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向党交心”活动
“向党交心”也是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活动之一。“交心活动”的源头一是北京纺织品行业私方人士于1958年2月10日提出“比思想、比干劲、比劳动”的倡议书并向全市工商业者发出挑战；二是天津市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于同年3月1日召开的两会常委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向北京、上海和全国工商界提出“五比竞赛”的倡议，即比谁政治立场改造得好、改造得快；比谁对祖国的生产建设贡献大；比谁学习得好；比谁能最积极、最主动的和职工共同劳动；比谁生活勤俭朴素。北京市工商联3月4日召开比干劲、比钻劲、比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竞赛万人大会，响应天津和上海等地的挑战，发出了加速自我改造的誓言。随着各地工商界的纷纷响应，工商界自我改造大跃进在全国形成高潮。
在工商界自我改造大跃进的过程中，各地工商界创造了多种新的形式，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天津市工商界倡导的“向党交心运动”。市工商联认真学习天津市工商界开展“交心”运动的经验，于1958年4月5日在中山公园内举行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工商界化私为公向党交心大会。从4月7日开始到6月底止，全市参加交心运动的私方人员共2.1万多人（不包括远郊区县），占公私合营私方人员总数75%以上，交心材料650多万条，平均每人300条左右。“交心”中列举的各种所谓“对党不忠”的“私心杂念”，大多是内心想法甚至是潜意识。各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相互挑战应战，相互评比竞赛，比谁交得快，比谁交得多，比谁交得真，比谁交得深。以运动的方式进行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完全违备了思想工作的客观规律，数量上的评比造成攀比，也带来大量虚假浮夸，影响很坏，也为日后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如许多交心材料竟成为“文化革命”中这些工商业者挨批挨整的口实。市工商联及基层组织，一度把交心材料的数量作为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立场转变、觉悟提高的工作成绩，也应在回顾历史时认真反思。
2．“自我改造规划的竞赛评比运动”
在全国工商界掀起自我改造大跃进的高潮中，上海工商界创造的“自我改造规划的竞赛评比运动”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北京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于1958年3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上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4月份，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的整风委员会在天津召开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交流现场会，有河北等七省和北京等八市的工商联和民建组织参加，与会者拟定了《自我改造竞赛协议书》，从而把自我改造与竞赛评比结合起来，形成一场全国工商界内部的运动。
许多工商业者在运动中都制定了“自我改造跃进计划”，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下放基层，进行劳动锻炼。许多人还提出放弃定息、高薪和其他特殊待遇，以“缩小同劳动人民的距离”。这些要求，一方面反映了广大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希望摘掉“资本家”的帽子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多数大、中资本家及他们的家属并不情愿，是迫于形势提出来的。这些信息一直反映到中央。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明确表示：“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交心可以，不要交钱”。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发出了《关于资本家要求参加劳动、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问题的通知》，重申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进一步明确了政策界线，使广大工商业者，特别是大、中资本家因此产生的顾虑和波动终于稳定下来。
“自我改造跃进计划”及相应的评比、挑战、竞赛等，固然反映了部分工商业者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积极性和真诚愿望，但总体上看，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大路进”的背景下的产物。思想改造和立场转变，应该也必然是深入细致、潜移默化、由浅入深的，不可能靠“运动”产生跃进，评比、竞赛也不可能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3．工商界骨干队伍的形成和扩大
在私营工商界中培养政治和业务方面的积极分子和骨干队伍，通过骨干的典型教育和促进作用，以自我教育、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工商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工商联工作的重点，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自解放以后即在党委统战部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并成为市工商联统战工作的传统。
自新中国建国以后，市工商界人士与各民主党派成员共同参加了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1949年11月20日，有52名工商界人士当选为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1年2月，有60名市工商联筹委会成员当选为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2年8月，市工商联有57名会员当选为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4年8月，市工商联有43名会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
北京市工商界的一些代表人士还在政府部门担任实职。如：1955年2月至1968年8月，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孙孚凌被任命为市城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局长，浦洁修被任命为市粮食局局长；市工商联秘书长李贻赞被任命为市商业局、市农林局副局长，市工商联常委隋经仁被任命为市第二地方管理局副局长、市化工局副局长，邓季惺被任命为市民政局副局长、莫艺昌被任命为市商业局副局长。安排市级公司正副经理的有焦寰五(市工商联副主委)、汤绍远(市工商联副主委)、雷绍瑜(市工商联常委)、常子久(市食品公司经理)、王敏生(市医药公司副经理)、吕石泉(市糖业果品公司副经理)、雷绍瑜(市糖业果品公司副经理)、印常荣(市百货批发公司副经理)等。
在北京市人大、政府、政协以及有关部门中任职是工商业者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文化大革命”前，市工商联有220人次当选为市第一届至第五届人大代表；有99人次被推荐担任本市第一至五届政协委员；有20人次兼任过市高法、中法陪审员。1954年，市工商联成员参加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的有乐松生、常子久、凌其峻、宣节、王敏生、马兰亭、马祥俊、焦寰五、孙季瑶、李秀德、刘瑗、白秀生、陈绍平、袁松亭和徐继善。
1956年9月，市工商联成员参加高级人民法院陪审员的有焦寰五、宣节、李秀德、白秀生和孙季瑶等，参加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的有常子久、马祥俊、刘瑗、陈绍平、吴秉钧、倪家玺、袁松亭、孙余甫、阎少青、李纪甫、郭继祖、董化棠、杨香九、房席珍、许晋卿等。有8人次兼任过市税务复议委员会委员；有上千人次被选举、推荐担任区县人大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委员。此外，还有数十名工商界人士在各区县人大、政府、政协中担任过领导职务。
1959年4月18日，北京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乐松生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远未成功，同仁亟需努力》的大会发言。代表工商界表示自觉接受改造，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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