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中，能稱得上勤政的少之又少，朱元璋和朱棣這對父子算是為數不多的兩個。其後的歷朝皇帝大多對政事不感興趣，時隔二百年後，大明朝忽然又出了一位勤政的皇帝，不過他的勤政並沒有中興大明，反而成了亡國之君，他就是崇禎皇帝。
崇禎自幼讀過不少著作，對於《資治通鑑》《貞觀政要》《帝鑑圖書》這一類帝王必須課程相當熟悉，他登基後也經常將這些日常讀物溫故而知新。當然，對歷史上那些君聖臣賢，共同創造豐功偉業的盛世，他是十分嚮往也極為羨慕的。
按照崇禎的自我判斷，君聖這個條件他基本上符合的，自己在道德和素質這兩個方面，同歷代君主相比，即是不是最上乘的，起碼也在上乘之列。他平時對大臣講話，只說自己要效仿堯舜，至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從不提及。
在一次召對中，大臣將他比作漢文帝，原本人家也是拍拍馬屁而已，但是崇禎卻很不高興。他認為漢文帝最多算是中上等之流，和他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還有一次，大臣在議事中說唐太宗如何聖明，崇禎說：“唐太宗掃蕩群雄，我自愧沒有那樣的才能，但要說到閨門無序，家法敗壞，我還羞於與他相提並論呢。”
自負歸自負，但崇禎也有可取之處，他在位的十七年中，都在試圖提高自己的修養。17年間，他堅持參加日講，寒暑不斷，這一點在明代皇帝中顯得十分難得。自正德之後，天子們或懶惰，或貪玩，已經很少有能堅持參加日講的。崇禎此舉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統治水平，使自己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明君。
那麼問題就來了，崇禎既勤政又好學，為什麼大明王朝沒有絲毫起色反而走向滅亡了呢？
在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中，皇帝掌握著最高的國家權力，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也決定了皇帝具有不同尋常的責任和義務。理論上講，國家政務的各個方面，事無鉅細，都應當由皇帝親自過問，親自處理。但是明代的皇帝中，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很少有幾個對政務感興趣的皇帝。
明代皇帝中，有的乾脆埋頭深宮或沉溺於酒色，很少或是根本不理朝政；有的則是勉強支應，進行一些象徵性的朝事活動。為了適應這種情況，明代的政治運作就逐漸形成了由內閣和司禮監這一套為皇帝代勞的制度。
正是有了這套制度，才得以讓皇帝能夠忙中偷閒，可以這麼說，明代的皇帝別說是怠政，就是什麼事也不管，整個國家照樣能正常運作，這也是明代皇帝偷懶的主要依據。
不過，作為大臣表面上又希望皇帝能夠勤政，可是一旦皇帝真的勤政起來，真的對政務關心備至，內閣大臣們又會非常不習慣，因為一百多年形成的這套固有制度會受到極大的挑戰，長此以往，臣子甚至會產生逆反心理和抵抗情緒。道理很簡單，因為皇帝勤政勢必會將劃分給朝臣的那一部分權力又重新拿回來。
從明代中期到天啟時期，大明朝就是這麼運轉的，現在崇禎皇帝一反常態，變得勤政起來，這就出現問題了。
勤政本不是壞事，但是崇禎身上有朝臣所不能接受的兩個壞毛病——自負和多疑。即熱衷於政務又具有多疑的性格，這就讓他成為了自洪武、永樂之後對政務操勞最多，關心最切，也最讓朝臣受不了的一位皇帝。
皇帝讓朝臣受不了這事也很正常，如果崇禎真有朱元璋或是朱棣的那個能力，這種局面很快就會得到控制。事實上，崇禎並不具備這種能力，這就出現了皇帝想管卻又管不好的局面。要想打破這樣的僵局，那麼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崇禎放手讓內閣和司禮監為皇帝代勞。
可實際上，賢臣卻總是找不到，當時的內閣也不爭氣，大學士中已經找不到一個能力挽狂瀾的人物。崇禎剛繼位時，內閣首輔先後換了四人，他們始終敷衍了事、暮氣沉沉。召對的時候，根本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意見。
大明的臣子經過兩百多年的演變，已經從明初的務實、能幹轉變為因循守舊、得過且過，加上明末內部黨爭的白熱化，已經讓這些王朝棟樑喪失了最根本的職業道德，他們看中的是個人利益而非國家利益，將國家政務交到他們手上顯然讓崇禎放心不下。
一個勤政的皇帝，自身素質又不夠硬，加上一群唯唯諾諾，因循守舊的國之重臣。大明朝到了這個地步，已經是無可救藥了。內部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加上遼東後金力量的崛起，這注定了大明只有滅亡這一條路可走。
閱讀更多 左都御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