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央行近日公佈的數據，5月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僅7608億元，較4月的1.56萬億元下降近一半；社會融資餘額的增速也進一步下滑至10.3％，為2006年1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我國金融數據持續走弱，或許只是一個開始。一方面，2018年下半年將迎來一輪信託到期“小高峰”，月均規模達4923億元。而截至2017年底，資金信託中有38.2％投向了貸款，這意味著下半年月均將有約1883億元的信託貸款到期，非標融資面臨收縮壓力。另一方面，近期部分企業也迎來債券償付高峰，且違約事件頻發，很大程度反映了企業再融資困難的矛盾愈發突出。
應該說，當前企業融資趨緊的格局，與資管新規落地後銀行表外融資通道顯著收縮有一定關係。從結構上看，5月社會融資規模偏弱的主因，是表外融資大幅少增，其中，委託貸款、信託貸款、未貼現匯票分別下降1570億元、904億元和1741億元，合計同比少增4500億元。導致在企業債券淨償還同比少減逾2000億元的情況下，社會融資規模同比仍顯著少增。由此可見，資管新規落地後，以大幅壓降表外融資為代表的結構性去槓桿政策，是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這一現象已在預料之中，也是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經營行為、消除監管套利、整治市場亂象、加快金融去槓桿必須付出的“陣痛”，而且從長期看，此舉有利於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調整信貸結構，將資金投放給最需要支持的實體企業。但我們仍應積極想辦法，化解資管新規落地所致的企業融資困難局面，如若不然，或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較大負面影響，最終給經濟企穩回升帶來不確定性。
從當前看，要化解上述問題可從四方面著手。首先，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採取更加激進的信貸策略，站在穩定和發展經濟的政治戰略高度，想辦法創新信貸服務模式、推出切合實際的信貸服務產品，不斷提高信貸服務效率，堅決克服藉口資管新規落地發生惜貸、怕貸、畏貸、抽貸、斷貸等行為傾向，將所有能發放貸款的企業納入信貸範圍，消除一切信貸歧視行為和信貸選擇性行為，切實提高實體企業信貸可獲得性。
其次，貨幣信貸政策可進行適當調整，以消除市場對美聯儲加息可能帶來負面衝擊的擔憂，如從“穩健中性”向“穩健適度”轉變，擇機實行定向降準或普遍降準，釋放市場流動性，為市場提供較為寬鬆的貨幣環境，以滿足實體經濟正常合理的信貸資金需要。
再次，對於有發展前景、具有一定償還能力企業即將到期的債券或信託產品，可參照“債轉股”或資產證券化等方式轉換債務，由銀行或相關擔保機構提供授信或擔保。同時，為減輕非標壓縮的影響，可發展替代性融資渠道，如將票交所的票據納入資管產品可投資的標準化產品序列，適當消減資管新規帶來的資金壓力，以減輕企業集中償債的負擔，間接緩解企業融資困難。
最後，積極拓寬直接融資渠道，降低企業直接融資門檻，讓更多的實體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
撰文 莫開偉
圖片均來自網絡
閱讀更多 上海金融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