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補習班的普遍，有關於此的討論也多了起來，除了教育的視角，家庭亦是一個可切入的向度。
不斷的投入：內卷
觀察補習熱，“密集”大概是十分通常的感受：時間上，週六日、寒暑假，乃至每天放學後，均是可補時；內容上，文化課、藝術課，各式各樣的素質提高班，皆為可補處。
如果說“密集”是對補習熱狀態的描述，那麼它之後的態勢或者說結果，無疑既可能帶來發展，也可能導致內卷（至於如何衡量“密集”“內卷”，可以從家長的主觀判斷、平均數據等著手）。
當邊際報酬低於成本，進一步的投資成了沒有發展的增長，這樣的內卷化情形，也會出現在補習之中。縱然花銷不菲、名師雲集、小班教學，但並不必然轉化為試卷上的分數提高，而補習卻依舊繼續，從密集走向內卷——我們身邊總有幾個這樣的例子。
黃宗智將小農的內卷化解釋為人口壓力和剝削的後果，補習的內卷化，則似乎與競爭之下，父母者對子代下沉的恐懼和上流的期盼有關。並且這一情結不是暫時的，會伴隨子代生命歷程的演進而持續下去。
與對過剩勞動力的態度相同，一家的父母也無法將成績不如意的孩子一拋了之——不然，就要像《世奇》中《七歲之後》講的那樣。這時候，為了緩解焦慮、並實現對父母角色的表達和確認，補習的行動本身而不一定是行動結果，就具有了心理上的功效。正如有家長說的，“學成什麼樣是孩子的事，做家長的總要把能做的都做了。”
面對競爭的激烈、同輩群體的影響、學校教師的意見、補習機構的吸引，在子女學習方面，家長們首先需要“做”什麼，然後再思量做“什麼”。只要在補課，總是家長為孩子的明天所做的付出，補課的結果很難讓人相信會更糟糕，哪怕提高一丁一點呢，何況萬一會帶來意外之喜呢？這似乎可以構成部分家長參與補習內卷化的一個可能解釋。
補習教育被稱為“影子教育”，與學校教育如影隨形，它不僅是學校教學的蔓延，是家庭的社會資質再生產的渠道，也是親職的延伸，由此影響著補習內卷化的發生。
費老說孩子是父母的第二個自我，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這投射到子女的父母自我，充滿了對未來的焦慮，他們以確定的補習行動，來對抗不確定的風險。
做個好媽媽：母職
補習教育既然是親職的延伸，便涉及家庭作為行動單位的實踐與決策。
不少觀察指出，補習班上常出現媽媽而不是爸爸的身影。這與女性的性別角色相關，是對女性照顧者形象的複製和衍生。
“常識”認為女性更應該、更適合負責教養孩子，作為交換，孩子的興衰成為母親的榮辱，這在是一家之內，鼓勵媽媽對孩子教育投入更多的強化機制。做女人不就包括甚至等於做一個好媽媽麼，好媽媽的外化不就包括甚至等於孩子的出類拔萃麼，如此環環相扣的邏輯鏈條，鞏固了母職對女性自我認同的意義。
但力量不止於此，不論逐利的資本與厭女的男權之間是二元（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看法）還是一體（激進主義女性主義的主張）的關係，無疑都是性別不平等產生和維持的關鍵因素。市場對男性勞動力的偏好構成了對母職的懲罰，女性顧家的預設帶來不利於女性的職場環境，反過來將女性更多地推入家庭，實現了對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高效利用，由此母職也被更牢固地製造了出來。
如果說母職屬於男性凝視、國家規訓、消費話語、個體主義、專家系統等的共同創造，那麼如今的母職越發精緻了起來：要顧家，還要自強；要會養，還能善教；要育兒，還需多才；大概她要承載起多少美好得不切實際的想象，就需要掩蓋下多少被認為“不體面”“不光彩”的難堪。
在這樣的語境中，女性更多地參與到補習熱中，就具有了必然，那是在履行對她作為母親的期待，也就是在宣示其合格的母親身份。不過，這並不否認男性的作用，但至少，我們在前臺可見的，更多是補習班中媽媽的活躍——在接送、旁聽、與教師交流等方面。
追求個體化成功的今天，家庭也成為社會流動與分層的重要機制，在對子女的教育——與學校教育相輔相成的補習教育中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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