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大院里，一个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中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大字报。一个比他稍稍年长的人用浓重的广东话低声地说：“听说国家体委造反已经把傅其芳专政了，将来咱们也麻烦。”
“不会的，我们早就说清楚了。”
那个看大字报的中年人，是五十年代初中国乒坛的继往开来者姜永宁；另一个也是名将，叫王锡添。这两位宿将早在香港就名声大震，姜永宁直拍削球，足智多谋，号称“狐狸精”；王锡添横拍削球，骁勇善战，人称“小霸王”。不知哪位造反派得知了王锡添的雅号，告发他在香港就是个大恶霸，否则何以叫“小霸王”？王锡添已经受了审查，又闻傅其芳进了“牛棚”，他预感到他们这批香港归来的人都不会被放过，便来告诉这位挚友，让他有所准备，但姜永宁历来相信党的政策，他反倒安慰起老朋友来。
在那个年代，虽然天天在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没有一个角落不在践踏着法制和人的尊严。没过两天，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醒目的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文革中凡揪则“大”，“大特务”、“大地主”“大右派”、“大汉奸”，轮到姜永宁自然也是“大”。
一向喜欢看大字报的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一下子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他始终把回到大陆做为最值得庆幸的选择，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天作为最令他光荣的日子，他怎么会被视为大汉奸呢？他委屈得直想流泪，但又能找谁诉说呢？那令他辛酸的往事又在他眼前翻滚：
姜永宁的童年充满着屈辱，他父亲遗弃了他的生母，他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继父家，当木工的继父收入微薄，怎么可能养活他和哥哥呢？两兄弟很要强，他们常常背上筐子，到乱糟糟的码头，用手扒开拉圾，拣出一粒粒煤渣。拣完一筐筐煤后，小小的身体也像刚从煤堆里拉出来。稍大一点，他又开始给资本家倒尿壶，给日本人擦皮鞋，这大概就是汉奸的由来吧？他实在想不起和日本人有什麽来往了。
读了大字报的标题，姜永宁的额头已经冒开了冷汗。他胆子小得出奇，向来都是息事宁人、与世无争，他到任何地方也没有对立面，与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罕见的大好人，但大字报为什麽也不放过他呢？
“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
那龙飞凤舞的黑字像蹿出纸面的毒蛇，狠狠地吞噬着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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