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首席對策》高端訪談專訪的是：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巴曙松。
嘉賓介紹：
巴曙松教授，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還兼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證監會併購重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等。巴曙松教授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先後擔任中國銀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長、中銀香港助理總經理、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曾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擔任高級訪問學者，還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基礎研究領域“國際經濟金融結構”的首席專家。巴教授是2006-2015年中文文獻經濟學領域被引用頻次最高的中國學者（《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
內容提要：
對於推進中國版“CDR”與迎接“獨角獸”這一備受關注的話題，巴曙松教授在《首席對策》中開宗明義：香港交易所推出了25年來幅度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聚焦生物科技、同股不同權和第二上市三個方面，香港交易所作為一箇中國的國際交易所，在國際層面以競爭為主，當這些規則試行有效、積累了經驗，對國內影響衝擊不太大的時候，再到內地來進行運用，那就是一個成本比較小、風險比較小的路徑了。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要處於開放的狀態，需要國際市場參與者充分多元化。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的狀態下，可以通過股票和債券市場互聯互通來服務資本項目開放，助力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
巴曙松認為，在一級市場方面，目前非居民在在岸市場尚無法發行股票，現成的解決方案就是讓這些股票在香港發行，通過滬深港通實現非居民向在岸市場發行股票。同時，固定收益可以通過債券通，衍生品可以通過滬深港通，藉助現有的互聯互通機制服務於資本項目開放。但由於各地金融市場的情況不同，中國內地資本市場有其獨特的交易制度和清算託管制度，歐美等市場也有自己行之有效的一套規則。兩者如何突破制度差異實現互聯互通，成為一大難題。
對此，巴曙松在專訪中建議：在境外部分實行境外資本市場制度，在中國在岸市場實行內地資本市場制度，雙方市場之間再實行一定的轉接。實際上，這也正是目前“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所實行的方案，而且效果明顯。
以下是精選的《首席對策》訪談文字實錄：
李策：對於CDR包括獨角獸基金，我們除了看到支持新經濟的機遇，有什麼樣的風險是我們需要重視和防範的？
巴曙松：現在中國證券監管部門，一直把CDR的風險作為引入CDR形式非常重要的政策重點，已經做了很多安排，比如說對市場可能的影響，提前有一些新的基金髮行，來做一些安排。現在還處於試點階段，下一步還可以充分利用好CDR這種形式，吸引一些新經濟公司迴歸，給國內投資者提供新的投資標的，其實也有很多可供選擇的方案，現在是基礎制度的創新，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進展，下一步慢慢試點，運轉平穩後，陸續有一系列可以推出來的創新。
李策：上海建設對標國際金融中心，距離國際先進水平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強？政府部門、一行兩會在這方面會做怎樣的助力，有沒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巴曙松：作為金融中心也好，特別強調是國際金融中心，強調國際，就一定要市場參與主體國際化、多元化，比如說國際金融中心，目前我們看到大家提得多的，紐倫港（紐約、倫敦、香港），特點是投資方、籌資方兩方充分國際化、多元化，來上市的企業和來投資的投資者，是高度多元化的。下一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怎麼伴隨著開放進程，提升國際化程度，這是關鍵。目前來看，海外上市公司還沒有破題，海外投資者因為滬港通、債券通的帶動，有一定的進展，所以下一步要伴隨著人民幣資本項目怎麼逐步放開，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提高，這個過程還是需要時間的。
李策：您怎麼看目前去槓桿的問題？
巴曙松：去槓桿主要是地方政府和產能過剩的大型國企，它面臨的壓力比較大。在去槓桿過程中，違約率或者說常態化，迴歸正常，應該是可以預計到的事情。打破剛性兌付，使違約恢復常態，對於整個風險定價是有積極作用的，因為如果剛性兌付條件下，市場就缺乏主動去識別不同項目的風險高低的動力當然剛性兌付要防止形成自我實現式、傳染式，不是因為項目本身，而是因為短期流動性或者槓桿鑲嵌帶來的風險傳染，這個要警惕，要採取平穩、平滑的方式，釋放這個風險。
李策：目前以互聯網+分享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逐漸取代過去傳統經濟，在新舊經濟交替過程中，有沒有產生新的投資機會？
巴曙松：新經濟表現出來的活力，直接造成了整個經濟發展區域、行業的巨大分化，作為金融界，要深入研究新經濟，它有什麼融資特點，是原來舊經濟時候，在這個體制下沒有滿足的，我們把金融資源，不再閉著眼睛，按照慣性源源不斷輸送給舊經濟，而要通過金融創新、制度創新，把它進入到新經濟，這是一個全球範圍內的競爭，不僅是中國內地一個市場的事情。比如說香港市場，做的生物醫藥、新經濟上市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在此之前這個制度基本上是由納斯達克這一個市場所掌控或者壟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市場的制度創新，實際上是打破了納斯達克在新經濟定價上的壟斷，也為國內企業吸引國際金融資源進入新經濟提供了一個渠道。怎麼樣把新經濟引入，跟新金融資源對接，我們在不同的金融中心有一個大致的功能合作，香港是代表亞洲、代表中國參與國際規則的競爭，因為香港是國際投資者佔主導，能瞭解到美國、倫敦、新加坡市場動態，必須調整規則，這個規則為國內企業所用，如果運用熟練了，風險不大了，可以平穩放在國內市場。所以應該說一邊代表中國市場的需求，參與國際規則的競爭，一邊是平穩滿足中國巨大的新經濟融資需求，之間可能有一個合理雙贏的分工。
李策：未來A股將如何接軌國際標準？如何前瞻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進程？
巴曙松：我們放在更長遠來看，中國的實體經濟崛起，中國GDP佔全球GDP比重迅速上升，比如說15%還在繼續上升。第二，人民幣加入到SDR的貨幣籃子，佔比10.92%。第三，外資持有中國金融資產、股市債權2%左右，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外資持有量的上升在未來一定是幾乎可以肯定的大趨勢，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怎麼去回答這些外資投資中國過程中碰到這樣那樣的技術性、細節性小困難。
李策：您怎麼看獨角獸基金、獨角獸迴歸對我們資本市場的影響？
巴曙松：香港交易所，也把生物醫藥、差別投票權和第二上市，也做了大的調整，背後也是為了吸引新經濟。所以對於CDR我的看法，至少給了我們新經濟公司投融資提供了新選擇，所以企業的選擇多了，對新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只不過選擇的主體應該是市場自己，企業到底是選擇在美國上市、香港上市，還是用CDR籌資，那是企業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比如說股權結構在不同階段融資的狀況，未來的發展戰略做出選擇，對於一個新經濟公司來說，它選擇多了，對新經濟發展總是好事，關鍵是要控制這個過程中它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為新經濟的特點，相對來說成長空間大，但是不確定性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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