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紅色預警:從流動人口三十年首次下降說開去

十六歲的姜淑芳獨自從廣西省山上的村莊來到深圳,在一家電子廠找到工作,也在這裡墜入了愛河。她的男友性格靦腆,比她大了六歲,輪班時間和她相同,但座位在另一張組裝臺上。他名叫驊長戰,來自更內陸的湖南省。在這片幾乎所有人都來自異鄉的工廠群裡,大多數人都還是沒有孩子的年輕人,工作生活也經常孤獨又缺乏朋友,於是這對情侶到哪都如影隨形。兩年後,由於工廠倒閉,他們只好一同前往深圳的勞動機構與就業中心,找尋理想的工作機會:也就是月薪至少在以前八百元人民幣以上的工廠,而且有兩個以上的空缺。一般人也許會認為這兩個年輕人會找個地方同居,但儘管他們夢想著有一天能夠結婚並且共同建立家庭,同居卻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們現在都在找房子,"姜淑芳一面看著中介的租房廣告,一面對我說,"可是我們寧可住在不同宿舍,而且是小宿舍,一個房間住四到六個工友,因為這樣便宜的多,也方便的多。我們如果住公寓,就絕對存不了錢。"

她說的沒錯:他們如果搬出上下鋪的宿舍而另覓住處同居,就會毀掉自己經由儲蓄而在城市裡立足發展的機會,更不可能到其他城市買房子共同生活。他們雖然交往了很久,感情也極為穩定,兩人單獨共處一室的次數卻一隻手就能數得過來。他們兩人都喜歡深圳的熱鬧生活與較高的工資,也希望能夠找到方法定居在這裡,但他們已經發現自己幾乎不可能在這裡真正紮根。除了房價高的無法負擔之外,這座城市的一些政策,也讓外來務工人員對在這裡生養小孩備感艱難,不論你在這裡工作了多久都一樣。理論上,這裡雖然領先中國各地,並且最早廢除了嚴格的市民戶籍登記制度,但實際上,卻只有具備技術、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富有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居住權。在這座一千四百萬人口的城市裡,只有佔百分之十五的兩百一十萬人口擁有深圳戶籍,所以也只有這些人的子女能夠就讀市內的學校。姜、驊二人根本沒有機會取得戶籍。他們的未來和他們想要建立的家庭,只能在其他地方落腳。對此其他的千百萬農民工也都得出相同的結論。

引文——(【加拿大】道格·桑德斯 《落腳城市——最後的人類大遷移與我們的未來》第54頁)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的統計公報,2015年中國總計有2.47億人的流動人口,2015年度的流動人口[i]數據十分有意思,我國的流動人口在過去30年的時間裡首次出現了下降。我們有必要搞清楚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

圖表 1中國的流動人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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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的減少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第一是供給側,即由於我國15~65歲人口總數減少導致的;第二個是需求側,即由於城市就業崗位下降導致的。那麼,這兩種因素的影響程度如何呢?

表格 1勞動力人口與流動人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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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分析下勞動力人口減少對流動人口的影響,我國的勞動力人口在2013年達到頂峰,2014年和2015年都是下降的。流動人口的年增長率在2011年~2014年都超過了勞動力人口的增長率,即便是在2014年勞動力人口開始下行是,流動人口仍然是大幅增長的態勢。但是,2015年流動人口的增長率首次出現了2.37%的負增長,而勞動力人口的負增長僅為1.55%。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勞動力人口的下行不足以完全解釋流動人口的下行。直觀上僅能夠解釋其中的1.55%。

從需求側的角度看,2015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451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40410萬人。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12萬人。從這個角度來講,城市的就業創造能力貌似並未減少。但是國家統計局公佈的4億人城鎮就業人員數據是不含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個體經營、合夥經營和純私營資本的企業就業人數並未納入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就業統計中,我們也無法找到權威的統計數據或可靠的方法估計這部分就業群體。故而,單單通過城鎮新增就業增加並不能得出城市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也在增加這樣的結論。

既然上述的路走不通,我們拐彎一下,我們分析流動人口中最大的群體,即農民工[ii]群體。外出農民工佔流動人口的比重長期處於70%左右,剩餘的30%的流動人口主要是指擁有城鎮戶籍但是仍然離開本城市半年以上的人員,筆者估計此部分意指“被城市化的”部分。

表格 2流動人口與農民工數(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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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農民工總數在2015年增加了352萬人,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其中外出農民工僅增加了63萬人,剩餘的289萬人都是本地農民工。這意味著農民工更為優先的選擇不是外出,而是留在本地選擇就業。從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披露的信息看,“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農民工7745萬人,比上年減少122萬人,下降1.5%,佔外出農民工總量的45.9%,比上年減少0.9個百分點。分區域看,東部地區外出農民工17.3%跨省流動,比上年下降1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外出農民工61.1%跨省流動,下降1.7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53.5%跨省流動,下降0.4個百分點。”這也意味著農民工的流動性降低了。

至此,我們基本揭示出來了流動人口下降的原因,流動人口下降一方面源於勞動力人口的下降,一方面源於農民的主觀選擇不流動了。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農民工不選擇去外地工作?

表格 3外出農民工的結餘與本地農民工對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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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的減少是農民工不太喜歡流動的一個根本原因

。“扣除生活成本,外出農民工每人月均收入結餘1557元。而中部、西部地區農民工在東部地區的收入結餘分別是1518元和1344元,都低於在本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平均結餘。中部地區農民工在中部、西部地區務工比在東部地區務工多獲得64元和130元;西部地區農民工在中部、西部地區務工比在東部地區務工多獲得228元和90元。數據還顯示,中部、西部地區農民工在省內和省外務工收入結餘相當,而東部地區農民工去省外務工的結餘2118元,比在省內務工高496元。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務工生活開支較大、收入結餘少,因此在中西部就業機會增加的情況下,農民工更傾向選擇就近就業,這也是當前農民工流動格局變化的一個主要原因。”(《201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相比於本地農民工,外出農民工的結餘更低。本地農民工的月支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iii],2015年外出農民工的月收入為3359元,本地農民工的月收入為2781元,比本地農民工高出了578元。但是外出農民工每個月的支出高達892元,故而結餘為2347元,這點對於樸實的農民是非常重要的,外出雖然賺的多,但是過年一算就是白忙活。

圖表 2外出農民工的居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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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出農民工的居住也可以證明這個問題,2010年之前50%以上的外出農民工的居住大部分是單位提供居住,就好比我們本文開頭的那對年輕情侶的故事,他們都居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中。但是從2010年以來,單位提供的宿舍越來越少,租房[iv]的農民工越來越多。一方面,伴隨著企業經濟效益的下行和土地成本的上漲,單位越來越無法為農民工提供宿舍。一方面,農民工需要自己花錢用於居住支出,這點對於農民工外出結餘影響較大。

我們通過迂迴的方式分析了需求側,因為生活成本的上升,城市提供給農民工就業的機會並不能使他們的結餘更多,這導致了農民工自行選擇不流動,而是留在家鄉。

農民工群體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40歲以下農民工的數量佔比在不斷的下降,而40歲以上的農民工數量佔比在逐步的上升。

圖表 3農民工年齡結構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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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0歲以下的農民工佔所有農民工總量的70%,而2015年則下降到了55%。從邏輯上講,有兩種可能性會導致這樣的原因,第一,這些年輕的農民工已經取得了城市戶籍,再也不會被國家統計局納入“農民工”的範圍;第二,這些年輕農民工返回家鄉再也不出來了,而是在家鄉從事農業生產。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的原因,且這兩條假設滿足互斥性,即我們僅需證實其中一個假設即可。

我們可以通過“全國農村常駐人口數-農民工數=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農村非經濟人口[v]”這樣的一個公式來說明,大部分的年輕農民工在2008年~2015年這個階段已經取得了城市戶籍。

表格 4農業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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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從事農業勞動和農村非經濟人口數從2008年以來處於不斷的下降的趨勢中,這證明了這群年輕人並沒有回到自己的家鄉務農,而是已經取得了城市戶籍,如果他們不在戶籍取得地打工則會被納入流動人口的統計範圍,流動人口超出外出農民工的部分應該有一部分是這個群體。

經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並不會像納瑟姆曲線[vi]暗示的那樣樂觀,筆者認為,城市化的前提一定是強悍的產業競爭力,如此才能保證進城的人充分就業,這點我們在今後的文章中會再做分析。我國大部分的農民工收入相對較低,而且農民工群體的社會保障非常之低,這部分群體很難負擔現在的城市生活成本,故而他們做出了選擇,選擇的結果就是我國的流動人口在2015年出現了30年首次的減少。而剩餘在農村的那部分農民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和孩子,這部分3.2億的人口想要進城也是十分之困難的。

說中國的城市化率剛過56%,和發達國家

[vii]還有很大差距的學者,以此來證明中國的房地產仍有很大的需求。這個故事和2015年的“改革牛”的故事的本質是一樣的,都是看似成立的邏輯和看似成立的證據,但經不起嚴謹的推敲。

另外,筆者在上一篇文章《深圳你的房價究竟是什麼決定的?》有論述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割裂的,是有房人自己的遊戲,沒房人幹看著有房人自己在那玩的很開心,而有房人則被剛需的故事和城市化的故事徹底洗腦,這好比在2015年上半年,所有炒股的人被“改革牛”洗腦一樣的道理。

[i]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定義,流動人口=人戶分離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其中,人戶分離人口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是指一個直轄市或地級市所轄區內和區與區之間,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不在同一鄉鎮街道的人口。

[ii]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定義,農民工:指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本地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農民工。外出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

[iii]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口徑,本地農民工的活動範圍是在戶籍所在地的鄉鎮以內就業,這樣本地農民工可以每天回家居住與吃飯,居住支出和吃飯的支出基本上忽略不計。

[iv]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農民工的居住總計有“單位宿舍”、“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與他人合租住房”、“獨立租賃住房”、“務工地自購房”、“鄉外從業回家居住”和“其他”這幾種該類型,筆者合併了“單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產經營場所”為“單位提供”,將“與他人合租住房”和“獨立租賃住房”合併為“租房”。

[v]鄉村人口是擁有鄉村戶籍的人數,其中農民工是擁有農民戶籍但是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將兩者相減,得出的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和農村的老人和兒童,老人兒童是非經濟人口。

[vi]納瑟姆曲線,美國城市地理學家納瑟姆提出的一個刻舟求劍式的理論,該理論認為:當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代表經濟發展勢頭較為緩慢的準備階段,這個國家尚處於農業社會;當城市化水平超過30%時,第一個拐點出現,代表經濟發展勢頭極為迅猛的高速階段,這個國家進入工業社會;城市化水平繼續提高到超過70%之後,出現第二個拐點,代表經濟發展勢頭再次趨於平緩的成熟階段,這時,這個國家也就基本實現了現代化,進入後工業社會。這個理論被中國的學者一股腦的接受了,因為這個理論簡單,不費腦子。筆者認為這個理論是有非常嚴重的錯誤的,好比中國的傳統寓言故事——刻舟求劍。肯尼亞的城市化率還不到30%,如果按照這個理論的預測,難道他的經濟潛力比中國大?筆者在今後的文章還會詳細的分析並批判這個理論。

[vii] 2015年,世界主要的發達國家,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城市化率都達到了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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