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報告顯示，中國通訊設備產業巨頭華為以3442件的專利申請數超越日本松下，成為2014申請國際專利冠軍。據不完全統計，過去十年間，華為在研發上的投入累計達1880億元，約合220億美金，僅2014年在研發上的投入達405億元，佔銷售收入的14.2%。在華為的17萬員工中，研發人員佔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會研發出更多創新性技術及科研成果。
事實上，中國早已在眾多領域實現超越和領先，而且正在大闊步前進。在可控核聚變，石墨烯應用，量子通信，超級電池，智能機器人，生物生命科學，基因工程等眾多尖端領域，中國成為趕超者或領導者，一種以穩定的政治體制，龐大的國民儲蓄，再加上政府大力支持，中國很有希望在未來20-30年後在主要的科技領域超越美國，成為第三，四次工業革命的領頭羊。正如那就老話：“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中國工業革命的步伐在靜悄悄的黎明中急速行軍，如果人們只從中國當前農村人口比例，落後的金融體制，或是幼稚的以西方制度經濟學的“民主，自由”等意識形態看中國，那必然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對中國發生誤判。
為何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勢如破竹，不可阻擋？俗話說虧本的生意沒人幹，殺頭的買賣有人做，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3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絞首的危險。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公司以及政府，正不惜血本的將大量資源投入到自主研發中，究其原因並不是這些公司乃至政府願意自掏腰包，投入真金白銀去追求“人類進步”等高尚情懷，真正的原因就在於馬克思所說的利潤，因為投入研發，掌握科技優勢能讓公司在市場中掙得很多錢，贏得足夠高的利潤，因為看到了巨大回報，公司才會以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的將巨量金錢投入到研發中。而大量的研發投入必然會引爆科技創新和技術突破。
歷史一再證明，所有重大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往往不是從純科學或一小撮天才那裡得來，而是來自廣泛的工業實踐和商業驅動。瓦特和企業主羅巴克合作，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改良鈕門蒸汽機是為了滿足英國工廠化生產的需要，以便從中賺取鉅額利潤；珍妮紡紗機的發明是為了提高紡織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幫助企業更好更快的攫取市場份額。從當年愛迪生的眾多發明到今天無數的工業技術進步，都是人們在利潤的驅使下，孜孜不倦的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出來的。正如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Knenetch Arrow所說，在新技術的採納和發明過程中，“日常中的接觸才是最好的學習”。也就是說，很多重大的技術發明和科學突破並非是從高校象牙塔裡無中生有，而是在利益的驅使下，人們為了解決問題而不斷的思考摸索，在持續的實踐和積累中找到的解決方案。
社會經濟實現巨大發展並非直接來自科學研究上的突破。英國啟動的工業革命，使其在生產技術在多個層次上發生了重大突破，例如實現勞動分工，採用珍妮紡紗機，蒸汽機等大機械進行規模化生產，鍊鐵技術的躍遷，以及大工廠組織體系等，這一系列突破性的經濟生產組織方式上的創新，並不是自上而下的，由科學理論的革命或科學理論的應用引發的。英國出現的生產力大躍進與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無關，牛頓力學甚至熱力學根本沒有應用到蒸汽機的發明中。工業革命的暴發是自底向上的，關於工業組織，製造技巧，設備工藝，以及生產要素在時空上循環，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實踐知識由量變引發質變的大爆炸。
工業生產技術的突破和發現，以及製造業知識的積累，只能基於製造業活動本身的實踐所驅動。只要一個國家踏上工業革命的大道，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一部分，變成世界工廠大機器中一個不停自我運轉的局部零件，那麼任何國家都能成為全球技術創新的領導者。創新本質上是不斷的找到更好的解決問題辦法的過程，在一個市場成熟，需求力旺盛的國家，如何“多快好省”的滿足各種需求就是創新。在利潤和攫取市場份額的驅動下，生產者始終幹勁十足的摸索研究滿足需求的門道和方法，於是知識技術和創新就在反覆的實踐和具體的工業建設中積累起來。
幾乎所有工業領域的知識，尤其是工藝和技術，根本無法在頭腦裡無中生有，並在紙面上通過邏輯演繹推導出來。原因在於支配許多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屬於“因果律”，因果律不能用形式邏輯從一堆先驗的公理體系中演繹出來，而只能從實踐中學習。因此”幹中學“早已被人類技術發展史證明是文明發展最重要，最直接的推動力，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奴隸和主子的辯證關係中就提到，真正的知識和創造的源泉屬於實踐者而不是領主們。《老子》最著名的一句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可用於人們在具體的生產實踐中有意無意摸索到的自然規律或創造法則，“非常道”對應於科學理論上的邏輯推理，後者必須基於前者，前者是後者的基本材料，科學家通過反覆觀察實際實踐中引發的現象，通過數學或公理化的方式，抽象出引發現象的內在本質邏輯，當人們在理性上掌握了事物的本質規律後，再反過來運用到具體的實踐生產中去取得更好的生產效果。
在巨大的中國市場需求推動下，中國科技發展必將實現新突破。曾幾何時，13億中國人本質上是苦哈哈的為美國打工的藍領工人，我們一度得耗費巨大的血汗編織10億件襯衫才可換回一架波音飛機。在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以及市場培育後，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使得市場對各類高附加值的產品產生了巨大的需求，而在鉅額利潤的驅使下，大量聰明的腦袋前仆後繼想盡一切辦法去滿足市場需求，而採用新技術，研發高科技無疑是滿足需求的最佳手段。同時中國人作為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勞的製造業實踐者，通過製造，打磨，組裝，運輸各種工業產品，夜以繼日的從大量實踐中獲取新知識。例如為了在晝夜溫差極大的高原地區修建高鐵，中國工程師需要解決無數日本和德國同行根本不會遇到的技術難題，而且雄心勃勃的中國人不甘人後，為了與國際製造業巨頭競爭並保持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工程師就必須時時刻刻去突破各個領域的工程實踐難題。
通過”幹中學“，中國已經在電子，信息技術，通信，超級計算，半導體，精密儀器，材料科學，納米技術，造船，高速列車，隧道與運河開鑿，超遠距離高壓輸電，空間科學與太空軍事技術等諸多領域迎頭趕上甚至走在技術最前沿。中國的專利制度創建於1985年，而我國的專利申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寥若星辰，但在1990年末，我國基本完成現代化工業體系建設後，專利申請開始飆升，在1999年到2009年間，每年專利申請以30%的速度增長。這種“幹中學”和“實踐中創新”的過程看起來確實低檔次，與美國哈佛MIT那些高大上的實驗室確實難以比擬，但正是靠著一條條”泥腿子“在艱辛的生產實踐中，解決突破各種難題，我們在科學積累上便實現了日積硅步，乃至千里的躍遷。中國目前確實沒有那些閃耀著光芒的尖端高校，但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製造中心，這才是最好的大學，我們得以在創造財富的同時進行實踐與創新。
山寨是創新前的思考，一旦學會了製造和模仿，創新大門便慢慢打開。中國原來山寨得最瘋狂的領域是手機，但恰恰在手機生產領域，中國有獨特的創新，例如雙卡雙待，如今沒人再責備中國在手機上的山寨，因為華為小米OPPO等廠商早已實現獨立設計和開發。美國一直在指責中國竊取其核心技術，殊不知美國當年熟練的學習，仿造，吸收英國的先進技術時，剽竊之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美國一直慫恿英國人把技術偷帶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就規定，只要你能造出英國的棉紡設備你就能獲得一大筆錢，不管你的技術技術是如何獲取，不管你是什麼身份，偷渡也好，流亡也罷，都無所謂，我只認手藝。
英國嚴防死守終究百密一疏。18世紀初，英國就制定禁止技術工人移民的法律，在邊境設立各種關卡，只要發現誰帶了設計圖或者紡織工具，一律沒收逮捕。然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大名鼎鼎的美國工業革命之父塞繆爾.斯萊特就是這時前往美國的，他喬裝成農夫，混過海關，到了美國後沒用幾年就造出和英國一模一樣的紡織流水線，自己也成了紡織大王。
中國讓美國害怕的不是”剽竊“技術的能力，而是吸收消化技術的能力。你把美國最先進的芯片製造技術免費送給非洲窮國，例如埃塞爾比亞，它們拿到這個技術能有一點用嗎，中國沒有哈佛MIT等一流學府來訓練一流科學家隊伍，卻能在及短的時間內理解吸收從最基本到最先進的工業技術，為什麼？應為中國有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學院“，無數的實踐者可以反覆操作，學習，練習，發現，訓練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工程師和潛在創新者。在19世紀初，美國並沒有產生康德和黑格爾那樣的哲學大師，也沒有牛頓達爾文那樣的科學巨匠。但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美國在短短几十年間如雨後春筍般的誕生了愛迪生這樣的天才發明家，他根本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發明全靠自己的天賦，還有卡內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等工業巨頭，為什麼？因為條件成熟了，他們自然孕育而生。對美國崛起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而言，那是一個”需要巨人並能夠產生巨人的時代“，而中國正在快速步入這樣的時代。
二十一世紀對中國而言，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辨證法》裡所說的，是一個”需要巨人並能夠產生巨人的時代“，讓你我滿懷信心，拭目以待吧！
閱讀更多 wycl16514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