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身手
處暑過了，核桃熟了。暑假的最後一個雙休日，我們兄弟姐妹相約回老家打核桃。
老家責任田的兩片地裡有核桃樹，是前些年響應國家退耕還林號召栽種的，現在長大成林了。
我和妻子回到家的時候，太陽已經一大截子高了。院門上著鎖，父親、母親和我的弟弟、妹妹、侄兒男女們，都已經去了核桃地裡。我拿出手機和五弟聯繫，五弟說：“已經看見你們到家了，爸爸回去給你們開門了……”，正要掛斷電話，五弟那邊又急著喊：“你往過走接一下爸爸，爸爸扛了一袋子核桃！”父親今年79歲了，近兩年身體狀況一直不錯，每每，我們全家人說到這個話題，便充溢著滿滿的幸福！裝核桃的袋子應該還是用過的肥料袋子、面袋子，父親畢竟79歲的人了，怎麼能扛那麼重的核桃在雜草叢生的山路上上坡下坡地走哇……我急忙順著去核桃地的路緊跑。
就在一個拐彎處，父親過來了，瘦削的身子，肩膀上一大袋子核桃，一隻手緊緊抓著紮緊的袋口兒，一隻手用一根木棍使勁兒撬著袋子，額頭上淌著汗珠，一臉的笑意：“我又不是專門往回送，是回來給你們開門，捎了一袋。”我趕忙接過核桃，和父親相跟著回了家。
早飯在灶頭備著，我和妻子很快吃了一點兒，跟著父親到了核桃地裡。一家老小熱鬧得很，有的站在地上舉著長竿子打夠得著的核桃，有的上到樹上用長短不同的竿子擊打遠遠近近的核桃，有的在地上往桶裡、袋子裡撿拾，有的在繞著樹轉著圈仔細“發現”那些藏在葉子背後的核桃……一家人很久沒有這樣在一起幹農活兒了，打著、撿著、淌著汗，說著、笑著、開心著，很快，轉移到了另一片地裡。
這片地裡樹更多，核桃結得更稠密。好像是有點兒累了，我們先打地中心幾棵長得較低矮的樹上的核桃。小侄兒突然叫了一聲：“哎，爺爺去了哪兒啦？”是啊，父親怎麼不見了？就聽見父親在叫我，原來，他一個人跑到上面的一塊地裡去了，最靠地裡邊的一顆核桃樹長得最高，父親到上面的地裡先揀夠得著的核桃摘滿了一大桶，要我過去接下來。我接下來送回倒進袋子裡再到了樹跟前的時候，父親又不見了，“啪”，“啪”的打核桃的聲音從樹上傳來，父親上到樹上去了！我忙喊：“爸爸，爸爸，您怎麼上樹去了？！快下來吧。”父親說：“沒事兒！誰上來也一樣。”高高的核桃樹上，枝葉掩映間，父親穩穩地踩在枝杈間，斜靠著粗壯的樹枝，有力地揮動著手中的竿子，變換著角度精準地擊打核桃。我懸著的心稍稍放平了一些。那邊，母親爽朗的聲音飄過來：“你爸爸的身手？能行！”我心裡一熱，掏出手機對著樹上的父親拍了幾張照片。
父親的身手，年輕時候真的了得。他原本在一個礦務局當電工，上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為了能在爺爺奶奶身邊侍奉，退了職，回到村裡。我第一次被父親的身手震撼，是上世紀70年代，當時，父親是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我們村要成為除公社所在地外第一個通電的村子，父親“噌噌噌”爬上高壓電杆作業，讓那些專門前來施工的工人們睜圓了雙眼，也讓我在小夥伴們面前收穫了不小的自得。我在另一篇文章裡寫到過，村裡通電的那個晚上，是我記憶中父親最興奮、說話最多的一個晚上。
歲月流逝，父親在逐漸老去；老了的父親有一件事是他一定要每年都做的，那就是清明節到墳地，跪在爺爺奶奶的墳前上墳。我們家的祖墳在一座小山的一處高圪臺上，上下陡峭，周圍只有一條路可以繞進去，其間要下很長一段很陡的坡，穿過一大片荊棘叢。父親過了70歲，我們就勸說他不必非到地頭不可了，但他始終不聽，後來，我們也就不勸了，只是一路保護著他老人家的安全。有一年上完墳，從地裡下來，我的一個在外地的本家叔叔說：“二哥你真是好身手！看我，不回來是想回來，回來了，到了這兒了，上不去了……”父親說：“哦，我是村裡的麼。”
…… ……
父親究竟是79歲的人了！拿了一盒酸奶，我把父親從樹上勸了下來，父親說：“你喝，你喝。”我說：“誰都喝過了，就您沒喝。”父親這才沒有作聲兒，接過酸奶，坐在地上，點著了一根菸。父親靜靜地坐在那裡抽著煙，喝著酸奶，一臉的舒坦。
看著父親，我停下了撿核桃的手，打開手機看剛才的照片：核桃樹枝葉稠密，大片大片的綠色，竟沒有一張能清晰完整地照出父親的身體。
仔細再看，每張照片都很美：照片上，一片蔥蘢！
家有四叔
國慶假期，我和妻子一起去看四叔。四叔還住在鄉下他自己的院子裡，妻問：“四叔，你沒有在城裡買房子嗎？”四叔說：“沒有，不買了，在村裡住著就挺好。”四叔退休十多年了，住在村裡的確也挺好，可四叔的話又一次讓我隱隱作痛。
很多年前了。高考恢復的第一年，四叔達到了大學投檔分數線，在當時，能不能被錄取，公社的意見很重要。全公社共有四個考生達了線，公社給其他三個考生出具的意見都是同意上大學，給四叔出具的卻是不同意。不同意四叔上大學的理由是，該同志已具備帶高中物理課的水平，不需要去上大學，又，還帶著將要參加高考的學生的物理課，工作離不開云云。四叔因而一生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時我在公社放大站做廣播員，兼做打字員，公社的意見是我親手打印的。我相信當時公社裡無論組織還是個人都沒有惡意，我一個小小的打字員也改變不了什麼，但隨著年齡的增大，聽聞當時上了大學的另外三個人命運的徹底改變，感受著上大學的重要性，心裡還是常常會為四叔不平。
這不是四叔命運的第一次不由自主。還在很小的時候，他就被我的爺爺奶奶送了人做養子，跟了他的表叔，改姓了王。我們全家都相信我的爺爺奶奶也不捨得，但還是把四叔給了人，因為四叔的養父、我爺爺的表弟沒兒子，在那樣的年代，爺爺是要幫著他的表弟續香火吧？因為爺爺奶奶還把我的三叔給了同樣沒有兒子的我的老姑家。四叔的名字裡有個“忠”字，我幾乎可以斷定名字是在我爺爺的主導下起的。四叔也的確對自己的養父母很孝順，儘管在我的記憶裡，他也有過哭著問我奶奶為什麼要把他送了人的情形……
沒有上成大學是四叔無法言說的憾事。四叔當時已由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了，他的物理課真是上得相當好。有和四叔一樣好的一批老師，第二年高考，我們公社高中有半數的考生達到了投檔線，在縣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後來連續幾年成績都很好。四叔還可以在課外或假期帶著學生修電動機、變壓器，我當時覺得非常神奇。其實四叔帶高中物理的時候，我還在讀初中，初中和高中在一個大院子裡，我常常路過四叔的辦公室門口，也常常被四叔叫進他的辦公室。四叔把我叫進辦公室，也問我的學習情況，但更多的是命令：“洗臉！”後來我常想，我那時一定經常折騰得像個三花臉吧？後來，我因故退學到了公社的放大站，沒有做成四叔的學生，但四叔的為人處事是我一生的榜樣，從放大站考取中專學校，四叔和我的姑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我離開了學校，我的弟弟妹妹們在長大，一個個又先後去到中學上學，一個個都受到了四叔很好的教育和照顧。
四叔後來做了很長時間的中學校長，他對學生的好，對老師的好，對學校的好，有口皆碑。從校長位置上退下來後，又到縣教育局辦的校服廠做管理人員，我的朋友們常常和我說到他：工作的兢兢業業，對校服質量的近乎嚴苛的把關，總讓人情不自禁為之動容。離開校服廠，四叔又到縣城的一所中學做學生宿舍管理員，我的一個表弟是那裡的校長，每每說到四叔，他就是一番感嘆：“人家王老師……”現在，四叔又在鄉里幫著做民事調解工作。年過古稀的四叔還是歇不下來！
記得很小的時候，只要四叔到了我家，我媽總會調一個酸菜，夾一碗芥菜做得辣絲絲，煮點黃豆或炒個土豆絲，好讓我爸和我四叔喝一點兒小酒。酒，就是供銷社打來的散酒，菜，就是這些個菜，家裡，就是那麼暖暖的。後來長大了，我也慢慢加入了，有一年正月到四叔家拜年，陪著四叔把一瓶酒都喝光了，那天，四叔說了很多話……
上次和四叔一起喝酒是什麼時候了？今年春節，我在學校值初一到初七的班，十四晚上回到老家，準備十五一早去看四叔。早上起來，下雪了！些許的惱意之後，一個人駕車出發，就算不能陪四叔喝酒，也可以聽他說話，看他喝酒的很享受的樣子啊。小心地堅持著走在山路上，背陰地裡的暗冰真就阻斷了我……給四叔打通電話，爺兒倆一樣的遺憾……
返回，心亂，給四叔發了條短信：
正月十五雪打燈，驅車獨向故鄉行。路曲勾憶少年事，山潤頻添懷舊情。自小啟蒙承愛護，長成未敢不善行。冰滑路塞無由返，自覺寸心亂草生。
四叔的短信回了過來：
手機振動短信傳，打開手機悅心懷。雖然今日未對面，此刻猶如在身邊。短信傳來親情語，親情長存家族圈。
是的，親情長存，四叔！
村裡頭的學堂
老家在村裡頭，村裡頭的鄉親們把外面的學校叫做學校，把村裡頭的學校叫做學堂。我小的時候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
只是，村裡頭沒了學堂已經不少年頭了。
我的小學，是在村裡頭的學堂唸的。
村裡原本有兩座廟，都在村子的東邊兒上，一座規模大些，是村廟，供神；一座規模小些，是家廟，供祖。我們的學堂，就是原來的家廟。家廟從外觀看，正北三孔窯洞，東西各一孔，大約正面原是主殿，兩邊是配殿吧。我們上學的時候，北邊的兩孔窯洞裡住著老師，另外的一孔和東邊的一孔是教室，西邊的一孔，堆放冬天燒火用的炭以及其它雜物。院子裡有一棵很漂亮的合歡樹，只是我們當時跟著大人們叫它絨線花樹，大約因為花冠似絨，花梗如線吧。窯洞裡的祖像，不知在什麼時候被什麼人搬到什麼地方去了，供祖宗的龕也早用泥抹平了，變成了黑板。
我剛上小學的時候，學堂裡只有一個牛生堂老師，教著全部的學生。後來，牛老師調走了，先後來了王老師、原老師、鄭老師。學堂裡一直保持著兩位老師，學生按一、三、五年級和二、四年級，分成兩個班，教學形式當然就是複式教學了。那些老師們都很了得，文化課教得好，我的不錯的普通話底子就是我的王愛蘭老師給我打定的；音樂課、美術課、體育課，樣樣他們都教得好。
平時上體育課就在學堂院子裡，課的內容好像有點兒單調，後來在西邊的窯洞裡用磚和水泥砌起了一個乒乓球檯，一下兒就覺得豐富得很了。課外的體育活動倒是因地制宜，有不少花樣兒，如跳大繩兒了，滾鐵環兒了，打玻璃球兒了等等。我長大做了教師後，經常喜歡琢磨那時的一項叫做“打瓦”的活動，名兒叫做打瓦，其實也用磚頭。就是把一片半片瓦或一塊兒半塊兒磚頭，立在一個固定的位置，然後再用手裡攥著或雙腳夾著的瓦片或磚頭塊兒去打，打倒為贏，就可以接著打；但接著打就要變換打的方法，先按規定打法全部打完者，就是勝利者。打的方法大約有十來種，每種都有名稱。我記得前四種打法依次叫頭打瓦、二大跳、三圪叉、四賣碗兒；第一種，單手投擲，第二種，雙腳夾著再跳著拋出，三、四兩種，雖都是人直立著，用手從腿下拋出，但三圪叉，是從右腿下拋，四賣碗兒，是從左腿下拋。後面幾種還有蹲著拋、後拋等等。看看，是不是各部分肢體都要運動到？是不是很好的健身運動？每個學期還都要開運動會，那就不能在學堂院裡了，學堂院子太小了，就到生產隊的場院裡吧，這時，學堂的運動會就成為全村的大事了。沒有特別要緊的農活，生產隊長也就順了鄉親們和孩子們的心情，讓社員同志們不用下地，在運動會上當觀眾和拉拉隊了。運動會還會把賣冰棍兒的、賣汽水兒的和買糖葫蘆的吸引了來，儘管不是每次都有。
比運動會更盛大的是每年的“六一”，那真的是全村人的節日。學校裡排了節目，要到文化室大院裡演。我們村的文化室在全公社都是數一數二的。舞臺在平日是封閉的文化室，要演出了，把裡面的東西收拾起來，把平時封閉臺口的隔扇拆卸開來，裝成前後臺之間的隔斷，下面就面對著能容納二倍於全村人的大場子——鄰村的人們常會來這裡看戲看電影呢！很多人家的孩子都有節目，早早到文化室，早早化了妝，全村人都是觀眾，也已早早就到了。沒有節目的孩子呢？有的在臺上幫忙，有的就在文化室大院的大門口，手持紅纓槍戴著紅領巾站著崗，東西兩道門各站著兩個，神氣得很。胳膊上要再有個兩道槓兒、三道槓兒的臂章，就更了不得了！我站過門崗，也演過節目，演過的節目有個表演唱，叫《五好紅花寄回家》，可惜現在就只記得一句襯詞了——得兒呀麼呀呼嗨……
當時的學堂不止是小孩子上學的地方，村裡的大人們也常去。記憶深刻的是村裡有婚喪嫁娶之類的事，總會到學堂找老師寫對聯。每年放寒假前後，在學堂裡寫春聯更是熱鬧得很，來學堂請老師寫的自然是有的，還有村裡自己能寫的也不在自己家寫，到學堂裡來寫，他們寫自己家的，也給別人家寫。我的爺爺能寫一手不錯的顏體，每到這個時節，就成了學堂的常客了。
就在這個學堂，我一直上到小學畢業。小學畢業時，鄭曉蘭老師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在咱村的六個同學中保持第一不容易，到了公社中學在四五十個同學中爭第一，會更難……
我小學畢業很多年後，村裡頭蓋了新學堂。那時，我的母親在做村支部書記。新學堂就蓋在已經閒置了的我們小時候開運動會的生產隊的場院，是一個小二層樓，二樓是支部、村委的會議室和老師的辦公室，一樓是教室和小小圖書室。新學堂建成後，教學工作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搞得有聲有色，經常是縣裡、市裡、省裡的不同類型的教育工作現場會的參觀考察點，我所工作的師範學校也定點派過實習生。那以後的很多年，新學堂裡傳出的歌聲、笑聲、讀書聲，是縈繞全村的最好聽的聲音，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是村子上空最美麗的色彩……
撤點並校的日子裡，鄉親們有著太多的糾結，但，學堂，還是被撤掉了。
不久，原來用做教室和圖書室的一樓，賣給了一個村民居住了。
後來的學生，一批批被集中到鄉政府所在地，上寄宿制小學了。那裡的條件好，師資優良，據說，教育質量也會比村裡的學堂高。
再後來，不少的鄉親乾脆為了孩子上學，想方設法往城裡擠。村裡頭越來越多閒置的窯洞，閒置的土地。
似乎肯定回不來了！學堂裡那些生動的聲音，那些鮮活的色彩……
村裡頭是應該有個學堂的！我常常不自禁地固執地想。
儘管，我自己也覺得，這，有些不合時宜。
閱讀更多 看晉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