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故宮博物院展出了32件國寶,
包括李白的唯一存世真跡《上陽臺帖》,
距今已1700多年的中國第一帖
——西晉時期陸機的《平復帖》,
杜牧《張好好詩》,范仲淹《道服贊》,
黃庭堅《諸上座帖》,趙孟頫《草書千字文》等。
每一件都價值連城,甚至沒法用金錢衡量。
我們能看到這些絕世法帖,要感謝一個人,
——張伯駒。
張伯駒是“民國四公子”之一,
他從小記憶力驚人,9歲能作詩,20歲飽讀詩書,
曾任張作霖、吳佩孚屬下軍官,
卸甲從商後成了一名銀行家。
同時,他又是中國一代鑑藏大家、風雅名士,
為了收藏絕世的國寶書畫,
他常常一擲萬金,
還賣了15畝地的豪宅,
甚至被綁架8個月也不肯賣書畫贖身……
但最後,他卻將歷盡千辛收藏的所有國寶文物,
全部無償捐獻給了國家。
在經歷文革和平反,直至1982年逝世,
張伯駒晚年一直居住在北京後海南沿的小院中。
不久前,一條攝製組來到後海的這處庭院,
拜訪了張伯駒的外孫樓開肇先生。
他陪伴張伯駒先生度過人生最後的時光,
也創立了“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基金會”。
他為我們講述了,在他記憶中,
平凡但又非凡的外公張伯駒。
後海南沿26號,外表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庭院。大門前就是後海,風吹得樹蔭影影綽綽,一條小徑直通故居大門,鑲在外牆的小牌兒上寫著:“張伯駒潘素故居紀念館”。
60年前,進出這個大門的都是孫墨佛、沈裕君、劉海粟、啟功等名家,“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現在,路邊常有遊人乘坐黃包車遊北京後海,車伕經過張伯駒的故居時,都會介紹兩句他的生平,“故宮國寶都是他捐的,天下第一藏、一代風雅名士、一代’國寶’,有錢有文化”,這也是人們對他的印象。
我是樓開肇,從小就生活在這個院子裡,後海南沿26號。3歲以後,我隨父母工作遷移去了西安,但每年暑假,還是會回到這裡,和外公外婆共渡夏日。我的外公叫張伯駒,外婆叫潘素。
外公有一首詩:“君子齊名海上聞,遼東紅豆兩將軍。中州更有雙詞客,粉墨登場號二雲。”這首詩寫的是民國四公子:張作霖之子張學良,袁世凱次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兄溥侗,還有就是我的外公——張鎮芳之子張伯駒。
外公外婆是在1956年賣掉承澤園後才搬到後海來的,原來的承澤園佔地30多畝,有100多間屋,算是豪宅。
後海這處院子,外面看起來就是非常普通的小院子,宅院不算大,但雅緻寧靜。裡面有5間大北房,東邊有一個月亮門。門裡面還有一顆200年曆史的牡丹樹,外公給它取名叫“藕荷裳”,綻放時如絲綢一般瑩潤,今年春天還開了一次花。
劉海粟先生每一年都要到我們家來,每年他來北京兩會,一散會就到家裡來。當時的前清遺老的後代、民國時期的一些老人,書畫、詩詞、戲曲名家包括孫墨佛、沈裕君、蕭勞、黃君坦、周汝昌等都會來家裡作畫、下棋、吃飯。
以前沒有電話,彼此聯繫都是靠送雞毛信那樣。我外公寫一個單子,上面有誰有誰,幾月幾號,要送去哪,我就騎自行車,或者坐公車去送信。
但外公張伯駒從來沒有對我回憶過以前的風光和跌宕,從我記事起,他已經是一位被生活和時代磨去一切稜角、和善可親的老者了。
他說普通話是河南口音,標準中州韻。他愛貓,家裡一共有兩隻大白貓,其中一隻是異色瞳的波斯貓,他常常和貓坐在一個地方,閉目養神。
外公穿的很簡單,一年四季就幾套衣服,冬天中式棉襖就兩套,輪替著穿。平常在家裡吃得很簡單,白菜豆腐、清炒油菜就是平常的菜了。他喜歡吃板鴨,買回來燉湯喝。
在我的記憶裡,有時候外公突發奇想,差使我去北京同和居給他買開花饅頭吃。他也會為了想吃一個桃子而沒有如願,就坐在地上耍賴,儼然一個老小孩。
生活雖然簡單,但也是講究的。他每個星期的作息都很有規律,逢週三有人陪他下棋,週四有人過來彈琴,縱觀時政。
外公很喜歡種花,即使那個季節沒有鮮花,也要買花插。當時北京崇文門有一個花店,還有一個菜市場,我和外婆去買菜的時候順便也買花。
一個月可能有那麼一兩次,全家人會一起到莫斯科餐廳吃飯,外公喜歡那兒,特別愛吃草莓醬,和黃油一起混著抹在麵包上。經常點的菜是奶油雞卷、罐燜牛肉、奶油烤魚、奶油烤雜拌,而且每次去都要喝羅宋湯。
畫家黃永玉也畫過一幅《大家張伯駒先生印象》,畫中題字也寫道,張伯駒去莫斯科餐廳,喝紅菜湯、買黃油麵包帶回給夫人潘素的細事。
有時候我也會用自行車載著他去長安大戲院看戲,晚飯吃得早,一吃完就去了,他根本不用買票,一進大門,門房的人都認識他,“喲,張大爺來了。”
小時候不覺得,但現在回想起來,才體會到外公外婆對我的教育的用心。他對傳統的東西特別尊重,暑假的時候每天都要我背誦唐詩,每天一起來他就抄一首唐詩給我,讓我背,背不出來就沒有晚飯吃。我從小就是外婆指點我畫畫,這些都是在我的啟蒙階段。
以前就是不太瞭解我外公,隨著年齡增大,看一些資料,哇,那我外公這麼了不起啊。
光緒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外公出生在河南項城,親生父親是張錦芳,伯父張鎮芳無子,就過繼給了張鎮芳。外曾祖父張鎮芳是前清進士,曾任清末政府要職,因為和袁世凱有姻親關係,後任北洋大臣。
也是聽家裡長輩說,小時候外公和袁世凱的子弟一起長大,後來進入袁世凱的模範團騎兵科學習,開始軍隊生活。到了20歲,他一方面已經通讀《二十四史》、《古文觀止》、《資治通鑑》,一方面也繼續著自己的兵戎生活,被派吳佩孚、張作霖部下任官階做事。
亂世軍旅中,他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事件。直至到28歲那一年,他不滿軍閥混亂,完全卸甲從商。
外曾祖父那時候創辦了鹽業銀行,是當時中國四大銀行之一,他就繼承父親衣缽,1925年開始任職鹽業銀行總稽核,成了一個銀行家。
雖然用現在的話說,他是個富二代,其實我外公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公子哥啊,鋪張啊,不是。他不常抽菸、不喝酒、不賭博、穿衣素雅,也從不穿得西裝革履,長年一襲長衫——他的錢都花在收藏上了。
收藏“叢碧山房”,不想讓國寶流落海外
30歲那年,是他的轉折年,他購得人生第一件藏品——康熙皇帝御筆《叢碧山房》。
他就是閒暇的時候逛北京琉璃廠,忽然看到那幅康熙御筆,當時那幅御筆在琉璃廠古玩店掛了很久,筆墨風格一反常態,許多人都不敢買。但是我外公斷定這是真跡,平生第一次,就給他撞上了。
很多人一輩子都沒見過幾幅真跡,其實這和學識、知識有關,你的學養、學識沒有那麼深厚,國寶擺在你面前也認不出來。
外公自己寫的《春遊紀夢·北方四銀行》中說到過,北京鹽業銀行曾受押清朝收藏珍寶,使得他有機會鑑賞到這些以前只秘密收藏在皇宮裡不對外展覽的寶物,也為之後的鑑寶收藏打下基礎。
當時還有一個歷史環境是,文物開始外流,各種古董商、收藏家都在“獵取文物”,但同時文物也流失得很嚴重。
1936年的時候,唐代韓幹的《照夜白圖》被上海古董商葉叔重買去,轉賣到英國,外公他寫信阻止但是已經沒辦法了。當時我外公說:“當時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人搜刮中國文物就更厲害了。”
賣15畝豪宅,買下《遊春圖》
1945年日本投降後,末代皇帝溥儀被趕出皇宮,帶了一大批字畫走,“東北貨”從長春小白樓流出,大批的國寶以很低的價格流落民間。其中就有一幅《遊春圖》,是現在中國山水畫中最古老的一幅獨立卷軸山水畫卷,隋朝展子虔畫的。
《遊春圖》被北京一個古玩商馬霽川買走了。我外公得到消息後,立刻建議故宮博物院回購,但因經費問題沒有得到響應,他就決心自己個人花錢買下來。
《遊春圖》當時開價很高,800兩黃金,他們討價還價,後來變成200兩黃金。
我外公根本就掏不出這麼多錢,他就把弓弦衚衕李連英的宅子賣給了輔仁大學,現在講都是叫豪宅了,那宅院以前是李蓮英舊居中最厲害的一座,佔地15畝,當時換來2.1萬美金,後來變換成黃金200兩,才購得此畫卷。
之後,一旦有珍貴字畫有流失海外的危機,他都會慷慨解囊。
因國寶被覬覦而遭遇的驚險綁架
外公張伯駒也因收藏這些國寶字畫,遭遇驚險。1945年,他經歷了他前半生中最驚險的綁架,這個綁架案我也是聽老人們說的。
當時綁架案驚動了整個上海,《大公報》、《申報》都作了報道。我外公他照往常一樣去鹽業銀行上班,半路被綁匪劫走,歹徒說要300萬贖金。到底是誰綁架了他,現已無從考究。汪偽政府,銀行系統裡頭的人可能都參與了這個綁架。
外公被足足軟禁了8個月,他呢脾氣也很倔,進去故意絕食,讓外婆潘素前來探望,他看到我外婆,說千萬不能動家裡的這些寶物,“寧死魔窟,決不變賣所藏古代書畫贖身”。後來綁匪沒轍了,把贖金一降再降,最後降到40萬元。我外婆潘素多方奔走,最終湊夠錢,才把人給救出來。
我的父親樓宇棟也回憶,“怪的是我岳父堂叔去大中華旅館交錢給土匪代表時,警察局和租界的特務正陪著他們打牌,這是什麼世界!”
從綁架案之後,外公外婆就離開了上海,之後因為要躲避抗戰戰亂,還把《平復帖》縫入被褥和棉衣之中,躲過搜查,順利去了西安。
關於那次綁架原因,一直有說法是因為有勢力想要變相勒索《平復帖》。
《平復帖》是現存法帖中年代最早的,人稱“墨皇”,是西晉時期陸機作品,距今1700多年,比王羲之的《蘭亭序》還要早六七十年。
當時我外公三次才購得《平復帖》。原來藏有《平復帖》的人是前清皇族溥心畲,開價20萬大洋。據坊間有人換算當時的20萬大洋,可以買大米1800噸。
當時介紹我外公買《平復帖》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是民國時期的教育總長傅增湘先生,後來我有幸跟他的孫子傅熹年先生認識,據他跟我說,他小時候看到過我外公跟他爺爺在那數錢,3、4個麻袋的偽幣。
一本線裝油印的《叢碧書畫錄》,彙總了我外公一生中所收藏的書畫。數了一下里面的數目,在1960年前,他收藏了隋朝、晉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共118件書畫。
這麼多年其實我也一直在研究我外公,就是他為什麼把東西最後都捐給國家?
從解放初期,陸陸續續的,一直到1956年,把收藏的國寶文物全部無償捐獻。包括1954年的時候,把《上陽臺帖》轉贈給毛主席;1955年,捐贈千辛萬苦收購回來的《平復帖》、還有《諸上座帖》,《道服贊》,包括《張好好詩》,趙孟頫的《千字文》,8件法帖。
1961年去東北,他把隨身帶去他等於隨身帶的最後幾十件文物,全部捐給東北的吉林博物館。他當時“捐獻國寶”,還收到一張文化部的褒獎狀,褒獎狀寫道“化公為私,足資楷式,特予褒獎”。
有一個說法,我從小也那麼聽說過,一個外部原因是當時要購買公債,外公外婆已經沒有錢了,就捐出珍藏的文物。
還有一個重要的插曲,解放初期的時候,有個琉璃廠的商人帶了一批書畫去臺灣,其中有兩件國寶: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後來他生意失敗,把字畫抵押給好像是香港匯豐銀行,要被拍賣。我外公知道這個事情後,一直在呼籲。後來,周總理親自委託人,把它給拍賣回來了。外公得知這個消息,無比地高興,覺得新政府如此地開明,也給了他一個信心。
過去我們傳統式的文人收藏,都是家傳,但是很多時候富不過三代,最後就被變賣,一大部分東西就流失到海外。他當時呢,確確實實是為了保護這些珍貴的文物。
他在《叢碧書畫錄》中也寫到:“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是則予為是錄之所願也。”收藏者只是歷史的暫時保管者,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控制不了;文化瑰寶應該永存吾土,只有放到國家,那國家的力量是無窮的啊,也會把寶物們拿出來向公眾展示。
外公這一生,人生浮沉,他經歷了包括清朝復辟,五四運動,抗戰,還有社會主義運動——他一生都在亂世中,但這並不妨礙他作為文人的風雅生活。
他學戲、學古琴、下棋、寫詩詞,辦雅集詩會、遊歷山水,參加民主同盟會,“反迫害、反內戰,反飢餓”運動,一件不落。
包括他31歲跟餘書巖學京戲,餘書巖那是一代泰斗了,餘書巖講了就是,他一輩子會54出戏,教了張伯駒呢,也教了50出。
他有雅士的“雅量”。40歲那年,正是家鄉河南的旱災,他便在慶生會演了一出《空城計》來賑災。
袁世凱之子袁克定晚年家道中落,身處困頓,外公一直接濟他直到他1958年逝世,整整十年,承擔他所有的日常花費。
文革剛開始,他作了詞《鷓鴣天·丙午除夕》兩首,被認為是反動詩句,後來被批鬥,北京的住宅也被抄家了,還被掛牌子游街。之後他再寫《金縷曲》詞,痛斥林彪、江青,再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八項罪名加身。
但是外公在回憶起自己被打為右派時是這樣說的,“此事太出我意料,在清醒的時候也能告誡自己:國家大,人多,個人受點委屈不僅難免,也算不了什麼,自己看古畫也有過差錯,為什麼不許別人錯送我一頂帽子呢?”
外公人生的最後一段時間是在後海這處院子裡度過的。反右和文革期間,這個小院曾經住進了4戶人家,外公外婆被擠到了院子最裡面的小房間裡。後來,文革結束了,房子全部退還給外公。
養花種樹,養貓畫畫,下棋,寫書法,看戲,朋友雅集,是他的晚年生活。不過他的身體也逐漸差下去。
外公一生中見過許許多多昂貴之物,但他的這一生,我覺得比他捐獻的寶物更生動。
鳴謝: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基金會
圖片由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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