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入京師洛陽擄走晉懷帝，殺太子司馬詮、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三萬餘人，並挖掘陵墓和焚燬宮殿，史稱“永嘉之亂”。
大量人口為避戰亂從中原遷往長江中下游，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史稱"衣冠南渡"。
自永嘉之亂後，開啟了北方五胡亂華的局面，中原陷入胡人分裂混戰近130年，中原人民流離失所，死傷無數。加上戰爭阻礙生產，使開發近千年的中原淪為白骨蔽野之地。
長期的社會動盪，連年的戰爭，使漢武帝時期確立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正統儒家思想觀念開始崩潰，儒家思想無法解百姓於水火，無法使國家恢復一統。流離失所的百姓在物質上得不到滿足，便迫切需要尋找到精神上的寄託。而佛教宣揚的“極樂世界”正是苦難中的百姓所需要的。
底層百姓的信仰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的支持，更是佛教發展的重要支撐。在這一時期大量的寺廟都是由統治階級所建。但當時的統治者支持佛教的發展並不是只是為了自己的信仰，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佛教主動依附王權，表示為王權服務，佛教極大的鞏固了統治階級的統治，於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以迅猛發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唐代詩人杜牧的這句詩，正是這一時期佛教發展的真實寫照。
但是迅猛發展的佛教卻似乎脫離了它的本質。
“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種蔬菜和糧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南史·郭祖深傳》。
佛寺宏麗，僧尼氾濫，僧人無需繳納賦稅，可以招募僕從，甚至違反律法的罪犯在寺院出家可以減輕罪罰，僧不是僧，佛也不是最初的佛了。更重要的是寺院經濟在當時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一個農業大國，“天下戶口，幾亡其半”，百姓都當和尚去了，農業生產誰去做？人人都信佛，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如何發展？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指佛教）害政，桑門（指僧人）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振思其弱。……又感以茫目之言，懼以職阿鼻指（地獄）之苦，誘以虛詭之辭，欣以兜率（指天堂）之樂……致使兵挫於行間，吏官於官府，粟罄於墮遜，貨殫於泥木。……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而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發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範縝《神滅論》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始，至其駕崩，廢佛時間共六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自建德三年（574年）始，至其駕崩（578年），滅佛時間共五年。
唐武宗李炎滅佛，自會昌二年（842年）始，至其駕崩（846年），滅佛時間共六年。史稱“會昌法難”。
其實“三武滅佛”遠遠沒有達到“滅”的這個程度，有人說“三武滅佛”是中國古代的宗教迫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第一次禁佛，太平真君七年，魏太武帝西征至長安，見佛寺藏有兵器，僧侶與室女私通，即禁佛，太武帝雖殺了一些人，但那是因為鎮壓叛亂。太武帝死後，文成帝繼位，詔復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復。
第二次禁佛，北周武帝只是強迫三百萬僧尼還俗，並未屠殺僧侶。武帝死後，宣帝、靜帝先後繼位，佛法又興。
第三次禁佛，唐武宗時期的禁佛則更加溫和，如若想做僧尼則不能擁有田產，想擁有田產，則必須還俗。對違反戒律的僧尼則勒令還俗，但養尊處優，驕奢淫慾的僧尼卻根本不聽從命令，唐武宗才不得不加大了禁佛的力度。
佛教“三武之難”的原因有很多，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寺院經濟與封建地主經濟之間的矛盾。唐武宗禁佛時，歷史記載“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寺院佔有大量財產，田地，人口，並且無需繳納賦稅，這直接損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及普通百姓的利益。
三次禁佛的意義在於把佛教這個外來宗教導入適應中國國情，適合地主階級和普通百姓的利益的軌道上來，佛教不在凌駕於王權和百姓之上。
在這些大規模的滅法運動之後，中國佛教的兩大重要支派（南傳佛教,西傳佛教）受到嚴重打擊，不復國教氣象。禪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規（自耕自食，自食其力）損失最小。藏傳佛教因其元朝時期才逐漸傳入中國因此未遭受打擊。
其實不管是外來宗教，還是我們本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其能夠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推動社會進步，維護人民利益，如果某種宗教的傳播，在阻礙國家的進步，在損害人民的利益，那麼它最終是一定會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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