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困惑、悲观、低落……作为全国首例此类刑事案件，再次将医疗界情绪引爆。
从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自证得病，到如今医生因诊断尘肺病差异被羁押，相隔9年的两次事件指向一个问题：尘肺病鉴定。
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尘肺病鉴定的“垄断”模式，极易陷入企业责任、社会救助等纠葛中，不仅医疗机构医生左右为难，尘肺病患者处境更是极其尴尬。
诊断难：
诊断尘肺病，三名医生被抓了
没想到这一查，查了一年多，警方未拿出“涉嫌医保资金诈骗”的证据。正在黄亨平医生和家人认为“没事了”的时候，案由却变更为“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2017年11月1日，警方又一次将其从家中带走。
三名医生分别被羁押之后，7个月再没有回来过。
“如果因为读片差异率的存在，就认为是给国家造成损失，这种主张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每一位参与尘肺病诊断的医生，都可能被追溯为犯罪”。长期从事尘肺病公益事业的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对此倍感不安。
“从10个里选5个，和从100个选5个，差异率当然是不同的”。医生的代理律师对差异率的计算提出看法。“三位医生诊断了很多患者，不能单独择出一部分有问题的鉴定就认为有问题，要放在整体上把全部病例作为基数。尘肺病读片差异率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对样本选择非常重要。”
然而，在判断患者有没有尘肺病的最后节骨眼上，医生落笔的是“有”还是“没有”，却显得格外重要。
维权难：
直到去世，都没拿到尘肺病诊断证明
从事尘肺病诊断的医生说：如果因尘肺病诊断差异性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那这职业病诊断医生谁还敢当?职业病诊断医生落笔“有”或“没有”之间，直接决定着尘肺病患者是否能获工伤赔偿。与本案截然相反的是，目前国内尘肺病患者想拿到诊断证明，反倒是一纸难求。
被逼无奈，他只好到郑大一附院开胸验肺，取得肺部标本，以悲壮的方式确诊了尘肺病，终于获得全社会对尘肺病人的关注。
在张海超看来，9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观。让他担心的是，贵州省医生诊断尘肺病被警方逮捕之后，没有医生再敢开尘肺病的诊断证明，维权之路会走得更加艰难。
张海超回忆，“2013年，在我等待肺移植期间，就有一个尘肺病患者找到我问怎么申请职业病诊断，直到2016年1月1日，这位患者去世，至今都没有拿到应有的赔偿”。
按照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目前约有70万职业病患者，其中90%的是尘肺病(约为63万)。然而，尘肺病公益组织大爱清尘经过多年基层调研，尘肺病患者保守估计也有600万人。其中，就有一群未能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的患者。
李德鸿透露一组数据，从2010年到2016年，新发尘肺病人约有43万，而这统计数据中，也不包括大部分农民工。
“数量极其巨大，处境极其悲惨，维权极其艰难，救助极其尴尬”，是王克勤多年从事农民工群体尘肺病患者调研得出的结论。在家乡建一栋房子、娶一个媳妇、抱一个孙子，这是外出打工挣钱的农民工都有的一个朴素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金矿、煤矿、砂石厂……在粉尘最多的地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最后却换来了尘肺病。
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乡后峡自然村村民们提供一张18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5个年轻人拍照的年龄都只有17岁，目前只有一位还健在，其他人都死于尘肺病。其中一位到石英砂厂打工，正好在出料口工作，导致吸入大量粉尘，迅速发展成尘肺病，死亡的时候年仅18岁。
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镇一位44岁的农民郭琴(化名)，第一任丈夫死于尘肺病，第二任丈夫死于尘肺病，第三任丈夫刚开始身体还不错，半年后发现依然是尘肺病。
四川广元的陈久(化名)，没有办法睡觉，只能趴着，屋里人从房顶吊两根绳子，上面放一个木板，只能在木板上趴着入眠。
辽宁省的张全(化名)每天只能跪着，他说跪着的时候会舒服一点……
“得了尘肺病以后，会经受非常大的痛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在2018年两会期间指出，疾病中最难受的不是瘙痒、疼痛，而是濒临死亡的憋气。
王克勤透露，至今没有见到一个企业主动为尘肺病农民工承担责任，当他们回到村里，尘肺病又不纳入新农合的报销序列。因此，通过职业病诊断鉴定，拿到工伤赔偿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可职业病诊断证明这条路，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走得极为艰难。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说，由于劳动者流动比较大，潜伏期比较长，证据很难搜集，在他手里5年做了20多起尘肺病维权案件，成功率不到5%，即便是个别成功案例，前前后后也跑了10多趟。
破壁垒：
放开尘肺病诊断机构限制是关键
“少数”的医生承担着责任、“多数”的患者更是拿不到职业病诊断证明。究其症结，在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尘肺病“垄断”鉴定，众多专家建议，应更加放开尘肺病诊断机构限制，让尘肺病诊断掌握在“多数人”手中。
“中国近千万尘肺病农民之所以病无所医、弱无所助、生活无着，核心在于他们无法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当下中国能够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占不到患者总数的10%。在不合理制度下，依然有些医生为尘肺病农民提供正常规范的诊断与鉴定，如果最后的守护者被追溯为犯罪，那么极度弱势的尘肺病农民还有生路吗?”王克勤感到痛心疾首。
王辰院士指出，专业性的诊疗过程中，面临一个政策性的壁垒，尘肺必须是要由专业性的诊断机构做出诊断，本来是希望严格把控住尘肺病诊断，因为一旦诊断尘肺病之后，就会涉及企业责任、社会救助等问题。
《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诊断，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名单。
因此，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职业史证明，甚至干脆否认劳动关系。另外，很多尘肺病人都是在私营、个体单位打工，且很多都在不止一家单位打工后罹患尘肺病，甚至很多老板自己都得了尘肺病，在用工极不规范的现状下，对确认劳动关系的过度强调，导致职业病的诊断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尽管2011年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新增“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应当诊断为职业病”这一规定，但实践中由于担心“企业找麻烦”，往往得不到适用。
目前贵州检察院正在进行第三次审查起诉，是撤诉、还是继续认为三个医生达到犯罪，起诉到法院?截止发稿日前尚还没有答案。而张海超背后的600万尘肺病患者，也时刻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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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需引起社会关注
健康时报2013年8月8日总第1046期头版曾发出呼吁：尘肺病需引起社会关注。尘肺病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瘢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尘肺病会引起肺结核、肺炎、肺源性心脏衰竭等并发症，目前无法根治。从事粉尘作业者应穿戴工作服、工作帽，减少身体暴露部位，要根据粉尘的性质，选戴多种防尘口罩，以防止粉尘从呼吸道吸入而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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