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日本兴兵侵略台湾之后，让大清国从庙堂到庶民都大吃一惊，连日本这个原来远道称臣的小国都打上门来了，这还了得，而当时沙俄在新疆也是虎视眈眈，于是主持国政的恭亲王奕忻和武英殿大学士文祥的引导下，开展了一场史称“海防与塞防”的国防战略大辩论。
恭亲王的见识超过了一般的满蒙权贵
这场大辩论中，地方督抚明显分为两派，一派以淮军领袖、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他主张先海防而后塞防的，甚至提出了暂时放弃新疆的主张，他认为当务之急在海防，日本为目前心头之患，而且前几年的战败都是因为海军落后，所以要大力建设海军，他认为，在当时不加强建设海军，一旦开战，各军的海军立马可以威胁北京，但是新疆则不同，纵使失去亦难危及京师，对中国元气无伤，他的观点得到了两江总督李宗羲、闽浙总督李鹤年、江西巡抚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翰章、山西巡抚鲍源深等地方大员的公开支持，其中李鸿章的大哥李翰章甚至明确提出“裁无益之兵”，以西征经费接济海防，等以后经济条件好转了，再进行西征。
李文忠公
另外一派最开始是以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南巡抚王文韶、文彬、吴元炳等均力陈加强塞防抗俄的重要性，而在朝中，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也倾向于塞防。不过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开始并没有表态。
文祥实乃一代名相，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光绪元年，清廷见“塞防”“海防”意见不一（估计满清权贵由于很多出身蒙古族，内心里还是倾向于塞防），于是发文要左宗棠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个月后，左宗棠完整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塞防海防都不可偏废，若现在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防。他认为从新疆的战略地位看，北京外有蒙古和新疆蔽卫，而蒙古与新疆又是唇齿相依，目前来说塞防更重要。
左宗棠抬棺西征，成就了自己的不世伟业
最后，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一锤定音，他认为疆蒙是京师肩背，主张火速派大军出关，先解新疆燃眉之争，待塞防基本稳定后再来认真从事海防建设，为两宫太后接受。最后朝廷一面命左宗棠西征新疆，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自此几个月的关于海防、塞防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曾文正公当时如果还在世，不知会持何观点
今天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海防与塞防之争，其实都没错，只不过都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首先在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主持朝政的文祥的认识是正确的，对于当时来说，列强还不至于在沿海挑起战争，新疆才是燃眉之急，但是也不是不加强海防，而是先把燃眉之急解决了再回头加强海防。
但是从长远看，李鸿章好象比左宗棠看得更远一点，毕竟他所提倡洋务海防等都是新兴事物，并多有移风易俗之措施，其眼光见识远在世人之上，而塞防则是传统的陆地思维，说明左的战略眼光较李还略逊一筹，朝今天的世界来看，也充分说明李的战略眼光。
东南互保可以看出中国的元气所在
后来的结果是左宗棠抬棺西征，成就了收复新疆的不世之功，列强也大为震动，以至于左宗棠在担任两江总督时，经过上海租界，洋人清除道路，换升中国龙旗，鸣炮十三响以迎接。第四次巡视时（1884年2月），外国洋行人员和英、美、德、俄、奥等国公使均前往坐船晋谒，后来被誉为民族英雄！
而李鸿章，实际更受朝中重视，长期主持外交，由于国势不振，以至于代表朝廷签下了几十个不平等条约，被国人视之为千古罪人，李鸿章自己也觉得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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