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学会了如何过马路不被车撞死。在此之前，我都得靠班上两个同学带着才敢过，他俩父母都是练气功的，捎带也给他们传过一些功，神功护体，无所畏惧。那是1993年。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相当苍白，再加上上边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边是计生干部发的避孕套严重不够用，双重打击，苦不堪言。
那时我们这儿还没开有线电视，接收信号主要靠电视机自带的天线，很苦逼，只能收三个台。赶上停电，就是家庭读书夜，找高处，放蜡烛，一烛照全屋。近处不够亮，再点一根，桌上放一个酒瓶，置烛于瓶口，阅读灯有了。
我爸翻《故事会》，我妈看《读者》，我抱一本《童话大王》。比电视好看。有时我也会看一些小人书，是在学校门口买的，有一个老头在卖，满满一麻袋，一毛一本，随机购买，你交一毛钱他伸手给你掏一本，掏出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挑，不能换，一命二运三风水。
家里能有三个台看，还算好的，还有的人家连电视都没有，只能听广播。收音机普及得早，几乎每家都有，我妈结婚时，我姥爷陪的嫁妆就是一台多功能收录放一体机。相比电视节目的匮乏，广播的内容就丰富多了。
我听得最多的是《鞠萍姐姐讲故事》和《小喇叭》。每天穿梭在各种兆赫间，伴着三株口服液，一杯一个故事，走完了漫长的童年。
不过说到底，我还是电视儿童。后来开了有线电视，真是翻身农奴把歌唱，放暑假时，一天能看十几个小时。跟着我爸看《细说乾隆》，跟着我妈哭《梅花三弄》。《我爱我家》是我最爱的童年之光，一举照亮我的前路。《新白娘子传奇》是全民表演课教程，很多姐妹兄弟都在家分角色排过戏。《家有仙妻》大结局那夜，万人空巷。《封神榜》和《聊斋》里的人穿着清凉，我都是当毛片儿看的。
最喜欢的是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很多日本动画片，后来九七年香港回归了，就收不到了。有电影频道之前，每周最期待的就是中央二台的「正大剧场」和浙江台的「星期五大展播」，美剧和好莱坞电影的启蒙之源。有了电影频道后，就常年驻守「佳片有约」。有一段儿时间我妈严禁我看电视，让我在屋里好好学习，我悄悄摸出来，找了一个最佳盲点，举着一面镜子，调好角度，从镜子里看电视，艰苦卓绝。
1993年，我们这儿大多数家庭刚开始装座机，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大哥已经拿上了移动电话大哥大。那会儿我茶余饭后最热爱的一个活动就是偷听大哥用大哥大打电话。除了家具一般的台式收录放一体机，我家还有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
我有一次用半导体调台，一顿瞎转，转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晚上我不回去吃饭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然后是一个女人：「知道了，少喝点酒。」这个事件震荡了我虚弱的三观。后来问了个人，告诉我这可能是大哥大的信号。
从那以后，我一得空就疯狂调台，时间久了，技术也越发纯熟了，一开始要几分钟才能找到一个电话，到后来，几十秒钟就能发现一个。那会儿电视里老演国产谍战片，我常幻想通过调台找到某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举报给公安局，保卫祖国，然后我因立下奇功，被调往国家情报机关，从此不用上学。
我每天召集附近的孩子，一群人躲在一个废弃大院儿里调台听电话，日久天长，远近闻名。有一些别处的小闲逼也跋山涉水跑过来听，坊间在传：「电影院后面有一个小子能偷听别人打电话。」名声大噪后我开始感觉不对劲儿了，不知受了什么影响，我七岁时就有很强的法律意识。
站在科技与道德的十字路口，我细细盘算：「偷听别人打电话应该算是违法行为，长此以往，人多口杂，迟早有一天会传到公安局，还没等我立功，可能就得先把我抓了。听说号里的人对强奸犯不太友好，对偷听犯不知又是何态度。」算了，去他妈吧，我就此金盆洗手。再有人来问，我都一律拦回去：「半导体坏了，听不了了。」慢慢地，大家也就把这个事给忘了，我也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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