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唯一称得上黑社会的人,外号比谁都横

鲍鹏山先生在他的“新说《水浒》”中说,金眼彪施恩是一个黑社会头目,到处收保护费。因此,武松帮助施恩收拾蒋门神,其实就成了黑社会的打手。武松替施恩赶走蒋门神,蒋门神又暗中卷土重来陷害武松,就成为黑社会的黑吃黑。在其他很多地方,鲍先生也讲到了狱吏、管营、差拨、公人等小吏时常收取好处的事情,鲍先生把这些事情都当成大宋黑暗的证明。对于小说中描写的这些现象,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它是施耐庵在元末明初的描写,如此详尽的细节,不可能是北宋的真实状况,更应该是施耐庵影射元代末年的艺术手法。但是,施耐庵的描写,与北宋的真实状况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在我看来,联系当然是有的。但是,鲍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要用元末明初的小说事例来说宋朝的事情,至少应该多了解一点历史,分辨一下小说描写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而不应该看到风就是雨,看到表面现象就随便下结论,简单化地把施恩称为黑社会。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建立,至唐朝,再至宋朝,科举制度成为宋朝官员最主要的来源。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一件事情:科举产生的只是官员。一般来说,宋朝时,朝廷派驻一个县里、通过科举而获得官员资格的人没几个,以今天的税务局、公安局来比喻,最多派一个有科举出身的局长。但是,宋朝的一个县里,县衙门要管的事情还很多,比方说收税,治安等等。那么,这些具体工作由谁来做?我先介绍一下王安石变法以前的情况。王安石变法以前,干这些具体工作的“办事员”都是当地普通人,称为“差役”。在货币不发达的年代,“差役”像其它劳役一样,是老百姓的义务,是必须要承担的工作,因而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宋朝的人口增长很快,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品经济迅速繁荣,人员流动较大,平均文化程度也普遍提高,因此,社会管理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沿袭古代的“差役法”主要带来几个严重的问题。第一,税收之类管理工作越来越专业,但是,承担这些差役的人只按家庭经济条件划分,使得这些人都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业务能力较差;第二,由于承担这些差役是义务劳动,会影响这些人自己的营生,因此,积极性大都不高。以收税来说,他们要么图快图方便,快点完成差事,因而催缴税的时候常常态度不好,没有今天提倡的“微笑服务”、“文明窗口”之类;要么就替自己找一个方法,暗中搞点好处,也算没浪费时间,算是对耽误自己营生的一个弥补。这种做法实际上暗中将“差役”这一义务劳动,变成了有报酬的工作。官府想要查清这种违规现象,难度很大。因为,一个县里,吃皇粮的官员并不多,今天意义上所有的“公务员”,在差役的状态下,其实都是“义务劳动”,人人都有可能把原先官府规定的“义务”变成手中可以兑现的小权利。

王安石变法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改变以前的“差役法”,称之为“免役法”。简单来说,“免役法”的内容就是,废除以“劳役”形式缴税的“差役”,改以货币缴税。然后,官府用这笔税收雇用专门人员来做这些具体工作。与此同时,被官府雇用的人,需要经过培训,比方说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并形成职业道德。

但是,一个好的理论或者一个好的设想,要落到实处,真正成为一个健全完善的制度,往往是需要时间的,或者是有过程的。王安石变法后来有反复,他的变法内容很多后来取消了,其中就包括“免役法”。然而,到了《水浒》描写的宋徽宗时期,王安石的很多“新政”又恢复了。因此,从历史真实的角度说,到了宋徽宗时期,类似现在税务局、警察局等政府职能部门,虽然又部分恢复了“免役法”的公务员制度,但是,由于政策上的反反复复,这一时期的公务员制度,实际上还处于刚刚形成的阶段,与过去的旧制度还有过渡和交叉,尚未完全成熟。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水浒》中施恩之类人物的真实情况。

施恩大致属于“免役法”正式实施前,必须承担政府“差役”的人。宋徽宗时期部分恢复王安石的“新法”,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在远离首都的地方全面实行。因此,施恩并不是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而是在完成官府的工作。由于“差役”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因此,不能排除施恩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捞点辛苦费。然而,与施恩相比,蒋门神才更像黑社会。官府愿意把这份工作交给蒋门神,也许是因为蒋门神搜刮更严厉,完成的税额更高,自己的好处也越多。我认为,小说《水浒》中施恩与蒋门神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弊病丛生的古代“差役法”向“免役法”这一公务员制度过渡时期的反映。此外,我们还知道,黑社会一个重要标志是,与公检法等政府部门的个别人勾结。事实上,真正与官府个别人(例如张团练)勾结陷害武松的,正是蒋门神。因此,退一步讲,如果小说中的描写可以称为“黑社会”的话,那么,鲍鹏山先生说金眼彪施恩是黑社会,在我看来,真好属于颠倒黑白。

水浒唯一称得上黑社会的人,外号比谁都横

《水浒》中对于官吏腐败的描写,实际上既是对旧制度的批判,也是对健全公务员制度的期望。鲍鹏山先生自以为从小说中提炼出来并大加发挥的“新意”,其实早都被施耐庵本人表达了。鲍鹏山先生的见解,与古人施耐庵相比,并没有超出多少,反而很多都在胡乱发挥。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公务员制度,宋朝人最早提出来,并开始实践,是很不容易的,实施过程中有反复也很正常。到了今天,公务员制度已经成为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公务员制度在今天已经比较完善,难道不是中国人历史上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修正的结果?《水浒》中的描写,也是这个实践、总结过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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