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减负不是量变 是质变!

最近,“减负”又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学生多次参加国际PISA测试,在数学、阅读和科学领域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但测试结果也显示,这些学生的家庭作业量和投入课后(或校外)学习的时间也遥遥领先,问题解决能力也不尽人意。这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也和经济发展一样,需要调结构、转方式、提效益。

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于是否要减负,人们看法不一,各执己见。在家长中特别流行的一种认识是:谁减谁犯傻,谁减谁吃亏;校内越减,校外越加;负担减轻,现在快乐了(其实快乐与否与“负担”轻重并无必然联系),将来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将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如此等等。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减负不是量变 是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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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所受的教育关乎TA的未来。但从某某名校毕业的学生,就一定会有满意的工作,就一定会在职业领域里取得成功吗?这很难说。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职业和生活问题,那么职业教育可能是更值得考虑的一个选择。

我曾参观一所欠发达地区的职业学校,学校口号的大意就是孩子上职教,就业有保障,全家能脱贫。曾有官方调查结果显示,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就业率相当高,甚至要高于一些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我们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跨越,对这样的人才需求量是相当大的。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领导对我说,他们的毕业生都有很好的就业出路,有些优秀的毕业生年薪可以挣到几十万。我曾参观一家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告诉我,他们的月薪也在万元左右,有时还会更高。

但为什么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选择接受职业教育,这恐怕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职业教育相比,更高的学历可能会有更好的仕途。且看今天有多少领导(不要说高级领导)是中专技校毕业的?

2017年我去南京,看到秦淮河畔有用彩灯搭建的巨大的古代官帽造型,内心感触颇为复杂。目前这样的情况依然是真实存在的: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进入某所学校,或逼迫孩子掌握某种技能,着眼考虑的并非是孩子的天赋、特质和兴趣,而是家长个人的面子。

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多数人不再为生计发愁,一般性工作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一项普通体力工作的收入水平也不比一般性技术工作低,但是,人们依然会把不同的职业分出高低贵贱来,家长依然会不遗余力地让孩子挤进更有可能通往“高贵”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

谈到职业,我想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对未来职业可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从幼年到现在,我目睹了一些职业和行业的变化甚至消失,有些可能只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在未来10~20年,就业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更为严重:认知性和创造性强的高收入工作机会和体力性的低收入工作机会都会增加,但常规性和重复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机会将会大幅减少。

而我们今天不太青睐的一些职业,如与精神健康相关的社会工作者、编舞人员、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者、文化领域里的研究者等,被技术取代的风险却较小。顺便说,我个人认为,教师被取代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人师”,而非“经师”。

我曾在一些场合谈过一个观点,我把它称作“台阶理论”:我们特别想上某所大学,希望能一下子考进去,这当然很好;但大学的录取线就像是一个平台,有的平台很高,你要想一下子跳到这么高的平台上,尽管你有着很好的弹跳力,但也要做好摔下来受伤甚至磕断腿骨的思想准备。向越高的平台上跳,摔下来受伤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实,踏上大学这一台阶只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阶梯,实现人生理想目标的途径不只一个。你不必一定要一次跳上去,也可以搭几层台阶,一步步地走上这一平台,最终达到同样的人生高度。就学术发展和造诣来讲,今天能够站在清华、北大、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些顶尖大学讲坛上的教授,也不一定都是当年从本校毕业的学生。

在一个倡导终身学习的时代,人生就像是一个不断爬坡的过程,意志力和弹跳力同样重要,甚至前者更为重要,关键是要有人生的目标和持续不断的努力。升学是如此,步入职业领域以后的发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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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长心里都有一个逻辑:孩子上不了好幼儿园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初中,上不了好初中就上不了好高中,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甚至上不了大学,那么孩子这辈子就完了!

其实哪有那么严重呀!我们此处暂且不论“好”的标准是什么。我曾不只一次在MBA班上做问卷调查,想了解一下这些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曾上过什么样的学校。在此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些人后来所取得的成就,与当年上过的是不是所谓好的或名牌的小学和初中没有任何相关性,与高中的相关性也不显著。

我有一次带学生外出,闲聊中问他们以前都上什么小学。只有一个学生以前所上的小学是人们心目中的名牌学校,其余的都是不起眼的普通学校,其中有三所学校已经被撤并。

但正因为心中的那个逻辑,使得家长们在面临孩子的每一次考试时,心中的焦虑都会增加。这种焦虑是使孩子背负过重课业负担的重要原因。相当多的家长坚信,只靠学校的学习是不够的,孩子必须在课外报班。一些培训机构当然要借此推波助澜。这导致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校外。

而许多家长不惜代价去给孩子报校外辅导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学校老师“课内不讲课外讲”。对此我没有做过深入调查,无权发表意见,但我觉得即便有,也不可能是普遍现象。试想如果一所学校的教师都“课内不讲课外讲”,那么学生能答应么?家长能允许么?如果家长纷纷投诉,那么校长能坐得住么?我不太相信一所学校的内部管理会烂到这样的程度。当然,教师由于教学经验不足,不会教或教不好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这和教师主观上“课内不讲课外讲”不是一回事。

凭多年对家长的了解,我知道,不论教师在课堂上讲得多么好、多么到位、多么全面、多么细致、多么深入,家长也不会满足,还会觉得不够,还会觉得有些东西教师没讲到。对于“课内不讲课外讲”,家长认为教师课内该讲什么,有量和质的标准么?教师讲了哪些才算是都讲了?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能讲多少?

我觉得,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中明确规定的内容,教师不可能不讲,不可能有遗漏,但教师讲完了课程标准和考试要求的内容,学生就能满足家长就能放心么?由于学校课时有限,教师在课堂上只能选择最基本、最典型的题目进行讲解。一道题目往往会有多种解法,但教师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教解题方法也只能教最常用、最规范、最普遍适用的方法,至于一些偏招怪招绝招巧招,不可能全都讲到。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中考和高考考查的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能力,不可能出那些必须用偏招怪招才能解答的考题。

而在课外培训班上,那些教师常用一些解题技巧来吸引学生,这就很容易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错觉—有些东西学校教师没有讲,只有在培训班上才能学到。所以,家长给孩子报班上课,主要原因不是教师校内讲没讲,而是因为看到别的孩子报班了,就觉得自己不给孩子报班就不行,就要吃亏,就要落后,就要输在起跑线上。

事实上,家长和学生的焦虑主要来自考试背后的利害。考试本是一个常规性的教学环节,目的是检测学生掌握知识和方法的情况。但现今重出身重学历的用人制度,使得高考成为一场严峻的甚至残酷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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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不是一次简单的教育测量,而是社会分工的开始,它关乎未来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高考分数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害和风险。这种利害和风险给考生及其家长带来巨大的精神负担,对青少年成长产生严重影响。

为了得到更好的考试结果,为了在严峻的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学生必须全力以赴备考,必须承受巨大的课业负担。过重的课业负担其实已经与考试内容多少没有太大的关系,与考什么不考什么没有太大关系,甚至与考试难度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实际上,高考结果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并不一定对每个个体的终身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人终身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持续不断的学习和进取。终身学习的理念已经提出多年,我们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许多通过自身持续不断的努力而取得成就的案例,许多人在观念上也承认高考不能决定人的一生。但在现实中,重文凭重出身的观念依然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选人用人制度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使得高考变得异常严峻和残酷。

减轻学生过重的精神负担和课业负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相信,当社会的人才观和选人用人制度发生改变时,学校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也一定能改变。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减负不是量变 是质变!

《21世纪英语教育》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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