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臺只有三個人：一侯一醫一相
位於甘肅省平涼市東部的靈臺縣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縣份。悠久的歷史，必然孕育深厚的文化；深厚文化的薰陶，必定會誕生一批像星光一樣耀眼的人才。這些人才裡，最為傑出的當屬“一侯一醫一相”。
“一侯”，就是西伯侯姬昌。在靈臺當地的文獻資料中曾經記載，公元前1057年，周文王討伐密須國獲得勝利，於是在今天的靈臺縣修築靈臺（祭臺）進行了“軍祭”。所謂的“軍祭”，其實就是一個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宣示武力的方式威懾其他尚未臣服或者蠢蠢欲動的地方勢力。但是，這種表述是有問題的。周王朝建立於公元1046年，創建者是姬昌的兒子姬發。至於“周文王”這個稱謂，是姬發建周以後追封的。所以在這個歷史事件的表述上，將姬昌稱為“周文王”是不妥當的。之所以如此表述，可能就是考慮到“西伯侯”一詞不是眾所周知，而周文王則是家喻戶曉、名聞古今的聖人。周文王對於歷史的貢獻是非常重大的。在朝政日益昏聵的殷商末期，各諸侯勢力割據，混戰不斷，天下百姓處於惶惶不可終日的艱難境地。而西伯侯在他的西岐封地，建立了一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世界，他以禮治國思維和方法，不僅僅為當時的百姓創造了一個安穩和諧的世界，也深遠地影響了後世的封建體制構建。也由於姬昌以德治、禮制奠定的堅實政治基礎，才使得他的繼承者姬發經過十多年艱苦卓絕的奮戰，推翻了殷商王朝，建立了一個歷時800年之久的周王朝。
“一醫”就是皇甫謐。皇甫謐是東漢時期人，他最重大的貢獻就是整理古代的針灸思想和技術，著作了世界上首部針灸學專著《針灸甲乙經》，讓以往零散的、停留在經驗層面的、依賴口口相傳的針灸學提升到了系統的理論層面。民間常常有句話，叫“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在古代人的思想中，似乎一個知識分子的最佳選擇就是出仕為官，然後經天緯地，治國安邦；如果這個理想無法實現，就退而求其次，做一名醫術精良的醫生，以岐黃之術解除蒼生疾苦。然而，從皇甫謐的成就來看，這句話就非常值得商榷了。王侯將相，除過像周文王姬昌這樣，以美德、才幹恩服當世、澤被千秋的人之外，絕大多數的只能以功業影響一個時代，而渾渾噩噩、尸位素餐者卻數量浩瀚，無法估量。而像皇甫謐這樣的醫者，以對世界的貢獻是穿越時空的，他締造的是一個全人類的共有的精神財富。有了這個精神財富，兩千多年的時光裡，挽救了無數生靈的生命，接觸了無數病患的痛苦。所以，他的歷史地位，遠非一個王侯將相所能比擬。
“一相”指的就是中唐時期的牛僧孺。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出生於靈臺縣、時年51歲的牛僧孺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所以人稱牛僧孺為“牛宰相”。牛僧孺是中唐時期的朝廷中難得一見的高級官僚。他血氣方剛、性格耿直，敢於針砭時弊，因此招來了同朝為官而且職權比自己大的宰相李吉甫的嫉恨，雙方爭鬥不斷。鬥爭過程中，一批與牛僧孺意氣相投的官員、學子彙集到了牛僧孺身邊，當時的人就把這批人稱為“牛黨”，而李吉甫集團的就被稱為“李黨”。這兩個持不同政治態度和見解的集團之間的鬥爭，就是歷史上鼎鼎有名的“牛李黨爭”。從統治者的角度看，黨爭從來是影響皇家權威、干擾政令執行，甚至引發朝政動盪的不良現象，為歷代帝王所忌諱。但從當時的歷史形勢看，牛僧孺所處的黨爭，卻有著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牛僧孺同時也是一個文學家，他最著名的文學作品就是十卷本的《玄怪錄》，書中以記錄傳奇故事和奇聞異事為主，算得上是一個古代玄幻題材文學作品的集大成者。魯迅曾經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高度評價《玄怪錄》：“造傳奇之文，薈萃於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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