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28日，“中國原子能科學之父”“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在北京溘然長辭。
他出生在一個破落不堪、為人不齒的中國，他和他那一代人，用一生心血和赤子情懷，改變了中國。
不僅是科學家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那些到我們實驗室來並由我們指導工作的同一代科學家當中，他最為優異。”這是1948年錢三強回國前夕，其導師約里奧·居里夫婦對他的評價。在法國師從這對著名科學家期間，錢三強迎來了他科學事業的第一個巔峰。
1947年初，錢三強領導的實驗小組發表論文，公佈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原子核裂變的新方式——三分裂、四分裂現象的存在，以及對鈾核三分裂原理的解釋。尤其是《論鈾核三分裂的機制》一文引起了世界核物理學界的高度關注。
約里奧·居里夫婦為此感到驕傲，認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實驗室的首個重要成果。不久後，錢三強被聘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導師，他是第一個獲得此職位的中國人。
1948年春，錢三強（右）在巴黎與約里奧·居里夫婦合影
在很多與其共事過的人看來，錢三強不僅是一位有很高學術成就的科學家，而且是一位具有傑出才能的科研事業的組織家。
約里奧·居里夫婦曾在對錢三強的評語中寫道：“錢先生是一位優秀的組織工作者，在精神、科學和技術方面，他具備研究機構的領導者所擁有的各種品德。”據中科院原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回憶：“最突出的事例，是在我到科學院前，錢三強同志對科學院的建院工作，尤其是在建立學部委員制度方面，組建、調整研究機構方面，做了許多切實而有成效的工作。”有人曾比喻，錢三強的組織工作對中科院而言猶如“制禮作樂”，為確定中科院的辦院方針和全院科學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中科院成立時，錢三強曾主持中科院計劃局工作，並首先著手對全國研究機構進行調研和調整。僅1950年一年之中，錢三強就先後召集專門學科會議48次，與各方面科學家共同協商擬定調整研究工作方案，同時，積極組織調查全國自然科學研究機構和全國科技力量及其分佈情況，先後調查了全國57所高等學校和政府產業部門所屬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並提出調查結果。
我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彭桓武認為：“錢三強重視‘預為謀’，即事先的計劃和準備。”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提前為國家引進和發掘了大量人才。
出乎謝家麟意料的是，他很快便收到了錢三強熱情洋溢的親筆信，表明了祖國期盼海外學子回國參加建設的意願。信中還誠懇地談到國內科研事業初創的艱難，要有克服困難的決心……謝家麟認為錢三強的來信堅定了其回國的決心，後來雖然歷經曲折，終於在1955年回到祖國，並在錢三強所領導的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知人善任”是很多科學家對錢三強的共同評價。
據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回憶，在對另一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周光召的重用上，錢三強曾發揮了關鍵作用。1960年，中蘇關係全面破裂，周光召和何祚庥等人要求填補蘇聯專家留下的空缺。而周光召當時是北京大學的講師，重新安排工作，就必須和北大協商。“這並不容易實現。”
何祚庥說，“更重要的是，周光召同志有極為複雜的社會關係，按照當時的準則，是絕對不可能被接受的。”但詳細瞭解情況後，錢三強判斷“這是一位少有的、在理論物理方面功底十分深厚的傑出人才，我無論如何也要促其實現”，並最終成功推動了周光召的調動。在錢三強的調集下，一大批優秀人才在我國核武器研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如鄧稼先、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郭永懷、于敏……
“滿門忠孝”的青年導師
上世紀50年代，王乃彥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當時稱為近代物理研究所）二室三組。他記得小組剛成立時，組裡每兩週就有一次學術報告會，由大家輪流作學習心得和工作報告，錢三強幾次都親自到會。“錢先生在聽完大家的報告後總是鼓勵我們，並用最簡潔的語言對討論問題的物理意義、適用條件、應用範圍作非常透徹的說明，使我們受益匪淺。”王乃彥說，“他總是諄諄教導我們不要只喜歡學書本理論，還要努力培養自己實際動手的能力。”
在錢三強的鼓勵下，王乃彥和同事嘗試自己繞制大變壓器，焊接各種穩壓電源、各種電子線路和研製各種探測器。後來組裡分配王乃彥研製一臺放大倍數為一萬倍的放大器。開始他以為很容易，因為它的工作原理大學時都學過。沒料到當兩個一百倍的放大器聯接到一起時卻產生了振盪，很難克服。“沒那麼簡單吧！有許多大學裡沒學過的東西，要靠自己在實際工作中邊幹邊學，鑽進去，才能解決。”
王乃彥至今記得錢三強當時微笑著的鼓勵，並以此為動力攻克了難題。鼓勵，是出現在被訪者對錢三強的回憶中最多的詞之一。
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科技委主任的王方定，對自己初到原子能研究所時錢三強對自己說的話記憶猶新：“承擔了這項工作後，我們要成為中國的第一，今後原子能研究所要盡全力支持這項工作，你在工作中有什麼困難隨時可以找我。”“和錢先生的這次談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使我在參加這項工作一開始就下定了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
隨後，王方定發現，在當時放射性物質實驗條件很差而且還要對尚未完全撤離的蘇聯專家保密的情況下，錢三強很有“獨闢蹊徑”的辦法。“居里夫人的實驗室是一個工棚改建的，我們也可以建一座工棚實驗室，這樣有許多好處，可以很快開始實驗，減少外界干擾，任務完成後便於處理。這個工棚外表可以簡陋些，但裡面要儘量做得符合放射化學工作的要求。”
向王方定說完這些話之後，錢三強立即安排基建處王振恆師傅建造工棚。工棚開展實驗後不久，當錢三強了解到因為原料不足，只能做微居里量級的實驗時，他拿出大約10個盛著黑色粉末、約200毫升容量的石英磨口瓶給王方定，說：“這是我從法國帶回來的，保存了十幾年一直捨不得用，現在給你們做原料，也是用到它最合適的地方了。”
書生意氣，赤子之心
事實上，在很多當年的下屬看來，錢三強從不以領導者自居，沒有官氣，總是以同志、朋友的身份與人相處，為人熱情，到哪裡都讓人感到溫暖。據葛能全回憶，在大環境比較寬鬆的一段時間裡，研究所一批從國外回來的科學家，都很客氣地用“某公”或“某某先生”互稱，“錢公”、“錢先生”，更是叫得頻繁。
錢三強入黨以後，聽了這些稱呼覺得彆扭了，科學家彼此這樣稱呼，他不便說什麼，但對於青年人特別是黨團員，他提出要求，要大家改稱“同志”，直到他當了科學院副院長以後，上上下下、口頭或筆下，都稱他“三強同志”。“我做了16年他的秘書，也這樣稱呼了16年。每當聽到大家這樣稱呼，他很高興，說這樣更顯得親切，沒有距離了。”葛能全說。如果說平易近人是錢三強的一面，那麼，“心熱口直，剛正不阿”的書生意氣則是其鮮明性格特徵的另一面。
張勁夫曾回憶，錢三強和人談話，在會議上發表意見，非常直率，內心有什麼就說什麼。他遇事獨立思考，不趕表面潮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始終保持正直學者的本色。”對於不合理的事，即使是一時的強大潮流，錢三強也不願苟同。
在“大躍進”時期，錢三強寧肯承受壓力，堅持不盲目提高指標，因而被認為是保守的。而對於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如周恩來、陳毅、聶榮臻1962年對科學工作的指示，卻不顧巨大的壓力，奔走呼號，積極貫徹。這種剛直的性格，也使他在某一時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錢三強從未放棄自己的立場，也沒有停止兢兢業業工作。不僅如此，他對祖國的赤子之心也未因曾經遭受的冤屈而改變。
三強心裡有大家
“看不出他是大科學家，他比普通人還普通。”這是中科院機關許多老人回憶錢三強時發出的感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錢三強恢復工作後一段時間，每天要乘公共汽車上下班。冬天颳風下雪，他身穿長棉襖，頸間繫條圍巾，頭上戴一頂遮耳棉帽，每天往返於中關村和三里河之間。在“剩飯剩菜打包”還被視為“丟臉面”的年月，錢三強、何澤慧就自帶飯盒這樣做了。那時好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譏笑他們“吝嗇”、“小氣”。
老兩口並不介意旁人的眼光和議論，只是不希望讓東西白白浪費掉。錢三強自己生活節儉，但非常注意體貼他人，捨得為別人花錢，特別是對那些做服務性質工作不大為人在意的普通人。
1977年夏，錢三強代表中科院和物理學會參加在黃山召開的理論物理和天體物理會議，為了對會議工作人員半月之久的辛勤勞動表示謝意，他趁會中被邀至屯溪市作報告的機會，拿出100元現金（當時約合其秘書葛能全兩個月工資數）讓秘書上街採購些糖果、茶葉、香菸之類。在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錢三強請全體工作人員開茶話會，並熱情講話，感謝和鼓勵大家。“許多人第一次得到大科學家如此的尊重，內心很激動，發言時聲音沙啞，落了淚。”葛能全說，“但沒有幾個人知道，茶話會不是會議費開銷的，是錢先生自己掏的錢。”
後來但凡錢三強主持的會議，他都會以多種方式向會議工作人員表達謝意甚至是走進廚房同炊事員握握手。在葛能全眼中，錢三強心裡一直惦記著大家，對人對事都極其認真。事實上，錢三強把這一品質保持到了最後。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緬懷聶榮臻元帥。為了準備發言稿，錢三強前一天晚上在書房裡一字一句地反覆修改到凌晨，第二天他又堅持聽完所有人的講話之後才回家休息。當天晚上，心臟病發作，一個月後，錢三強去世。
錢三強（右）和夫人何澤慧（左）一起研究學術問題
有一首詩最確切、最全面勾勒了錢三強的一生，詩的作者是著名光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獲得者王大珩。王大珩和錢三強是彼此相識時間最長（1920年起）、知之甚深的學友和同事。該詩後來刊登在《清華校友通訊叢書》復26冊上，題目為《憶三強，我的摯友》。現照錄於此（原注省略）
《憶三強，我的摯友》
幼自更名志氣先 人道少年非等閒
四載清華攻“牛愛” 一朝出國成大賢
紛紜戰火歷辛苦 難得何姐結良緣
誠贊華夏有居里 鈾核三分創新篇
祖國革命換人間 英才馳騁有地天
計窮頑敵施細菌 敢邀正義揭兇焰
兩研縱橫繼往業 一院科學展宏顏
原子大事奠基業 春雷一聲秉穹軒
十年動亂耐磨鍊 響應改革志趣堅
霞光照晚紅灼灼 贏得國際好名銜
須知繼業滿桃李 榮哉奮拓半百年
相識七旬稱莫逆 哀悼摯友痛心絃
閱讀更多 我們的太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