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村，一个有着五颜六色房屋的小社区，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让这座本来平凡无奇的小村庄成为了中国油画第一村。
大芬村在一点点改变，大芬村中的画者也在探索，有人以绘画为谋生手段，有人却坚持在追求自己的梦想。这像是一个压缩版的小世界，这里有梦想，有希望，也有迷茫。
“梵高”的转型
深圳大芬村。
清晨，阳光笼罩下的大芬村色彩斑斓，在大芬村村口，“世界油画，中国大芬”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社区，核心区域的面积仅0.4平方公里。密集的小巷纵横交错，穿梭在巷子中，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房子，巷子两边是一排排店面，有了画廊之后，画具店、裱画店和物流也应运而生。
把小巷里的墙面开辟成“画室”作画，是深圳大芬村独特的风景。东西交错的小巷里，每面墙都是画室。隐在小巷里的画师们，一手捻着临摹的小照片，一手挥着画笔，开始在画布上"谋篇布局"。旁边的茶几上，一盏清茶，余香袅袅。
据了解，目前大芬油画村内共有大小画廊及门店1200余家，村内聚集油画从业人员约8000人，加上周边社区从业人员约20000人。
但大芬村原本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原住居民仅300余人，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
1989年，改革开放的机遇降临到大芬村——香港画商黄江来到大芬，租用当地的民房招募学生和画工进行油画的创作、临摹、收集和批量转销，由此将油画这种特殊产业带进了大芬村。大芬油画村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品油画生产、交易基地，也是全球重要的油画交易集散地。
早年的大芬村曾以“世界高仿名画之都”闻名。这里的大批画工临摹世界名画，大芬一度占据了世界油画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但这样的生产模式，也给大芬村贴上了“山寨”“廉价”的标签。
大芬村东九巷的一间店铺，面积大约20平方米，墙上陈列着的大部分是梵高的临摹画。40岁的钟早春坐在店铺的角落里，拿着画笔在画布上作画。
赵小勇从小喜欢画画，15岁初中毕业后前往深圳打工，在朋友的建议下来到大芬村。
老乡建议赵小勇画梵高的画，因为梵高的画订单多，最初，赵小勇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梵高的作品。后来，订单越来越多，赵小勇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就开始教妻子画，妻子主要负责上色，涂颜料。
人手依旧不够，赵小勇不想把订单发给别人，陆续把在外摆地摊的四弟和在老家的小舅子喊来帮忙。最忙的时候，四个人一个月要画一千多张大小不一的梵高作品。依然忙不过来，他就买了一套油印设备，直接印底稿，省去了用铅笔起底稿的工序，然后再手工补充、上色，效率倍增。到后来，赵小勇画梵高的画不需要用草图，可以直接在画布上落笔，一幅《向日葵》只需28分钟就可以完成。
这种流水线的方式被称为“行画”。从1997年开始，赵小勇及其家人在深圳大芬村临摹了超过10万幅梵高的作品。行画让赵小勇名利双收，赵小勇在大芬村买了房，有了不菲的收入。
2000年左右，当地政府开始改造大芬村的环境，“转型升级”成为了政府和民间探讨大芬油画村未来发展时一个绕不开的词。
站在金字塔尖的人
2004年，大芬村成为文博会首个也是当年唯一的分会场，大芬分会场举办了千人油画创作活动，更是被收入世界吉尼斯纪录。正是在首届文博会这个平台上，大芬油画村被媒体充分地挖掘和报道，一时间，媒体、游客纷至沓来，大芬村美誉度快速升温。
史飞如今已经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拥有了自己的美术产业公司。但史飞依然生活在大芬村，他不再需要靠卖画为生，每天呆在自己的画室里，画自己想画的事物。
大芬村转型升级的变化中，也带动一些最开始做临摹的画师变成了画家。
杨福徐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1999年的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大芬村招聘有绘画基础的人，便跑了过去。到了大芬村，杨福徐有些失望，他只能画老板给他的临摹画订单，虽然杨福徐在艺术院校毕业，但基本功再好，也很难在这类临摹画中体现出来。
月亮与还是六便士
一条小巷内的墙壁画室里，陆浩正拿着画笔聚精会神地作画，面前的墙壁上展示他七八张作品。
“订单挺多的，只要画得跟客户提供的图一样，客户满意就行，钱很好赚。”陆浩沉浸在画订单画的喜悦中，订单画准确的定义就是根据客户给的图片临摹出来的画，不需要自己的创作。陆浩很善谈，提到收入，他没有具体透露，却满脸笑容。
在隔壁的小巷中，小雨也在对着墙作画，画布是旧的，她用色彩盖住原来的作品，对着一张照片临摹，小雨不是专业出身，来到大芬村学画也只有三个月，但如今，她已经可以完成简单的临摹作品，再过几个月，她就可以正式接单，“感觉不难，只要有客户，钱还是不难赚的。”
和杨华对面的墙壁画室，画工小红出售的全部是“订单画”，小红的订单画每幅售价80元到160元，一个客户正在取货，一下子买走了10幅作品。
“想赚钱有赚钱的方法，画唯美一点就行，但我想做自我，体现自我的价值。”在讨好客户赚钱和实现自我的选择题前，赖海波和伙伴们选择了后者。
有的要生存，有的要自我，邓辉却有些另类。
快到傍晚时分，50岁的邓辉放下画笔，整理好刷子和刮刀，慢慢走向巷子深处的宿舍，他在的巷子位于大芬村靠边的位置，平时很少有顾客光顾，生意很惨淡，每个月除去开销几乎没有剩余。
“我不是一般的画工，从来没做过流水线。”邓辉拒绝接受画工的称呼，他认为画工就是画画的工人，而他把自己定义为画匠。邓辉有一定的绘画功底，他在大芬村住了近20年，房租从最开始的300元涨到现在的2000多元，没有变化的是，他没有能力给一家四口换个好点的房子，没有勇气放弃还能维持他生存的订单画，也没有变得只为了赚钱完全顺从客户。邓辉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他想做自己，但也需要生存。
天色渐暗，邓辉走进宿舍楼，原来楼里的12户租户都是外来的画画人，但如今已经走了几户，邓辉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是不是要回到家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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