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共产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周恩来找贺龙谈话，贺龙接受共产党领导，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指挥的军队交给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总指挥，与共产党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对此，彭真有过堪称经典的评价：“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把他拉过来的。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 贺龙是个天生的革命者。
“我真想成个红脑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的9月，担任国民革命军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的贺龙率部驻防湖南桃源黄石镇，与知识界人士广为交往。因家庭贫穷，贺龙幼年没能念多少书，拉队伍受到文化水平不高的困扰，所以他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十分尊重，虚心向他们求教。
这时，一个叫花汉儒的宝庆（今湖南邵阳）人，来到贺龙司令部住了半个月。花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带有很多进步书籍，他给贺龙大谈社会主义，说苏俄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也叫共产党，已经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了。还说社会主义也适合中国，中国广大工农一旦觉醒，一定会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贺龙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第一次听到俄国十月革命。他对这些新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跟他的“人人平等，大家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的朴素想法十分契合。
花汉儒还向贺龙建议：“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稳当，党如同行路时的指路碑一样，有了党才有方向。”贺龙问中国有没有共产党？花说，全世界有个总的“国际党”（即共产国际），中国也刚刚成立了共产党。
贺龙在延安过50岁生日时，回忆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特别提到了花汉儒，认为“对我很有帮助”，“当时我听他谈社会主义的，条条有理，有根据，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1926年8月，贺龙在湖南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由20多名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第一师。贺龙喜出望外，他终于真正地接近共产党了。
贺龙与周逸群神交已久。1924年夏，贺龙率部驻贵州铜仁时，就住在周逸群家里，还收到过周逸群从广州寄来的革命刊物和关于广东时局、国共合作等情况的信件，贺龙认真地阅读了这些书刊和信件，很佩服周逸群的见识。
周逸群到部队的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热情地把他和宣传队全体队员介绍给军官们。第三天，贺龙便约周逸群密谈。
贺龙首先就郁结在心头几年的困惑向周逸群讨教：“我从两把柴刀（后演化为“菜刀”）起家，追随孙中山先生，护国护法，入川讨贼，在枪林弹雨中拼了几年，可打来打去，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还是过的苦日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难道我跟孙先生错了吗？”
周逸群沉思片刻后说：“你跟孙先生没有错，孙先生也是一片赤诚为国为民。孙先生错就错在，他是借这伙军阀力量去消灭那一伙军阀，结果打来打去，不管谁胜了，还是军阀的天下，老百姓能好吗？”
贺龙豁然开朗，一拍大腿道：“说得太好了，一下子解开了我心中疙瘩。怪不得我贺龙这些年在军阀堆里滚来滚去，没得个结果。”
周逸群说：“孙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力量。后来孙先生又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可惜先生走（病逝）早了。”
贺龙还坦诚地提出一连串问题：革命政府是怎样领导部队的，国民革命军为什么要设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为什么要组织宣传队，宗旨是什么，部队应该怎样整顿才好，等等。周逸群耐心地作了详细解答。
贺龙感觉如鱼得水，只恨相见太晚。他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在部队内开始建立政治机关，并为各旅、团、营、连编配了政治工作人员，在连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贺龙身边的人提醒他：“小心别人说你成红脑壳（共产党）了哦。”贺龙认真地说：“我真想成个红脑壳。”他郑重地向周逸群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当时，中共中央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所以周逸群只好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
在贺龙的支持下，周逸群在部队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共产党在第一师营以下各级官兵中开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号称“豹子营”营长的罗忠义就是该师第一个由周逸群介绍参加共产党的。罗入党前，还去向贺龙请示可不可以参加。贺龙说：“好得很，赶快参加，我还要参加呢！”不久，营长罗统一、王炳南、贺桂如等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龙又请周逸群帮助改造部队，希望广州方面从黄埔军校派一批干部来。周逸群说，不能指望广州方面派人，要立足自己训练。贺龙就委托周逸群在常德招学生，挑选优秀年轻的下级军官，开办了政治讲习所，为改造部队培养了一批人才。从此，贺龙与周逸群并肩战斗，成为亲密的战友。
贺龙的思想进一步倾向共产党，他所指挥的部队也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使第一师大大先进于其他北伐部队。
中共湘区省委1926年9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湘区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军事上扶贺（龙）制王（天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祖铭）、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这个《报告》中尽管没有把贺龙看作“自己人”，但已经把他当成“同路人”了。
“他老蒋打错了算盘”
1926年9月，贺龙率部从常德出发，参加对吴佩孚北洋军的讨伐战争。12月，宜昌战役后，根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命令，贺龙率全师官兵，乘轮船顺江而下，移师鄂城（今鄂州），担任“拱卫革命中心”武汉三镇的重任。1927年2月中旬，贺龙所部在鄂城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贺龙任师长。师部设在汉口，部队驻徐家棚、鄂城、黄石港一带，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队伍，引起各方的关注。
南京方面的蒋介石想方设法，一再收买、拉拢贺龙。3月12日，是贺龙31岁生日，他与家人亲友欢聚，周逸群也在座。他向贺龙说：“明天你会碰上一位客人，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他带了好多钱来，像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贺龙胸有成竹地说：“那你就莫操心了，那些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3月14日，李仲公约请贺龙当晚到贺的秘书长严仁珊家打牌谈心。贺龙明白“谈心”是什么意思，心中暗暗发笑。李仲公一到严仁珊家，贺龙即将他逮捕，押送到了唐生智的总指挥部。后经邓演达作保，唐生智才将他释放。
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特别是军事首脑人物唐生智、张发奎都想牢牢地抓住贺龙的部队。唐生智想从政治上控制住贺龙，便派人游说贺龙，说唐总指挥对他很器重，劝他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党党部，请他任师党部委员。贺龙婉拒道：“唐总指挥对我很好，因为我们两战鄂西，为武汉解了围嘛。可你那个国民党，我还是不想加入的。”
唐生智碰了颗软钉子，又从军饷上掣肘贺龙。武汉国民政府应给独立第十五师补发6个月的军饷，但唐生智提出：“对与共产党有关系之军队，饷械两项要格外慎重。”因军饷没有到位，导致贺部数月无钱发饷，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再说李仲公在贺龙那里碰壁后，蒋介石仍不甘心，明拉不行，就派人暗挖。他们把目标聚焦在贺龙的参谋长陈图南的身上。陈图南跟贺龙是同乡，贺龙两把柴刀起事时他就是骨干，跟随贺龙14年，帮贺龙长知识、拉队伍，一直是得力的副手。因陈是教书先生出身，贺龙平素尊称他“老师”。周逸群来之后，受到贺龙重用，许多工作都按周逸群的建议去办。陈图南骨子里是反共的，所以对此十分不满，甚至当面说贺龙：“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贺龙没买他的账。陈图南凭着资深位高，联络中下级军官中的一些亲信，想把日趋靠拢共产党的贺龙“拉回来”。
蒋介石的人开出丰厚诱饵收买了陈图南，让陈图南劝贺龙举兵拥蒋，如贺龙不从，就伺机搞掉他，把部队拉过去，由陈图南取而代之。
有老蒋这个“后台老板”，陈图南直接跟贺龙摊牌：“我跟你那么多年，一直为你着想。对你实说，以共产党眼下的实力，是靠不住的；武汉政府的那些权贵也信不过你，迟早要被他们搞掉，也靠不住；现在蒋介石坐镇南京，兵众钱多，就是缺猛将良帅。南京方面表示，只要你在武汉举兵，事成之日，把你的师扩编成军，加委你为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把汉阳兵工厂交给你，另拨军饷300万大洋。”贺龙强压怒火，坦言：“我也对老师说实话，拿官帽金钱收买我，是对我贺龙人格的侮辱。他老蒋打错了算盘！”
陈图南见贺龙态度坚决，拉拢无望，便决定撕破脸皮。他纠集团长刘燮、柏文忠等一干亲信，在汉口大陆旅馆包了一间高级房间，以喝酒打牌为名一起密谋，决定利用欠饷一事，鼓动一团官兵闹事，伺机搞掉贺龙、周逸群。然后他们再出面，杀掉“治军不严、犯上作乱、谋杀师长和主任的头号叛逆”贺锦斋，把队伍抓到手上。亲信们纷纷举杯向陈图南献媚：“老板（贺龙）报销，先生（周逸群）难逃，老资格（陈图南）要当师长、军长喽！”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出动10万大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扑灭革命。1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讨伐张作霖。19日在武昌举行誓师大会。
部队要北伐，军饷没着落。陈图南觉得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指使同伙暗中派人到一团煽风点火。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被煽动起来，一连几天群体到师部闹饷。
贺龙自打拉队伍以来，一直把官兵们当兄弟待，与士兵同甘共苦。过去发不出薪饷，甚至挨饿受冻，亦非一次，但从没有人闹事。而这次闹饷发生在一团，团长贺锦斋新近调升新职，还没有离开本团，是政治上可以信赖的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贺龙带着手枪队来到第一团。命令全团到刘家庙火车站广场集合，贺龙往讲台上一站，在充分肯定第一团过往的英勇战绩后，指出现在即将开始第二次北伐，我们要时刻准备北上消灭北洋军阀，统一全中国。眼下，上面的军饷一时还发不下来，我们就一起再多吃点儿苦。
说到这里，贺龙提高了嗓门儿：“怕我扯你的把子（说谎）吗？你们随我贺龙征战多年，我贺龙是喝兵血、克扣军饷的人么？闹什么闹？别以为我贺龙心里没数，有人在一团捣鬼，煽动闹饷！”他点名叫3个连长、一个营副出列，下令“绑了”，但四连连长却拒捕，朝着队列里大喊大叫。队列里一个诨名叫“油葫芦”的士兵举枪就打，子弹“嗖”地将贺龙的军帽击飞。紧接着，又有人朝台上放了几枪。
贺龙站在台上安如泰山，岿然不动，这非凡的神威震慑了部队。手枪队迅速将几个哗变的士兵控制起来，一经审问，真相大白。
贺龙立即把陈图南等被蒋介石收买、煽动哗变的情况告诉了周逸群。周很吃惊，问贺龙打算怎么处理。贺龙说：“站在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蒋介石一边，如今是刀头见血，硬碰硬的。我贺龙听共产党的，有人为这个要搞掉我贺龙的脑壳嘛！”周逸群十分气愤：“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不该下毒手。你们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啊！”贺龙说：“十几年的交情喽，可大是大非绝对不能含糊啊！你向共产党中央报告，如何处理，我都照办。”
周逸群马上向党中央作了报告。随后，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吴德峰（共产党员）奉命将陈图南等人逮捕，刘燮拒捕，被当场击毙。经审问，陈图南等对投靠蒋介石、煽动闹饷、企图谋害贺龙、篡夺军权的事实供认不讳，被公开处决。
独立第十五师挖掉了最大的隐患，纯洁了队伍，成为共产党可倚重的一支部队。贺龙以哗变事件做说项，迫使汪精卫等不得不补发了拖欠的军饷。贺龙指挥部队在第二次北伐中所向披靡，战功显赫，被誉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的“钢军”。武汉国民政府于6月15日决定，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
“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跟共产党走”
1927年6月26日，贺龙率部回师汉口。此时正值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夜，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反共逆流骤起，武汉三镇乌云密布。大多数北伐军的将领投靠了蒋介石，发生了迫害共产党人的严重事件；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率领全军和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只剩下贺龙一人。贺龙坦诚地对周逸群说：“长沙的许克祥反共了，朱培德也开始把共产党人送出江西，冯玉祥也将‘清党’，看来共产党应有所准备。不管局势怎么变化，我贺龙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一个也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
当年第二十军的苏联顾问库曼宁回忆：“贺龙决定把从蒋介石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迎到自己部队里来，但进行得十分秘密。”此外，贺龙还把外地因遭受迫害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一部分转移到第二十军从事政治工作。
周逸群把贺龙的政治态度报告给了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为了贺龙的安全，周逸群安排贺龙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苏联公使馆内。7月初，周逸群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会见了贺龙。
贺龙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喽。逸群对你佩服得很呢！逸群是个能人，他佩服的人，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
周恩来谦逊地笑笑：“哪里。我们对你一直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对贺龙的这个表态，周恩来十分满意，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贺龙说：“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同蒋介石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这次会见，是贺龙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贺龙后来说：“我遇到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时，汪精卫想以武汉政府的武装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打出了“东征讨蒋”的旗号，命令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率领所部，包括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队沿江而下，东征讨伐蒋介石。
7月10日，贺龙率第二十军进驻鄂城，同意周逸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建议，把正在遭受迫害的鄂城、黄冈、大冶等地的工农武装秘密编入了第二十军教导团，与第六团组编成第三师，由周逸群兼任师长。贺龙对新编进来的工农武装中的共产党员给予充分信任，通过他们来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
贺龙在鄂城住了两天，随即率部东下进驻黄石石灰窑，军部驻袁记水泥厂办公楼。7月17日晚，贺龙在军部召开了连以上军官大会。大会由周逸群主持。贺龙在会上愤怒地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同共产党分裂了。他们实行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及革命知识分子。在这危急关头，两湖的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都在准备和封建军阀拼个死活。”说到这里，贺龙的情绪异常激动，“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农革命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多年的革命，现在，我们还要不要革命？”
“要革命！”会场内发出了雷鸣般的喊声。
贺龙又说：“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我们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我们自己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众人回答得响亮而干脆。
贺龙接着说：“第二条路，就是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屠杀人民，屠杀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大家异口同声。
贺龙点点头说：“这两条路大家都说不行。我看大家的意见是对的。这两条路我们绝不能走。第一条路是死路，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走这两条路！”
说到这里，贺龙环视一下会场，提出了第三条路：“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为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战斗。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要坚决走革命到底的路！我贺龙不管如何困难和危险，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跟共产党走，走到底！”
贺龙最后说：“愿意跟我一道继续干革命的，就要一条心，拥护共产党。不愿意跟我继续干的，可以离开，但绝不允许拉队伍走。”
大家都表示坚决跟军长继续干。
贺龙在全军面前，第一次公开地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政治态度，为他后来率领第二十军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做了充分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南昌城头”
贺龙率第二十军官兵从黄石港出发，浩浩荡荡沿江东下，1927年7月23 日抵达江西九江。
甫至九江，贺龙就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谭平山十分严肃地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贺龙也严肃地说：“感谢你们对我贺龙的信任。”谭平山告诉贺龙，汪精卫7月15日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主持领导。他殷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贺龙同志，我们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贺龙激动地站了起来：“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贺龙的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非常欣慰，他们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28日以前到南昌集中，举行暴动。
在这非常时刻，汪精卫也从武汉赶到九江庐山，召集张发奎、朱培德等人召开会议。汪精卫说贺龙、叶挺的部队“共产党人多，太红了”，遂以张发奎的名义命贺、叶二人到庐山开会，将部队集中德安，相机解除贺、叶的兵权。
这一阴谋被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察觉。他急忙邀贺龙、叶挺到九江市郊的甘棠湖，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开会，史称“小划子会议”，这次会议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贺龙1951年回忆：“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
1927年7月27日，第二十军全部集中南昌，贺龙的军部驻中华圣公会。7月28日，贺龙在军部热情接待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地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接着，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周恩来代表前委，郑重委任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对于这一超乎寻常的任命，贺龙1946年在延安回忆说：“南昌起义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周恩来同志把指挥起义的大权交给我，我很受感动。当时，我说，我不是党员。周恩来说，党相信你。”
彭真对此也做过精辟的评述：“贺龙部队里早有共产党员了，周逸群同志就是一个代表，贺龙与共产党人长期接触，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渐有所了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个个党派作比较，一个个领袖人物作比较；由表及里—从现实看到了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不顾个人安危，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周恩来同志让他当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就有了依据。”
1927年7月31日下午4点多钟，贺龙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在传达中共前委于8月1日举行起义的决定后，他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国民党，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今天要起义了，我们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奋力拼杀，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南昌城头！”
8月1日凌晨2时，贺龙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贺龙也在南昌起义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光荣的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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