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越南政府搞了一次“地图开疆”之举，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要求修改有关三亚飞行情报区的航行地图。这是因为越南声称对“长沙群岛”（即南沙群岛）、永暑礁拥有主权，而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地图上，“长沙群岛”上写有中文“中国三沙市”；永暑礁上标注了“三沙永暑机场”。越南的要求固属无理取闹，但也不应无视，因为从历史教训而言，“地图开疆”确实是件大事。
中国古代同周边国家并无明确国界，也没有完整、准确的疆域地图。1689年，尼布楚谈判期间，中方代表手上只有现存《吉林九合图》的原图，精度有限。康熙帝为了解黑龙江流域的地理情况，要求进呈相关地图。参与尼布楚谈判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献出一张亚洲地图，但因资料缺乏，中国东北地区竟存在一片空白。
清政府同沙俄在1727年签订《布连斯奇界约》、1728年签订《恰克图条约》时，中方代表依旧没有精确地图，对边界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只能使用俄方提供的地图，以至被骗，损失惨重，丢失贝加尔湖以南、恰克图以北的安加拉河流域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甚至到了清朝末年，这种情况都没有改变。1878年，崇厚同沙俄谈判伊犁问题失败，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无图可用。胡林翼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基础上修订的《大清一统舆图》虽有经纬网，但1:200万的比例过小，边地译名混乱，地名定位错误、天山位置偏移等问题，让地图上划归俄方的面积，比实际划归俄方的面积，要小很多。崇厚一度相信，大部分失土已被收回，俄方在归还伊犁问题上是“友善”的。过了几个月，清政府拿到俄方正式提交的分界地图后，才知道崇厚谈判损失极大，致伊犁“一城孤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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