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魏晋时期皇帝和权臣的博弈
司马氏在取得了曹魏的政权以后，废立之事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了。当然，也不能一点颜面都不顾，起码还是要做做样子的。比如，司马师决定冒一定风险废掉曹芳。合法性手续还是履行了的，那就是“以皇太后令”办了这事。欺负皇太后——位置最显赫的寡妇，是中国历史久演不衰的剧目，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先后利用这位郭太后粉碎了曹爽集团、废黜了的第三任皇帝曹芳，皇后或皇太后在特定的间隙里，在帝王废立时，这是理所当然的合法性的来源。
司马师像
司马师在废掉曹芳前清理了朝廷内部的异议分子，主要是以中书令李丰为联络人，主要包括了夏侯玄、张缉等，夏侯玄是夏侯渊的后人，也算宗室，曾掌军事，时任大鸿胪、太常，张缉是曹芳的岳父老丈人，时任光禄大夫，李丰想联络他们诛杀专权的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结果失败，夏侯玄、李丰、张缉等人皆被夷灭三族。
司马师本来想立彭城王曹据，曹据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同辈，曹叡、郭太后的叔辈。郭太后以辈份不对，且曹叡不能绝嗣为由，反对立曹据，推荐侄辈曹髦。曹髦当时只有十四岁，在司马师看来，这个年龄的少年，对自己起码暂时构不成威胁。许多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挑成年的曹据。曹据生卒年不详，但在建安十年（205年）封侯，就算一生下来就封，到现在也五十岁了。估计可能是司马师了解曹据，知道他是可以安心做一个傀儡的。而郭太后却小时候就见过曹髦，对他有印象，所以坚持要自己亲自将玺授交给曹髦，后来曹髦奋起反抗司马家的专权，看来这位郭太后是有所预料也有所期待的。
司马师废立完成以后，扬州刺史文钦（曹爽派）、镇东将军毌丘俭（夏侯玄、李丰的朋友）矫郭太后诏，起兵讨伐司马师。
废、立、起兵，大家都借用了太后的名义，太后确实是皇帝暂时缺席、缺位时的皇权象征。中国近现代废掉最后一个皇帝（名义上的最后一个），承认合法性转移的，是隆裕皇太后的诏书，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也是从她这儿接过来的，且不管它是不是象征性的。合法性是政权存在的基础，古代不承认民主选举，不认为权力来自公民一人一张选票，只是笼统地讲“天下有德者居之”，怎么才算有德呢？最低标准是你得打败更缺德的。不管怎么样，从古到今，合法性这个好东西，是必须要有的，否则政权就难以长期稳定。
先行废立，再行篡夺，这是司马氏在中国历史上创立的模式，在这之前，董卓只行废立，后世有罪推定他要行篡夺，这对董卓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曹丕篡夺了，但没有必要通过先行废立作民意（严格讲是官意）调查。而司马氏的这套东西，则是完全避免了曹丕的尴尬，也为日后的野心家所更加喜欢。
换皇帝最早起头的，还是西汉的权臣霍光。其实，霍光和司马师的废立，程序上都一样，结果不一样，我们无法证明是司马昭才开始有野心，把他哥哥从霍光第二的光荣榜上拖下水。符合“历史正义”的尧舜禅让和霍光废立，都为后世建立了程序上的合法性，别人用心地树立榜样和各取所需地学习榜样，都是当权者的智慧。
电视剧中的霍光像
读史读到这里，我觉得再批判野心家也没有什么意思，格老子有机会也会有野心。笔者在想皇帝专制制度，君权和相权有着深刻的冲突，皇帝强了，可以随便换丞相（包括大将军、领尚书事、内阁大学士以及军机大臣），当然也可以杀了；丞相强了，像诸葛亮这样，就把皇帝凉边上了，像曹操，皇帝就得战战兢兢，像司马氏，那就对不起，皇帝得把位子腾开。
君相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不小心就进入一种恐怖状态。现在各个大国之间都建立了一种预警机制，就是防止一方无意的动作被另一方理解为突然袭击，别弄得你发射卫星我这边核导弹就招呼过去了。过去的君相之间没有这种机制，关系好的时候，当然没存在这个问题，当关系有磨擦，有点紧张的时候，因为对方一出手就可能让自己死无还手机会，所以双方都格外警惕。在曹操时代，在司马氏时代，君臣之间进入了一种恐怖平衡，曹操说实话，说自己要下台，后果就是举族被诛灭，这叫骑虎难下，即使想下也不能下。可是后世的那些酸臭文人们不管，认定了曹操是矫情，就是不肯放弃权利，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
电视剧中的曹操形象
司马师废曹芳，就是因为李丰等人搞“黑窜连”落下了痕迹，为了自家不被灭三族，就得灭掉其他人的三族，到这个份上，不篡权就没有出路。
因为权力而产生摩擦和冲突，是正常的，但是冲突怎么能保证任何一方不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政治文明要解决的事情，中美之间要搞战略再保证，君臣之间也应该有类似安全再保证。
读史读到这里，没有看到历史上有远见的人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政治文明的缺失比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更要差得多。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似乎讨论到这个问题：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 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 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 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但是皇帝专制对“宰相传贤”一直破坏。君臣互为仇寇竟成为常态。三国时代，基本上是个君弱臣强的时代，曹操、诸葛亮、司马父子都强臣，孙权死后，吴国也是臣强君弱，皇帝和权臣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形态，南北朝时期，暴君多出，是不是对魏晋时代权臣多出的一种历史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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