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组建湘军，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的倡议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早年经历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
道光六年（1826年）春，曾国藩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
曾国藩居住过的 欧阳故宅(16)
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曾国藩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十年七迁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钦命曾国藩为四川乡试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曾国藩充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转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会试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转左庶子，不久升侍讲学士。12月，充日讲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书科事务。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礼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组建湘军
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咸丰帝诏群臣言得失，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又推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再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帝的过失，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数日后复阅，才心服而纳谏，并对其加以褒答。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
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
与太平军激战的湘军
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因母丧归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11月，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
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并清廷上书征用了还只是都司的塔齐布。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并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镇压叛匪
咸丰四年（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军统领，塔齐布为陆军咸丰，率大小船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挥师东下。3月，岳州战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战中又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曾国藩愤而投水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所救。因战事不利，曾国藩得旨革职。
此时，塔齐布与守备杨载福、知县彭玉麟带领陆军攻克湘潭。七月二
曾国藩立像
十五日，曾国藩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击杀太平军曾天养，并攻克城陵矶，因功赏三品顶戴。10月14日取武昌、汉阳，因功赏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因曾国藩努力推辞，而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杀敌数万，焚舟五千，进围九江。曾国藩因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
咸丰五年（1855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于湖口，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跳船得免，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曾国藩派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支援武昌，而自己亲自到江西招兵造船。7月，塔齐布卒于军营，曾国藩赶往九江，统帅他的部队。8月，收复湖口。9月，补授兵部右侍郎。
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坐困南昌，这时罗泽南卒于军营中，彭玉麟走千里杀入重围至南昌助守。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咸丰七年（1857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咸丰八年（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救援福建。十二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攻占南京
咸丰九年（1859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曾国藩攻取安庆，多隆阿、鲍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续宜攻取庐州。
咸丰十年（1860年）2月，曾国藩破陈玉成于太湖。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放弃常州而奔上海，导致苏州、常州失陷。4月，清廷命曾国藩马上赶赴江苏，并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6月，实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7月，命皖南军务归曾国藩督办。
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加太子太保衔，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曾国藩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湘军攻破天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同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追剿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
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主办洋务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同治七年（1868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省馆所书楹帖被毁，曾国藩深知其中和战利害，自引其咎，得到丁日昌的同情。曾国藩背负骂名，病情加重，于是召来李鸿章处理案情。
回任两江
曾国藩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此后，曾国藩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绘像祀之。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2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曾国藩
，“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文化
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
曾国藩铜像
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书法
曾国藩的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閱讀更多 悅納家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