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教案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义和团年间共有253名外国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和3.5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近3万人，新教5000人）被杀。
至于吸纸烟、戴眼镜、用洋伞、着洋袜者，均有被拳民诛杀的危险。《拳事杂记》中：曾有学生6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被团匪搜出，死于非命。
义和团败，联军入京。慈禧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逃往西安，一路上吃了些苦头；京城百姓付出的代价是任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然后于门上贴“不晓语言，平心恭敬”学做顺民；清王朝付出的代价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它的赔款数额达到4.5亿两白银，按当时中国人口计，人均一两。
78岁的李鸿章带着签《马关条约》时留在脸上的那颗子弹，签了此生最后一个卖国条约。回到家，他吐了血。两个月后，他死了。
条约中，德国代表强烈要求清政府派专使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案前往德国谢罪，并在其遇害之所树立纪念牌坊。何德兰参加了揭幕典礼，但他听说，中国百姓以为这个牌坊是为纪念杀害德国男爵的人建造的。
清朝就在进一小步退两大步的节奏里走进20世纪。尽管慈禧顺势而行，也诞生了“江楚会奏三折”这样经典的改革文本，但这片江山已是日薄之象。当慈禧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时，袁世凯当即借故推辞了。
慈禧与光绪在两天里接连死去，她的声名愈见败坏——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学者沈渭滨查过，有关慈禧的种种传闻，大抵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这段时间里出现的。
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梦先生出版了《历代后妃生活》一书，从吕后一直写到慈禧，盘点了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
他认为慈禧跟挪威的玛格丽特皇后差不多，只能算是临时摄政的皇后。和其他王国一样，若要批评女性掌权者，最好的办法是说她放纵。
在男人想象的政治秩序中，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女人不能干政，而女人当政往往标志着进入了乱世。
自咸丰后，慈禧指定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大清的黄昏则越来越近。傅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下了1908年12月3日他在啼哭声中登基的场面：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叫我不要乱动。
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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