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容器”,解決信訪問題實際上是解決社會問題

信訪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容器”,解決信訪問題實際上是解決社會問題

理論週刊 2018-03-18 18:14:19

近年來信訪研究已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問題。原因在於,一方面,信訪問題實際上是中國社會問題的“容器”,容納了諸多突出社會矛盾。人們可以從中透視到社會問題。例如肇始於上世紀末的“三農”問題,引發農民上訪;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社會矛盾進入了爆發期,乃至出現了所謂的“信訪洪峰”。某種程度上,解決信訪問題實際上是解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它也源於信訪制度的獨特性,即這一制度是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窗口。信訪研究之所以成為近些年來的“顯學”,是因為運用經典的學科術語難以理解其真實的政治實踐邏輯。因此,理解信訪制度,對於規範性研究而言,很可能是為重新理解經典學術理論提供經驗的力量;反過來,這也不啻為對實踐話語進行社會科學化理解的有效路徑。

1信訪邏輯植根於群眾路線的理論和實踐譜系中

儘管信訪研究受到重視是由於日益嚴峻的信訪形勢以及一些學術話語的關懷,但從話語譜系上看,信訪制度自有其一套歷史實踐邏輯。這個邏輯,根植於群眾路線的理論和實踐譜系之中。

首先,信訪是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性質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政黨,是先鋒隊組織,通過鐵的紀律加以保證。這就意味著,一方面,黨組織和黨員應該與普通大眾區別開來,他們屬於社會中的先進分子,需嚴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黨組織和黨員有責任義務深入群眾,積極主動地去發現、解決群眾問題,引導群眾往正確方向前進。故而,中國共產黨還是個“細胞黨”,它必須融入社會,成為社會細胞。黨如何讓自身成為社會細胞?黨員如何深入群眾,成為人民群眾的一分子?信訪便是一個重要途徑。

其次,信訪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活動需要收集信息、凝聚共識、明確目標群體並作出準確的反饋。信訪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信息處理功能,增強國家治理的科學性。在信息收集方面,信訪更容易獲得底層民眾的真實想法,甚至發出不同於正式渠道的政策信號。在凝聚共識方面,正是需要回應群眾的不同呼聲,決策者在政策過程的各個環節都需要與群眾廣泛接觸,作出合理的政策解釋,取得群眾認可。在明確目標群體方面,上訪群眾本身就是政策相關者,且很可能是異議者。黨和政府通過信訪發現他們的存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政策執行效率。長期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信訪渠道是否通暢,並不僅僅是基於群眾觀點作出的政治決定,還是基於行政科學化作出的制度安排。就國家治理體系而言,信訪體制和黨政體系相輔相成。信訪體制在解決官僚體系惰性方面具有難以替代的功能,因為絕大多數上訪群眾的訴求只能依靠黨政體系來給予回應。

最後,信訪還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現。長期以來,人們誤以為普通民眾與政治是無涉的。尤其是底層群眾,其政治參與的機會是沒有的。可從經驗中看,那種匿名的、無聲的“底層政治”,對於解釋中國基層民眾的政治參與狀況是不合適的。因為,通過信訪體制,哪怕是最底層的呼聲,也很容易通達中央。並且,很多政策變革,乃至於政治變遷,與這些呼聲有明顯關聯。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不難發現,幾乎所有重大政策變遷,都與某些“記錄在檔”的典型事件有關,而這些事件的經歷者並非匿名的甲、乙、丙、丁,而是有名有姓的群眾。普通民眾可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據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信訪這個渠道使得基層政治開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2信訪制度觸及了我國政治實踐的諸多關鍵環節

其一,它觸及我國政治體制中政治與行政關係的問題。我國是政治與行政合一的體制,信訪制度既是“講政治”的產物,也是行政理性化的體現。因而,每一次信訪制度變革,都內含著政治與行政之間的互動。在某些歷史時期,行政理性化的原則主導著信訪制度變革;在另一些時期,則是政治原則決定了信訪制度的基本面。比如,近些年來縣委書記大接訪之類的舉措,與其說是出於化解社會矛盾的實用主義考慮,還不如說是踐行群眾路線的政治宣示。

其二,它觸及大國治理如何回應群眾訴求問題。稍微瞭解信訪實情的人都知道,信訪對於解決日常治理中的“細事”極為高效,其原因是它可以對行政體系產生壓力。即信訪體制將黨和國家對人民群眾的政治承諾轉化成為公共治理任務,使得我國的國家治理呈現出事無鉅細的特徵。就通常情況而言,國家如果疲於應付“細事”,很可能會產生諸多負面效果。對信訪治理的功能做準確定位,即在區分“大事”“細事”的基礎之上,作出合適的反應,考驗著大國治理的智慧。近些年來,信訪三級終結制度、逐級上訪等原則的確定,便是對信訪功能的適當定位。

其三,它觸及新時代如何面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今天,人民、群眾這些政治詞彙很難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獲取準確涵義。國家治理更願意將所有被治理者抽象為“公民”,也更願意將所有訴求視作“權利”表現。但客觀上,依循政治話語行為的信訪活動,的確需要依據政治原則區分不同類型的信訪人,也要對信訪事項進行準確分類,否則就會自相矛盾。很可能,信訪治理的根本困境就在於當前我們很難對人民內部矛盾作科學界定,“誰是人民、誰是敵人”,哪些是內部矛盾,哪些是敵我矛盾,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闡釋。

信訪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容器”,解決信訪問題實際上是解決社會問題

田先紅長期研究信訪問題,對相關議題用力頗深,《人民政治:基層信訪治理的演繹與闡釋》是其最新力作。作者之所以選擇群眾路線這一視角來解讀信訪制度,源於其在多年研究中透視了信訪問題的本質。書中對一些經驗議題,比如階層分化、縣委書記大接訪、群眾工作部在信訪體制變革過程中的實踐分析,無不指向了中國特色的政治實踐邏輯。竊以為,閱讀本書,不僅可以對信訪制度有全新的理解,還可以加深對中國政治實踐的認識。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