掠中国男女和小孩。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西方废奴运动的开展，奴隶贸易行为并不像从前那样光明正大。所以这种人口贩卖的行为在这时多出了一张“契约”，上面写明了工作地点、工资数额、年限、待遇。但那仅仅是唬人的，签约后的华工地位等同于奴隶。所谓契约，对西方列强来说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大清国虽然向来禁止臣民出洋，但面对洋人的武力威胁，也只有听之任之。通过条约的形式将苦力贸易合法化，准许出国谋生。

在一家雪茄厂里劳作的华工

《中英北京条约》规定：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

西方势力为了进行人口贩卖，还在各地广设特殊的“招工馆”作为掩护。这种“招工馆”也叫做“客馆”、“猪仔馆”。咸丰元年，澳门只有5家“猪仔馆”，到了同治十三年，仅葡萄牙、西班牙和秘鲁开设的猪仔馆就有300多家，共有数万人凭借进行苦力贸易而谋生。 这些猪仔的来源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广东地区因宗族械斗产生的俘虏，二是在沿海遭遇绑架的渔民和农民，三是通过坑蒙拐骗而来的不明真相的其他中国人。

除了贩卖“猪仔”外，西方列强还贩卖“猪花”。所谓“猪花”，即是指苦力贸易中被贩卖出洋的中国女子。西方列强贩卖女子，一是为了给猪仔作妻，一是为了逼良为娼，后者才是主要目的。随着需求的上涨，专门贩卖猪花的代理商也应运而生。

被人口贩子大量出口的幼童

从1852年到1873年，某代理商共贩运女子6000名，共获利20万元。据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记载，当时注册在护卫司的妓女有3000多人，此外私娼则不计其数。这些人都是广州府人士，自幼就被被贩卖出洋。

折磨之下，无法逃脱的华工选择自杀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而且很多身体有缺陷或者体力不行的华工，往往就在这第一关就会被西方恶商选择抛弃。

妇女儿童一直都是奴隶贩不会错过的对象

噩梦的开始

奴隶船上的华工

华工们被送上船后，噩梦才真正开始。这些苦力船上的恶劣环境丝毫不亚于当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贩奴船。同样的超载，同样的缺粮缺水。华工们平常只能待在底层，不允许上甲板活动。甚至还会被装入竹笼、铁栅。而且苦力船上的拥挤程度是正常人不能想象的，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船员们也是动不动就打人示威，根本就没把这些华工当人来看。

一两百天的航程，使得这些华工的死亡率非常高，能活着到异国他乡已实属不易。船只上的华工死亡率超过半数的例子，比比皆是。据统计，1847年--1873年之间，运往古巴的海上死亡率是36.84%，到秘鲁的是35.18%，到美国的是64.21%，到圭亚那的是30%，到巴拿马的是22.34%。

晚清大臣傅云龙出洋游历西方诸国经过秘鲁时，言：华人至秘鲁国,自道光十八年始，光绪元年已十一万有奇， 然生存者五万九千耳。

加州沿海的华人渔民

到了目的地后，其情况也不容乐观。到达秘鲁的华工主要进入种植园和鸟粪场工作，每天普遍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年仅有三天假期。当时的鸟粪场是秘鲁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凭借着出口鸟粪，给国家赚取了极多的财政收入。当时的鸟粪场中就有华工们辛勤工作的身影。

受虐的华工在1868年通过驻秘鲁公使，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了一份陈情书，痛诉他们在秘鲁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清政府得悉此事，也较为积极的开展了同秘鲁政府的谈判。最终在1874年达成了协议，即《中秘会议专条》以及《中秘移民通商条约十九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保护华工合法权益的条约。 但苦力贸易并没有因此而彻底禁绝，在东南沿海仍然存在着人口拐卖现象。总之清政府逐渐开始对海外华侨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也逐渐开始关注和保护海外华侨。

帮助开通第一条横跨北美铁路线的华工

尾声

20世纪初的唐人街照片

一直到今天，当年的中国华工移民，早已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繁衍生息。据统计，目前华裔人口占秘鲁总人口的3%—4%，且曾经有两位华裔担任过秘鲁总理，此外还有华裔担任过圭亚那总统。当年苦力们的后代，最终凭借着自己双手的努力在世界各地成功定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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