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在古代人冶社会的里，会出现“律法平等，皇帝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么？
“剑雄品评”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许历史出现了，许多“罪已诏”、“割发代首”等象征性的司法救济方法来遣责于已，但这毕竟是通过做秀的方式，来平定自然灾害、社会灾难所造成的影响。即便在历史上出现，以真的“罪已诏”来试图挽回，被权臣外贼逼位的颓败的局势时。但这种皇权即将旁落的局势，已大都处于无可挽回的境地了。
以崇祯帝于崇祯八年、十七年两个“罪已诏（崇祯帝一生，总共发了6个“罪已诏）来对比，八年之昭就是做秀多于实责，十七年之昭虽实责多于做秀，但已然是在闯王已攻击京城宫阙、百官做壁上观之时，终致皇位转授、悬梁煤山、无可挽回了。
“剑雄品评”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大家不认可的古代中国存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状况。原因在于“罪已诏或类似对皇帝的惩罚，皆属于名誉刑即刑罚中资格刑，而非生命刑、自由刑、等其他刑罚。其实，在皇权凌驾于相权、司法权之上、皇权是政冶中枢的古代中国。让皇帝不再局囿于名誉刑，受实刑去坐牢、去死。那草民们可真是想多了。
皇帝去受实刑之后，国家怎么运转？空出来的皇位给谁坐？给你坐？！你都不用以命相搏、亟需才能的谋反，凭借“律法之平等去篡皇位”。你昨不上天呢？从这个侧面也可管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是与中国二千二百多年的政冶运转系统的设计是相左的。说的更直观点，是与其核心子系统的皇位传承更替触发条件是相克的。
而设计这套庞大政冶系统的，却恰恰是儒家文化。儒学经过春秋战国近千年的筛选锤炼淘汰，终于战胜各种学说，堂而皇之、登堂入室、替皇上去演奏黄钟大吕了。其他的学说捞个洞箫牧笛吹吹，也就算不错了。
由孔孟往返于各国频繁试错而发轫；经“”行三公九卿、废分封、代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筑长城、修灵渠、通水系、大一统中国、建中央集权”的雄才大略的“天下首帝”的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禁私学诽谤朝政）、"挟书令"（藏儒学者治罪）的残酷卓绝地锤炼；
儒学之车承董仲舒借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威，统一思想后，视野之前已是一马平川、浩浩坦途的历史之旅了。这标志着儒学取得了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历史往往是经过文化设计定鼎之后，才以时间为横轴走出来的事件总和，那么，儒学实际上还取得了控制中国历史走向的决定性的地位。
好了，儒学已拿到了控制中国历史走向的决定性的地位。那么，儒学是怎样让“律法之平等”在皇帝那儿失效的呢？
儒学的“礼”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制度，那就是，国家里的各色人等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社会秩序分野，是等级森严、不容逾越的。儒家是靠这个秩序分野的“礼”，来捍卫“皇权”居于政治核心体系的地位的；同时也是用来，维系整个社会安定和生产的。
《论语·颜渊》有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春秋时期的社会激荡，使等级名分受到破坏，弑君父之事屡屡发生，孔子认为这是引起国家动乱的主因。所以他如此这般告诉了齐景公，治国首在厘清等级名分。
誓若名士做画，先有胸中沟壑，方有图中乾坤；“治大国如烹小鲜”，做领导人要学伊尹之厨法。别告诉我，你能有君王大统之才、践祚御极之命，还搞不懂“等而下之”的疱肆之术。
儒家在面上夺取了对中国古代政冶活动的指导权后。开始向各个方面渗透，来夯实对中国历史活动指导权的底座。誓如在律法方面的介入，“春秋决狱”就是明证。“春秋决狱”又叫“经义决狱”，西汉董仲舒提出以孔子的思想对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定罪。
除用现成之法律外，可以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理论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实证上大都以《春秋》为据，故曰“春秋决狱”）。以律法和儒学并驾齐驱，并适时改造律法为儒学所用。
从本质上来说，律法是在政治层面以司法方式来实现救济、矫枉的重要的方法。担负着为”皇权”清君侧、理民乱，并最终实现天下清明的作用。“春秋决狱”有三大原则，
1.“论心定罪”，考察犯罪动机，改变了自周而秦之“重刑轻罪”的原始肉刑的传统，给犯罪之人以重生机会。这无疑符合了历史的期望，更塑造了“外儒内法”的“汉律”，体现了“汉律”出于“秦律”之蓝、而胜于“秦律”之蓝的先进性。
2.“亲亲得向首匿”，此为“汉律”之首创。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为隐瞒，不告发、不作证，“汉律”不认为这是犯罪，而反之却是要定罪的。这是“法律儒家化”亦即儒学改造律法的实证，源头可追溯至孔子之，“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而且， 这还说明了，“亲亲得向首匿”是建立在人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社会秩序分野基础上的，实证上，一般都是贱为贵隐、子为父隐、幼为长隐是主流；反之为支流。而不是两者平等互隐。否则，儒学改造律法的意义就不大了。
3.“以礼入法”，讲究礼法互为表里、呼应，但宗旨为“德主刑辅”、“大德而小刑”的法律思想。否则，儒学也不会去改造律法了。
“剑雄品评”认为:综上所述，在儒家夺得了对中国古代政冶活动的指导权后；作为”皇权”，之所以于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之中，独独泽被临幸于儒学。放手让其改造社会各个层面的规则，是与儒家在当时的诸子百家学说之中，卓而不群的先进性大有瓜葛的。孔孟文化在禁锢并强调阶层分野的不可逾越的同时，艺术性地用“仁礼”在治国总政策之下，在包括“律法”等各方面上开了许多个口子。以使民驯于冶，自然是极大的符合古代中国的统冶阶级的价值取向的。
至于出于《礼记·曲礼上》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成为律法之典，也是自然而然的。研究过中国古代官制的人明白，州牧本就是，代天子牧民于野。州牧按官制属大夫层面，算封疆大吏了。即便如此，大夫也只是受“皇权”之托，属行使冶域的层面，但却也有刑法豁免权。然，“君权神授、受命于天”之皇帝，岂可有与万民平坐平起之可能？所以，说律法平等，皇帝也不例外。是不符合数千年、悠悠青史之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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