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究西北大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至今已有116年的历史。在百年历史长廊中，西北大学诞生了许多英雄人物，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堪称“国”字号人物，我们在此追溯他们的事迹，或许能带给我们某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国师”黎锦熙
“国师”其实是一个古旧的称谓，这里姑且用之。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仅比毛泽东年长三岁多。他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担任历史教员时，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后来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主席，不忘旧缘，仍尊黎锦熙为“我的老师”。因此，我们称黎锦熙为“国师”。
先生一生从事文史教育和国语统一事业，著述甚丰。1931年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随北师大迁来西安，后至陕南城固，执教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大，曾任国文系主任。
黎锦熙曾为西北联大撰写过校歌歌词，保留至今，他还以歌词为纲，写了一部简明的西大校史，最先把西大校史溯源至晚清。
“国史”侯外庐
“国史”一词是指一国之史、一朝之史，或指古代的史官。现在不设史官之职，却有研究历史的专家。侯外庐作为史学泰斗、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绝对权威，称他为“国史”似乎并不为过。
解放之初，侯外庐主持西大校政，大刀阔斧，高屋建瓴，有口皆碑，无须赘言。这里单从“国史”的角度，略述他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侯校长在史学领域耕耘半个多世纪，他对上下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都有系统的研究，著作宏富，见解独到，自成体系。
40年代后至60年代初，他联络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老专家和一些青年学者，主持完成了一项“大工程”——260万言的五卷本巨著《中国思想通史》，这标志着“侯外庐学派”的形成，表明他在史学研究领域登上了一个无人比肩的高峰。后来，他和邱汉生、张岂之合著的130万言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填补了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国手”王耀东
在体育界，我们把国家队选手称为“国手”，而足球国家队成员又被称为“国脚”。
1921年，二十刚出头的王耀东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国家篮球队，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赢得了篮球比赛的金牌。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国手”。
王耀东早年执教于北平大学，抗战之初来西安，历经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大各个时期，直到2007年以107岁高龄辞世，在西大整整工作了70个年头，为西大的体育教学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生前学校曾破例决定他为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
1999年9月，西大为这位中国体坛世纪老人举行了百岁华诞暨执教80周年庆贺大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等亲临西大向王老祝贺，同时还宣布设立了“王耀东奖学基金”。
“国嘴”齐越
国家大事，重大新闻，通过他的嘴、他的声音传播出去，故曰“国嘴”，齐越当之无愧。齐越原名齐斌濡，是河北高阳人。1942年来到城固，就读于西大外文系，学习俄文专业。他学习刻苦勤奋，专业成绩优异，在课外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朗诵和讲演的才能。
齐越播音生涯中最可圈可点的经历，就是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担任开国大典的播音员。从此，他长期坚守中央广播电台主播岗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嘴”，播音界同行则称他为“老头子”。他的一系列经典播音，人们记忆犹新。
“国使”申健
“国使”者，国家派出的使节也。申健早在中印建交之初就担任首任驻印度临时代办，随后又担任首任驻古巴大使，1980年又出任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是一位资深的“国使”。
申健，原名申振民，1937年至1939年在西大法商学院学习，1938年在校入党。他在西大虽只有短短三年，却经历了西大三变其名（临大、联大、西大）的全过程。
申健入党后，曾要求去延安，组织上决定他留校从事地下工作。在此期间，他凭着大智大勇，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嘉奖，被周恩来副主席誉为我党隐蔽战线“后三杰”（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申健除多年担任驻外使节，还做过中联部副部长，一度主持中联部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他作为“国使”，头一个使命是出使印度，过了30年，他的最后一个外交使命，还是出使印度。人所共知，中印关系十分敏感，也十分棘手，一是达赖问题，二是边界问题，都是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难题。申健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表现出精湛的斗争艺术，可谓不辱使命。
这些英雄人物们都在自己的领域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更是西北大学的骄傲。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成为人们心中那股坚韧力量的重要来源。
部分素材来自西北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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