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明確提出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2017年12月，銀監會宣佈銀行業對外開放新舉措：放寬對除民營銀行外的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股權投資比例規則；放寬外國銀行商業存在形式選擇範圍，促進國內金融體系多樣化發展；擴大外資銀行業務經營空間，取消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等待期，支持外國銀行分行從事金融市場等業務；優化監管規則，調整外國銀行分行營運資金管理要求和監管考核方式。我國銀行業擴大開放步伐加快，市場的反應總體上正面和積極。但有觀點基於部分拉美和東歐國家曾經發生的案例，擔憂擴大開放會帶來銀行業外資化，我認為這似乎是有些多慮了。基於目前我國銀行業發展狀況、銀行業擴大開放的相關規定和國家有關金融業發展的總體方針，在可預見的將來，銀行業外資化的現象應該不會在我國出現。
改革開放40年以來，尤其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銀行業的綜合實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已經躍居世界首位。從資產規模來看，按照當時匯率，2016年我國銀行業總資產已達33萬億美元，超越歐盟的31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同期美國銀行業為16萬億美元，日本銀行業僅為7萬億美元。從《銀行家》雜誌主要考慮一級資本實力和盈利能力的全球銀行排名來看，2017年世界前一千家大銀行中，中國上榜銀行達到126家，較13年前上榜銀行增加了110家，四大國有銀行排名穩居前十。而歐美傳統老牌商業銀行排序卻逐步後移，如匯豐控股、三菱UFJ金融集團、美國銀行、花旗集團排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我國上榜銀行資產總計25.3萬億美元，稅前利潤共計2930億美元，與其它國家相比均有較大優勢，且這種優勢仍在進一步擴大。上榜銀行的一級資本總額在2016年即已超過美國，以1.19萬億美元的規模成為世界銀行業的新龍頭。其中，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的一級資本分別為2812億美元、2258億美元和1991億美元。同期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和匯豐控股的一級資本分別為1903億美元、1783億美元和1380億美元。外資銀行2008年後資本擴張速度明顯放緩，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和匯豐控股的一級資本年平均增速分別為10%，9%和3.5%，而同期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的一級資本年平均增速分別為19%，20%和17%。
商業銀行的經營實力來自於規模與質量的結合。迄今為止，發達國家的先進商業銀行可能仍有質量上的優勢，但卻已沒有了規模上的優勢。而要在一國銀行業實現“外資化”，外資銀行僅有質量優勢是不夠的，反而規模優勢顯得更為重要。很難想象，不擁有規模優勢的資本實力就能獲得一家銀行的控制權；同樣難以想象的是，外資機構不具有壓倒性的資本優勢就能使一國銀行業“外資化”。事實上，拉美和東歐部分國家銀行業曾經出現的外資化現象，都是在外資具有絕對的或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才形成的。當然，外資銀行業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式也是重要的促進因素之一。未來，不排除一些中小商業銀行被外資控股的可能性。鑑於中資商業銀行雄厚的資本實力，在未來一個時期，外資銀行以其較弱的資本實力要獲得整個中國銀行業或是國有大型銀行的控制權，基本上沒有這種可能性。
儘管外資持股商業銀行比例上限被放開，目前我國大中型商業銀行大部分仍為國有控股，外資大幅增持中資銀行股份首先要以國有大股東放棄其控股權為前提。以五大國有銀行為例，截至2018年3月末，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股東中財政部、社保基金、匯金和證金合計持股比例分別為84.48%、72.68%，中國銀行股東中社保基金、匯金和證金合計持股比例為70.56%，國有持股均佔絕對地位。儘管國有持股比例未來可能會逐步降低，但不大可能降至50%以下，國家仍會保持四大國有銀行的絕對控股。即使是股權已相對多元化的交通銀行，財政部、社保基金和證金合計持股比例也達44.47%，超過第二大股東匯豐銀行約25個百分點。全國性的商業銀行和區域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通常國有股都佔有較高的比重。即使是為數眾多的城市商業銀行，通常代表地方政府的投資公司或國有企業持有較大的股份比例。而地方政府出於發展經濟的融資需要，通常不會輕易放棄對地方性銀行的控制權，本地銀行由外資控股恐怕還是要有些勇氣的。近年來，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公司和各類民營企業大舉進入銀行業，即所謂“產融結合”得到了快速成長，發展金控公司具有很高的積極性。在這種背景下，外資要快速、大規模進入中小銀行尤其是獲得控股地位也並非易事。
按照現行規定，外資持有一定比例商業銀行股份需得到監管許可，而這方面的規定基本上是國民待遇。2018年出臺的《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投資人及其關聯方、一致行動人單獨或合併擬首次持有或累計增持商業銀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的，應當事先報銀監會或其派出機構核准。對通過境內外證券市場擬持有商業銀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的行政許可批覆有效期為6個月。審批的具體要求和程序按照銀監會相關規定執行”，同時要求“同一投資人及其關聯方、一致行動人作為主要股東入股商業銀行的數量不得超過2家，或控制商業銀行的數量不得超過1家”。商業銀行關乎一國經濟命脈，是金融業內最為重要、最為核心的主體。從戰略上看，國家決不會輕易放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控股權，同時也會保持對整個銀行業的控制力。如果有部分中小銀行為外資控股，其實並不會影響大局。市場上若有更多一些具有外資色彩的中小銀行，可能會較好地發揮“鯰魚效應”，有助於促進中資銀行公司治理機制改善和經營管理水平提升，推動銀行業市場競爭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有助於拓展企業融資渠道，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中國銀行業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迄今已有15年曆程，外資銀行在我國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外資銀行的競爭優勢並不明顯。本次擴大開放並非我國首次放寬對外資銀行的限制，經過多次監管政策的調整，目前外資銀行面臨的經營限制事實上已經較少。在業務範圍方面，外資銀行目前除債券業務方面仍受限制外，其它業務牌照已基本與中資銀行一致。在分支機構設置方面，2014年即已放開外資行在一個城市一次僅能申設一家支行的規定和支行營運資金最低限額。而數據顯示，2014年至今外資銀行ROA持續大幅低於中資銀行，市場份額大幅下降。反而是中資銀行在開放過程中快速發展，增速遠超外資行，各類業務的拓展能力和風控能力均得到了大幅提升。儘管上述現象可以部分歸結於2008年金融危機後部分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戰略性收縮，但其背後仍存在一系列主客觀原因。其中包括，外資行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和產業發展趨勢的把握可能與中國的實際有偏差，風險偏好實際上偏低。中國數據質量和信息的豐富度尚未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外資銀行先進的風控模型和體系可能並不一定很適應中國國情，其複雜的審批程序也可能限制了業務效率。外資銀行的網點佈局遠不及中資商業銀行，制約了其獲客和展業的能力。這些問題並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因此，在進一步開放的條件下，未來一個時期，外資銀行仍難以構建足夠的競爭力對中資銀行造成大範圍衝擊。在中國市場上，外資銀行質量上的優勢尚未很好地形成實實在在的市場競爭力。
上世紀後期，拉美和東歐部分國家相繼推動金融自由化，有的國家銀行部門迅速被外資佔領。當這些國家實體經濟比較優勢喪失或金融市場出現不利波動時，外資隨即大量出逃並引發金融危機。如阿根廷在金融自由化中，銀行大規模私有化和外資化，近70%的商業銀行總資產為外資所控。東南亞金融危機後，阿根廷經濟不景氣，外國銀行資本大規模出逃，引發了金融巨幅動盪。毋庸置疑，與發達國家銀行業相比，東歐、拉美銀行業總體量要小得多。發達國家銀行以具有壓倒性的資本實力，可以在不影響自身經營的情況下輕易地控股拉美和東歐的本地銀行。即便如此，鑑於金融尤其銀行業是一國的重要經濟命脈，通常一國金融狀況平穩運行的話，不太容易出現銀行業外資化現象，上述國家銀行業外資化主要發生在銀行業風險惡化、急需以重組兼併等方式消化不良資產、改良銀行業經營的階段，因此可以形象地比喻為外資“趁虛而入”。而在我國，無論是從行業體量亦或是國家控制能力來看，這些國家均無法與我國同日而語。經過多年發展，我國銀行業已進入了穩健經營的發展階段，外資很難“趁虛而入”。入世前後，中國銀行業風險狀況堪憂，2003年末不良率曾高達17.9%。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關於中國商業銀行“技術性破產”的評論不絕於耳。2003年後，國有大型銀行和部分中小銀行加快了引入外資的步伐。在監管部門和銀行業共同努力下，得益於宏觀經濟平穩發展，入世後我國銀行業資本實力持續增強，風險管控能力穩步提升；即使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階段，中國商業銀行運行總體依然平穩，並對經濟增長給予了很大支持。在金融風險頻顯的2013-2017年，銀行業不良率仍保持在2%以下的國際良好水平，相比各類影子銀行風險形勢明顯要好得多。
近年來，銀行監管部門持續引進國際先進監管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在內部控制、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損失準備金、風險集中、關聯交易以及資產流動性等方面，加強了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並積極推動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在我國的應用。銀行業監管制度建設持續強化，監管方式方法持續改進，市場準入、非現場監管、現場檢查、市場退出與風險處置等方面的監管方式方法已與國際接軌，並結合中國實際加以完善。近期，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未來，在監管水平已與國際接軌、監管態度從嚴從緊的背景下，我國銀行業仍將保持穩健增長態勢。審慎的行業監管是我國商業銀行在擴大開放環境下有效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的基本保障。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中國銀行業難以出現風險惡化、需要大規模引入外資、通過財務重組或收購兼併等方式來改良整個行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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