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先生的新結構經濟學，解釋中國過去近40年高速增長，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視角。對中國2008年之前的經濟增長解釋，很多領域能夠自圓其說。林毅夫先生的最大成就，便是向世界翻譯了中國。
林毅夫先生在國際社會非常渴望瞭解中國的時候，用其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系統性地向國際社會解釋了中國的增長，獲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這一非凡成就，不是能夠用學術排名來解釋的。所以，當有人質疑林毅夫先生的學術地位時，尤其是與張五常、錢穎一、鄒恆甫、田國強、吳敬璉、厲以寧、陳志武等學者共同討論時，我認為，林毅夫先生向世界翻譯（介紹）了中國增長奇蹟，功勳卓著。發展問題，一直都是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面臨的超級難題，中國崛起的路徑，對於全球很多未發展地區，是非常寶貴的經驗。正是基於這一原因，林毅夫先生曾進入世界銀行，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一批“翻譯家”，把西方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等知識翻譯到中國。這些翻譯家，順應了國家改革開放的需要，在相應領域，承擔了知識傳播的重任，自然也成為了相應領域的“家”。
林毅夫先生所做的工作，是逆向翻譯，把中國的經驗，用他自己的理論進行解釋，然後翻譯給國際社會。有很多經濟學界同行不解，他們認為，林毅夫先生學術上並無卓越建樹，為何得到國際社會如此關注？這是國運所致。也是經濟學界的分工。新結構經濟學在解釋中國增長問題上雖然並沒有得到國內經濟學界的一致認可，但國際社會對中國奇蹟知之甚少，正迎合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飢渴”。
從林毅夫團隊在2017年9月11日的官方回應中，也可以領會到林毅夫先生的這一小傲慢。其回應稱：“課題組不再參與任何媒體性質的爭論。”，結尾處諷刺媒體評論者說：“飛船的發射需要用火柴點報紙，然後放劈柴再放煤球。這個時候，哪怕對方看我一眼都算他輸了……”
在林毅夫先生看來，全社會媒體討論《吉林報告》的都是非專業的，媒體都沒有資格討論他們的《吉林報告》，媒體上說話的，都是用火柴點火箭的。媒體上討論他的《吉林報告》，就像郭德綱的段子一樣，徒增笑料而已。我想，新結構經濟學的官方正式回應，應該是代表林毅夫先生的態度的。在林毅夫先生及其弟子看來，國內經濟學界，國內媒體界，不過是拿火柴點火箭的笑料而已。
我們則認為，正如林毅夫教授向世界翻譯了中國奇蹟，林毅夫先生也應該用“火柴語言”，向社會公眾翻譯其“產業規劃的火箭”。如果林毅夫先生是寫學術論文，我們自然用學術語言，在學術期刊上討論觀點。但《吉林報告》不是學術文章，而是要用於指導實踐的應用型報告，是關係老百姓生活的報告。如果媒體不能討論，不能虛心接受各路財經人士的建議，恐怕其閉門造車和假裝調研得來的成果只能是一堆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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