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繼續帶您一起去“遇見”。
醫生醫事“遇見·腫瘤大咖”系列，每月一期，選擇全國在臨床和學術範圍內的頂級腫瘤醫生，講述他們的喜怒哀樂和理想情懷，希望能對患者的抗癌之路、年輕醫生的成長之路有所幫助。
在此，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謝，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醫生表示敬意。
第⑧期
秦叔逵
文 / 戴 戴
過去的一年裡，“遇見”的數位腫瘤大咖，他們都常常提到一個名字—秦叔逵教授。
他是中國最大的腫瘤醫生學術組織——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他是世界最頂級的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有史以來，第一位在大會上作專題報告的中國腫瘤醫生；
二十多年來，中國肝癌領域的新藥臨床研究，幾乎都由他領銜和支持參與。
他說，“要永遠諒解病人。” 在醫患矛盾激化到如此境地，殺醫、傷醫事件頻發的當下，作為醫生，還能如此說如此行的，需要怎樣的醫者之愛。
1.
誰是“癌中之王”？
有人說是胰腺癌，有人說是黑色素瘤，其實，癌症都不好治，而原發性肝癌是真正的“癌中之王”。
由於乙型肝炎高發,還有黃麴黴素、藍綠藻類毒素和酗酒等原因，中國是全世界肝癌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年發病人數高達全球總數的55%，而死亡人數也超過了50%。
二在生存期短，晚期肝癌的自然生存期是以天計算，一般不超過100天，而如今肝癌的5年生存率在發展中國家也不到5%，我國約在10%左右。
他說：“肝癌的惡性程度極高，預後很差，我們需要更加努力，每一點微小的進步都值得慶幸。”
2
沒有傘的孩子，必須努力奔跑。
“單位小、沒名氣，我們更要加倍努力。” 1992年，秦叔逵通過“打擂臺”，以全軍區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脫穎而出，第二年初即臨危受命，從普通醫生被直接提拔任命為腫瘤內科主任，時年35歲。
人生的高度，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而起決定作用的，還有自己本人的志向、胸懷和格局。
秦叔逵一接任主任，就決定主攻消化系統腫瘤，尤其是肝癌，制訂了科室發展的“三個三年，九年計劃”。科室三年一個臺階，從江蘇省走向全國，再邁出國門，向國際進軍。這些目標都一一以實現。
然而，對於自己的個人成長，這個科室幾乎是貧瘠的土地，必須走出去，請進來，才可以吸收營養成長。
會議期間，不斷有各國的代表問道“你們是日本醫生嗎?”,我們要不斷地加以糾正“不, 我們來自中國”。會上，歐美和日本學者報告了許多多中心臨床研究結成果，而中國醫生只能坐在臺下聽，因為拿不出任何研究來，差距十分巨大。
從美國回來後，好長一段時間裡，秦叔逵都在深刻思考，如何改變這種局面，實現零的突破。
1992年-1998年，他每年都利用參加ASCO年會的機會，去美國不同的國家癌症中心參觀、學習3個月。1999年，他又作為軍隊公派高級訪問學者到美國MD Anderson癌症中心工作學習了近一年，主要是學習如何開展多中心的臨床研究，包括試驗的設計、程序、質量控制和總結等等。
這樣的學習，不僅讓他迅速接軌了國際最前沿的思維和理念，也讓自己每年都有一段時間，停下來回看自己走過的路，這對於擅長全面佈局的人十分重要。
上世紀90年代，國際腫瘤醫學發展日新月異，彼此間的協作越來越融合，而中國的腫瘤界卻因歷史原因依然各自為政，工作、學術和政治關係攪和在一起，極不團結，嚴重影響學術發展。
秦叔逵等一批年輕學者很想改變這樣的局面，想團結起來搞學術、搞協作、搞研究。年輕人的想法得到德高望眾的吳孟超院士、廖美琳和孫燕教授等的強有力支持。
同年4月30日，以200多名中青年醫生為主的中國抗癌協會臨床腫瘤學協作中心（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的前身），作為二級學會正式成立了，吳孟超院士擔任名譽主任委員，孫燕和廖美琳分別擔任指導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儲大同教授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叔逵教授擔任秘書長持續了12年，直到2009年後的4年，擔任學會的主任委員。
CSCO一成立，年輕腫瘤醫生的活力急速迸發，推動著中國的臨床腫瘤研究快速與國際接軌，用循證醫學和多中心研究的思維，中國的腫瘤診治水平快速提高。7年後，CSCO年會的參會人數超過萬人，到2015年，CSCO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腫瘤學術組織。
秦叔逵教授很推崇一句名言 “不謀全局，則不足以謀一役;不謀萬世，則不足以謀一時。” 他說：“個人的職業生涯和學科的發展進步，都必須有一個全局觀和目光長遠。”
3
臨床醫生邁出的每一小步，都是患者生命走出的一大步。
秦叔逵必須為中國的患者闖出一條路來。
1997年，秦叔逵教授把砒霜先在小白鼠身上試用，1999年開始用於人體，做了30多例，效果很好。為此，孫燕院士牽頭做了全國多中心研究，把秦叔逵的單中心研究結果重複出來了。2004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CFDA）正式批准砒霜增加了晚期肝癌這個適應症。
“在當年沒有任何有效藥物的時候，它是一個不錯的藥物。”秦叔逵教授還清楚地記得,當他第一次把砒霜製劑靜脈注射到人體的情景，“真是很害怕出事情，頭兩天我都是親自在床邊盯著靜滴，確保病人的安全。”他說，結果一個療程以後，病人的疼痛就消失了，兩個療程以後，達到P2(腫瘤縮小了一半)，第一例患者存活了5年多。
4
中國醫生每邁出一小步，中國醫學便向世界走出一大步。
2010年6月7日，秦叔逵站在了世界最頂級的腫瘤學術大會上，讓世界聆聽中國的聲音——ASCO成立46年來，中國醫生第一次應邀進行專題學術報告。ASCO年會，是全世界腫瘤醫生的“朝聖”大會，彙集了數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腫瘤專家。
2002年，南京某大學校長找到了秦叔逵教授，他曾經在吳孟超院士那裡做了手術，不久，肝臟部位復發且肺部轉移，吳孟超院士建議他去南京找秦叔逵試試砒霜、蟾蜍等中藥。
這是一名醫生最大的成就感。
5
中國是肝癌大國，中國的醫學科學家有責任也有義務在攻克肝癌上出一份力，秦叔逵教授是國家衛計委肝癌專家組組長，也是美國國家腫瘤研究所肝癌專家組成員，這種使命感更加強烈。
然而，雖然所有的肝癌研究和新藥都必須重視中國，但是剛開始時中國專家的意見在國際學術界並未得到重視。
2007年以前，肝癌的第一個分子靶向藥做臨床研究時，全球有5-7位科學家組成了科學委員會(SC)，指導該藥物在全球和亞太地區同步進行臨床試驗，秦叔逵教授是科學委員會成員之一，共同參與了該項試驗方案的設計和實施。然而，當試驗進行到一半時，獨立數據監察委員會(IDMC)，審看了初期的試驗數據，認為沒有達到預期結果，建議停止試驗，製藥公司研發部門立即發一個郵件和短信通知了科學委員會成員，而研究的主要研究者（PI）居然也同意立即終止試驗。
在與中國研發部門溝通無效的情況下，秦教授強烈要求與該公司的全球研發總裁直接對話。最終說服了該公司的全球研發總裁，同意坐下好好總結經驗教訓，並且應秦教授的要求，到中國來開會討論。
秦叔逵教授等中國專家，正是通過積極參與一項又一項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積累經驗和知識，從一開始的“跑龍套”，逐漸成為全球肝癌領域的中堅力量，成為多項大型試驗的“龍頭”。
6
12月 29日，秦叔逵教授2016年最後一次專家門診中來了一名晚期肝癌患者，北京的醫生告訴他“目前我們已經無能為力，您必須到南京去找秦叔逵教授。”
面對疾病，“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醫生和患者都應該百分之百地去爭取。”秦叔逵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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