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經濟》：為了進一步解決粵港澳大灣區在融合方面遭遇的問題，需要以“城市群”的概念作為發展指導，關於具體的戰術對策，您們有何建議？
韓永輝，張帆：
依據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五個環環相扣的方面來達成目標，分別是：體制機制革新、要素流動保障、區域協調發展、營商環境和公共服務和社會公眾參與。接下來我將詳細就這五點，來談談我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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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體制機制革新。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部署一個有邏輯的規劃。建議從強化頂層設計，為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提供政治制度保障開始做起。為什麼這麼說？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需要“一國兩制”下“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相互協作，因此有必要向中央建言強化頂層設計，深化機制改革，推動粵港澳三地打破制度藩籬，加強區域協作。一是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編制，以期為城市群發展提供有效指導。二是積極協調各方利益，推動大灣區各級、各地政府部門的政策聯絡，減少機制改革中的障礙。三是建言中央深化“權力下放”，探索建立有效的粵港澳合作管理機制，統籌規劃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遇到的問題，並促使其日常化和機制化。
除此以外，還需切實發揮CEPA效用，為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提供經濟制度保障。現存的CEPA機制設計存在較大的執行和落地的難題，亟需深入完善CEPA的改進工作，為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提供經濟上的制度保障。不但要加強對企業和行業需求的貼合，特別是要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需求，避免政策與實際情況的錯位；還要提高開放水平，減少市場桎梏，如內地在金融、保險和法律等領域放寬對港澳企業的限制。另外，“推動CEPA機制的政策配套建設，提高CEPA機制下各項法規的可操作性，切實保障政策優惠的落地生效”的做法，同樣也有著重要意義。
最後，要做到“體制機制革新”，建議以自貿區為加快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試驗田。基於自貿區“境內關外”的特點，可將自貿區打造為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實驗基地。必須力爭中央支持，通過一系列前沿性、革新性的政策措施，在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和深圳前海三大自貿區範圍內開展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在內的改革試驗，並適時向大灣區內各地推廣有效的政策經驗。而以上這三點就是我們所倡議的“體制機制革新”。
第二，要素流動保障。
如何實現這一點，同樣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解決。首先要突破“軟制約”，促進優質勞動力在大灣區城市群內高效流動。就這一點，我們除了可以加快建立港澳居民來往灣區的通行證制度，推動該證與內地居民身份證的同等條件使用，還可以探索降低外籍專業人士和科研工作者的境內長期工作和居住門檻，充分對接和利用港澳的優質人力市場。此外，協同港澳政府，簡化內地人員多次來往港澳的簽註流程，努力降低內地專業人員和科研工作者申請港澳多次簽註的限制。
其次，要破除科研要素流動藩籬，發揮大灣區科研資源群落的集聚效應。做法有三：一是鼓勵區域內科技和專業人才的自由流動，探索更為便捷合理的出入境、居住和稅收政策。二是針對企業、高校和研究院等用於科研目的的大灣區內物資流動，提高其通關效率和提供稅費減免等措施。三是鼓勵粵港澳三地加強科研合作，允許港澳學者申請國家科研基金和課題項目。
另外，疏通資本流通渠道，打造大灣區跨境金融合作集群。我們也有三點可以遵循：一是加快實現內地金融服務和港澳金融市場的對接。通過先行先試和循序漸進，提高內地對港澳金融市場的基金、保險、債券等金融產品服務的開放水平。二是積極引進港澳優質金融資源，降低准入門檻，率先在自貿區開展港澳金融企業的試點運營。三是加強建設大灣區範圍內的金融監管和信用評定機制，保障大灣區金融業的協調、平穩發展。
最後，我們要以高效基礎設施網絡支撐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從落實研究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客運專線等跨境工程項目的運營政策，充分發揮工程建設的實際效益做起；從加強總體規劃，推進區域內軌道交通、城際公交和高速路網的建設，尤其要加快珠江東西兩岸的橋樑互通建設做起；從區域內各城市應聯手打造世界級的對外綜合交通樞紐，以廣深港三地為龍頭，建設相互協調的世界級空港群和海港群，強化大灣區集體對外的經濟輻射能力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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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區域協調發展
我們必須明確，為提高大灣區城市群的整體效益和內部的協調水平，就必須實現區域內的協調發展，這一點尤為重要。而要如何做到這一點，第一要義就是要明確區域內各級城市的發展定位。對於香港、廣州及深圳，應強化其協同、協作和互聯互通的水平，推動其共同打造世界級的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的中心；區域內其他城市則根據自身的發展條件和優勢的要素稟賦，對廣深港的發展功能進行補充和支持。第二，需加強大灣區內各地的產能合作，尤其是鼓勵港澳企業進入灣區內非核心城市進行投資建設。第三，還有強化溝通協調，避免重複建設和同質化競爭，實現在金融、港口和航空運輸等方面做大群體效應，減少內部損耗。
第四，營商環境和公共服務
營商環境和公共服務對於灣區的經濟發展同樣必不可少，所以我們也要特別予以關注。建議從以下兩個方面共同實現突破：
一是提升大灣區內區域群體治理水平和營商環境。要實現這一點，不僅要落實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改善司法治理環境；還要打造世界一流的營商環境，積極借鑑學習港澳兩地的市場治理經驗，參考國際一流灣區的管理方法，根據世界銀行營商便利度指標（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要求，集體提升大灣區城市群的市場管理水平。
二是加強粵港澳三地民生合作，降低城市群內部公共服務落差。做法有：積極研究大灣區內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服務的跨區域銜接，實現區域內流動人口和常住人口在教育、醫療和居住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強化跨區域醫療合作，吸引港澳醫療機構進入內地投資建設，充分利用港澳優質醫療資源，提升內地醫療服務水平；加強城市群內教育合作，在自主招生、面試招生等方式中進一步改革創新，鼓勵港澳學生到大灣區內地高校就讀。同時支持粵港澳三地教師交流任職，提高內地教育服務質量。通過三小點，來共同完成“加強粵港澳三地民生合作，降低城市群內部公共服務落差”的小目標。
粵港澳
大灣區
城市群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社會公眾也是重要主體，所以理應確保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一方面，我們要放眼長期，循序漸進，增進認同。城市群內部應有較為一致的發展水平，而內地與港澳的發展差距無法在短期內彌合，因此必須做好長期準備，通過完善內地的體制機制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來逐漸減少三地的發展落差，逐步擴大港澳市民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公眾參與。另一方面，我們要推進粵港澳青少年交流互動的新局面，全力支持港澳青少年赴粵交流學習，鼓勵港澳青年“北上”創業和就業，並提供有效的配套服務措施。除以上的策略外，我們還必須實現大灣區發展成果惠及港澳全體市民。迴歸以來，港澳市民獲得的發展紅利不均衡，大部分發展成果被少部分群體攫取。今後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必須更加關注港澳中下層民眾的需求，同時也積極鼓勵其進入內地發展，減輕港澳兩地的城市發展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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