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校長劉長銘:減負不是量變 是質變!

最近,“減負”又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

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學生多次參加國際PISA測試,在數學、閱讀和科學領域取得了十分優異的成績。但測試結果也顯示,這些學生的家庭作業量和投入課後(或校外)學習的時間也遙遙領先,問題解決能力也不盡人意。這說明,我們的基礎教育也和經濟發展一樣,需要調結構、轉方式、提效益。

我國中小學生的學習負擔較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對於是否要減負,人們看法不一,各執己見。在家長中特別流行的一種認識是:誰減誰犯傻,誰減誰吃虧;校內越減,校外越加;負擔減輕,現在快樂了(其實快樂與否與“負擔”輕重並無必然聯繫),將來怎麼辦?考不上大學怎麼辦?將來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如此等等。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减负不是量变 是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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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所受的教育關乎TA的未來。但從某某名校畢業的學生,就一定會有滿意的工作,就一定會在職業領域裡取得成功嗎?這很難說。如果僅僅是為了解決職業和生活問題,那麼職業教育可能是更值得考慮的一個選擇。

我曾參觀一所欠發達地區的職業學校,學校口號的大意就是孩子上職教,就業有保障,全家能脫貧。曾有官方調查結果顯示,職業教育的畢業生就業率相當高,甚至要高於一些本科院校的畢業生。我們要實現“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實現從製造大國到製造強國的跨越,對這樣的人才需求量是相當大的。一所職業學校的校領導對我說,他們的畢業生都有很好的就業出路,有些優秀的畢業生年薪可以掙到幾十萬。我曾參觀一家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告訴我,他們的月薪也在萬元左右,有時還會更高。

但為什麼許多家長不願意讓孩子選擇接受職業教育,這恐怕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和職業教育相比,更高的學歷可能會有更好的仕途。且看今天有多少領導(不要說高級領導)是中專技校畢業的?

2017年我去南京,看到秦淮河畔有用彩燈搭建的巨大的古代官帽造型,內心感觸頗為複雜。目前這樣的情況依然是真實存在的:家長一定要讓孩子進入某所學校,或逼迫孩子掌握某種技能,著眼考慮的並非是孩子的天賦、特質和興趣,而是家長個人的面子。

儘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多數人不再為生計發愁,一般性工作之間的收入差距在逐漸縮小,一項普通體力工作的收入水平也不比一般性技術工作低,但是,人們依然會把不同的職業分出高低貴賤來,家長依然會不遺餘力地讓孩子擠進更有可能通往“高貴”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問題。

談到職業,我想我們必須正視社會和科技的發展對未來職業可能帶來的變化和影響。從幼年到現在,我目睹了一些職業和行業的變化甚至消失,有些可能只會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留下來。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中指出,在未來10~20年,就業市場兩極分化的趨勢更為嚴重:認知性和創造性強的高收入工作機會和體力性的低收入工作機會都會增加,但常規性和重複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機會將會大幅減少。

而我們今天不太青睞的一些職業,如與精神健康相關的社會工作者、編舞人員、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者、文化領域裡的研究者等,被技術取代的風險卻較小。順便說,我個人認為,教師被取代的可能性也不大,當然,我這裡指的是“人師”,而非“經師”。

我曾在一些場合談過一個觀點,我把它稱作“臺階理論”:我們特別想上某所大學,希望能一下子考進去,這當然很好;但大學的錄取線就像是一個平臺,有的平臺很高,你要想一下子跳到這麼高的平臺上,儘管你有著很好的彈跳力,但也要做好摔下來受傷甚至磕斷腿骨的思想準備。向越高的平臺上跳,摔下來受傷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實,踏上大學這一臺階只是實現人生理想的一個階梯,實現人生理想目標的途徑不只一個。你不必一定要一次跳上去,也可以搭幾層臺階,一步步地走上這一平臺,最終達到同樣的人生高度。就學術發展和造詣來講,今天能夠站在清華、北大、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這些頂尖大學講壇上的教授,也不一定都是當年從本校畢業的學生。

在一個倡導終身學習的時代,人生就像是一個不斷爬坡的過程,意志力和彈跳力同樣重要,甚至前者更為重要,關鍵是要有人生的目標和持續不斷的努力。升學是如此,步入職業領域以後的發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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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長心裡都有一個邏輯:孩子上不了好幼兒園就上不了好小學,上不了好小學就上不了好初中,上不了好初中就上不了好高中,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學,甚至上不了大學,那麼孩子這輩子就完了!

其實哪有那麼嚴重呀!我們此處暫且不論“好”的標準是什麼。我曾不只一次在MBA班上做問卷調查,想了解一下這些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曾上過什麼樣的學校。在此我可以非常負責任地告訴大家:這些人後來所取得的成就,與當年上過的是不是所謂好的或名牌的小學和初中沒有任何相關性,與高中的相關性也不顯著。

我有一次帶學生外出,閒聊中問他們以前都上什麼小學。只有一個學生以前所上的小學是人們心目中的名牌學校,其餘的都是不起眼的普通學校,其中有三所學校已經被撤併。

但正因為心中的那個邏輯,使得家長們在面臨孩子的每一次考試時,心中的焦慮都會增加。這種焦慮是使孩子揹負過重課業負擔的重要原因。相當多的家長堅信,只靠學校的學習是不夠的,孩子必須在課外報班。一些培訓機構當然要藉此推波助瀾。這導致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校外。

而許多家長不惜代價去給孩子報校外輔導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認為學校老師“課內不講課外講”。對此我沒有做過深入調查,無權發表意見,但我覺得即便有,也不可能是普遍現象。試想如果一所學校的教師都“課內不講課外講”,那麼學生能答應麼?家長能允許麼?如果家長紛紛投訴,那麼校長能坐得住麼?我不太相信一所學校的內部管理會爛到這樣的程度。當然,教師由於教學經驗不足,不會教或教不好的情況肯定是有的,但這和教師主觀上“課內不講課外講”不是一回事。

憑多年對家長的瞭解,我知道,不論教師在課堂上講得多麼好、多麼到位、多麼全面、多麼細緻、多麼深入,家長也不會滿足,還會覺得不夠,還會覺得有些東西教師沒講到。對於“課內不講課外講”,家長認為教師課內該講什麼,有量和質的標準麼?教師講了哪些才算是都講了?教師在有限的課時內能講多少?

我覺得,課程標準和考試說明中明確規定的內容,教師不可能不講,不可能有遺漏,但教師講完了課程標準和考試要求的內容,學生就能滿足家長就能放心麼?由於學校課時有限,教師在課堂上只能選擇最基本、最典型的題目進行講解。一道題目往往會有多種解法,但教師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教解題方法也只能教最常用、最規範、最普遍適用的方法,至於一些偏招怪招絕招巧招,不可能全都講到。這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因為中考和高考考查的是學生的基礎知識、基本方法和基本能力,不可能出那些必須用偏招怪招才能解答的考題。

而在課外培訓班上,那些教師常用一些解題技巧來吸引學生,這就很容易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錯覺—有些東西學校教師沒有講,只有在培訓班上才能學到。所以,家長給孩子報班上課,主要原因不是教師校內講沒講,而是因為看到別的孩子報班了,就覺得自己不給孩子報班就不行,就要吃虧,就要落後,就要輸在起跑線上。

事實上,家長和學生的焦慮主要來自考試背後的利害。考試本是一個常規性的教學環節,目的是檢測學生掌握知識和方法的情況。但現今重出身重學歷的用人制度,使得高考成為一場嚴峻的甚至殘酷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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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說,高考不是一次簡單的教育測量,而是社會分工的開始,它關乎未來社會財富的分配。因此,高考分數背後存在著巨大的利害和風險。這種利害和風險給考生及其家長帶來巨大的精神負擔,對青少年成長產生嚴重影響。

為了得到更好的考試結果,為了在嚴峻的競爭中取得更大優勢,學生必須全力以赴備考,必須承受巨大的課業負擔。過重的課業負擔其實已經與考試內容多少沒有太大的關係,與考什麼不考什麼沒有太大關係,甚至與考試難度也沒有太大的關係了。

實際上,高考結果僅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並不一定對每個個體的終身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人終身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持續不斷的學習和進取。終身學習的理念已經提出多年,我們在現實中也可以看到許多通過自身持續不斷的努力而取得成就的案例,許多人在觀念上也承認高考不能決定人的一生。但在現實中,重文憑重出身的觀念依然盛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選人用人制度並未發生實質性改變,這使得高考變得異常嚴峻和殘酷。

減輕學生過重的精神負擔和課業負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相信,當社會的人才觀和選人用人制度發生改變時,學校教育和青少年成長的環境也一定能改變。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减负不是量变 是质变!

《21世紀英語教育》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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