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志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治史研究室主任，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2001-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9年7月-8月英国学术院访问学者；2009-2010年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访问学者。崔志海教授的专业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和中国近代人物与思想，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多篇专题论文。
内容提要：美国政府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运动和治理菲律宾有着直接关系，又与美国对华鸦片政策及美国扩大对华贸易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背景。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1906年9月清政府发起的禁烟运动历时5年，被称为清末新政期间最富有成效的改革之一。它的开展既得益于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国国内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普遍觉醒，也得益于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环境。对于清末禁烟运动的缘起、经过及其成效，相关论著已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而美国与清末禁烟运动的关系，既往研究虽有所涉及，一般都会提到美国发起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一事，但对美国为何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如何倡议并与中国代表合作、促使上海万国禁烟会通过声援中国禁烟之决议，以及美国发起上海万国禁烟会在清末禁烟运动和晚清中美关系及中外关系史上的意义和影响等，尚多有深入探讨之余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美国外交文件和上海万国禁烟会会议记录及相关资料，就上述问题做一专题研究。
美国支持清末禁烟运动的历史背景
美国关注和支持清末禁烟运动，首先与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运动有着直接关系。鸦片作为19世纪最主要的一种麻醉品，在1800年以前的美国被作为镇静剂药物用于治疗肠胃疾病，但在进入19世纪之后，由于美国在南北战争和美西战争中为军队提供鸦片丸和鸦片粉，用于缓解战场上伤员的疼痛，以及六七十年代吗啡皮下注射在美国的流行和美国华工吸食鸦片在1870年后开始逐渐扩大到白人阶层，使用鸦片成瘾者在美国急剧上升，至19世纪90年代迎来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从1842年不到总人口的0.72‰上升到4.59‰，约在20—40万人之间。另据1908年美国鸦片调查委员会报告估计，在美国医务界，有10%的医务人员因吗啡皮下注射而染上毒瘾。
随着麻醉品上瘾人数的扩大及旨在改良社会各种弊端的进步主义在美国的兴起，麻醉品上瘾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引起美国主流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美国一些进步主义改革家和医学界的有识之士，猛烈抨击鸦片及其衍生物吗啡等麻醉品成瘾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指出它们“破坏生活和幸福的家庭，使我们的监狱和疯人院爆满，使不幸的人们丧失了上帝恩赐的永恒生命”，指责那些提供非医用麻醉品的人是“比杀人凶手还要坏的人”。随着对麻醉品成瘾危害意识的觉醒，美国的州、特区、联邦政府和国会等政府部门以及美国药学会等行业组织都各自提议或通过一些法案，对鸦片、吗啡等麻醉品的生产、买卖和使用加以控制。
美国国务卿罗脱
在反麻醉品运动中，由于美国本土并没有专门用于商业目的的鸦片种植，因此，美国政府和相关人士清醒认识到，要解决美国的麻醉品问题离不开国际合作。1908年5月，美国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代表美国总统建议国会批准发起远东鸦片会议时即以此为一个重要理由，指出：尽管美国的政策一直以来十分清楚和明确，要避免美国公民追随中国人吸食鸦片，并运用各种可能的办法禁止菲律宾使用鸦片，但仍有理由相信对美国毒品的进口并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截止1907年6月30日，进口到美国的鸦片达728530磅。有鉴于此，他明确表示：“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广泛而复杂的贸易关系，因此，如果没有商业大国的一致行动和鸦片泛滥的东方国家人民的合作，要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美国鸦片调查委员会也认为，如果其他国家控制本国麻醉品的生产、制造及出口，美国就可以卸掉控制麻醉品的包袱，因为美国本土并不种植商业性的罂粟和古柯叶。美国鸦片调查委员会委员赖特(HamiltonWright)博士在劝说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发起召开国际鸦片会议时这样说道：“若其他国家采取他所提出的那种美国国内控制麻醉品的强硬立场，美国海关的开支就会减少，因为海关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员打击走私并保护国家利益。”可以说，美国政府在20世纪初帮助和支持中国禁烟运动是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美国为治理菲律宾发起的禁烟运动进一步将美国与20世纪初的中国禁烟联系在一起。1899年美国在占领菲律宾后，为了治理的需要，开始关心当地华人吸食鸦片问题，1903年组织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菲律宾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何对付鸦片贸易和吸食问题。在对日本、上海、香港、西贡、缅甸、新加坡和菲律宾群岛等地进行详尽调查后，1904年6月15日美菲政府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颁布了一条逐渐禁止鸦片进口和出售的法令，宣布对鸦片实行为期3年的政府专卖制度：在此期间，种植鸦片和开设鸦片烟店在菲律宾均为非法；禁止年龄在21岁以下者吸食鸦片；只有由政府确定的吸烟者才允许购买鸦片，购买鸦片须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对初犯或再犯的违法者将处以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并罚。同时，声明政府实行鸦片专卖的收入应不得超过与此有关的支出，其目的在于抑制和禁止鸦片的使用和贸易，而不是为了敛财。1905年3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菲律宾群岛关税修改和补充法令”，批准菲律宾逐渐禁止鸦片进口和销售法令，同时附加两个条件：(1)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和任何其他的立法部门将有权颁布法律，完全禁止鸦片的进口和销售，或限制和约束鸦片的进口和销售，或采取为查禁鸦片这一恶魔所需要的措施。(2)1908年3月1日之后，除了政府和医用目的之外，进口和销售鸦片在菲律宾均为非法。
美国鸦片调查委员会委员赖特
由于菲律宾作为一个岛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美国政府要在菲律宾实现禁烟目标，就离不开东亚相关国家的合作。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和美国鸦片调查委员会的官员们在报告中都意识到这一点，一致建议为切断菲律宾的鸦片货源，应与菲律宾的邻国达成一项有效的安排，由美国政府派官员进驻东亚各港口，检查和报告鸦片的流动，这样才能迅速有效地控制鸦片走私，指出“我们不知道多大数量的鸦片在远东流动，它们就像水银流动一样，随时会流进菲律宾，直接使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1906年7月24日，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委员、大主教布伦特(C.H.Brent)也建议美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菲律宾的鸦片问题，他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指出：我在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工作的经验，使我相信鸦片问题应通过国际行动来解决。美国有责任处理它的属地菲律宾的鸦片问题，有责任发起一场运动，召集与鸦片问题密切相关的各国代表共同讨论。美国为什么不能邀请英国、法国、荷兰、中国和日本的代表共同调查远东的鸦片问题呢?
其次，美国积极介入和支持清末禁烟运动与美国对华鸦片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尽管美国商人在19世纪初参与了对华鸦片贸易，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但根据中美签订的有关条约和美国法律，鸦片贸易一直为非法活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3条明确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用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虽然这一条款没有规定鸦片贸易在开关港口是否合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起到限制美国商人从事鸦片贸易活动的作用，但在法理上承认鸦片贸易是非法的。1880年11月17日，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中美续约附款》第2条就弥补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这一不足，明确规定美国公民不得在包括通商口岸在内的各港口之间从事鸦片贸易，“中国与美国彼此商定，中国商民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通商口岸，美国商民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所有两国商民，无论雇用本国船、别国船及本国船为别国商民雇用贩运洋药者，均由各本国自行永远禁止；再此条，两国商民彼此均不得引一体均沾之条讲解。”为履行《中美续约附款》第2条之规定，美国国内法律也禁止美国公民从事鸦片贸易活动。1887年2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宣布根据中美条约之规定，任何美国公民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或华人在美国从事鸦片贸易均为非法，对违反此条款的美国公民处以50至300美元罚金，并要求美国驻华领事严格执行这一法律。1903年在中美签订的《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第16款中美国又进一步同意禁止将医用之外的吗啡和吗啡注射用具输入中国。
美国在鸦片问题上所实行的“阳光政策”，使美国政府认为他们最有资格在推动中国禁烟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1906年7月24日，大主教布伦特在建议由美国总统倡议发起召开国际鸦片会议时就持这一观点，强调美国在早期与东亚国家关系中对鸦片贸易所持的明确政策使美国有责任和义务解决鸦片问题。美国政府也十分赞同布伦特的这一观点，1906年9月27日代理国务卿艾地(AlveyA.Adee)致函美国驻英国和日本大使，指出美国之所以倡议发起国际鸦片会议，是因为美国与其他列强不同，与鸦片贸易没有任何联系，既没有鸦片生产商，也没有鸦片贩卖者，对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因此有责任处理这件事，“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了我们彼此的利益，与其他有关列强一道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这种为了我们共同利益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相关国家的赞同”。国务卿罗脱在1908年5月7日向国会建议拨款用于召开国际鸦片会议的报告中也强调，“由美国发起这一行动，符合我们政府的既定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有藉此提高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地位的意图。1908年5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建议国会支持国际联合委员会调查远东鸦片问题时就表示，美国应在国际联合禁烟问题上扮演领导角色，指出：“美国的这一倡议得到有关国家的热烈响应，这是一件令美国政府和人民高兴的事情。这一国际事业以人类的福祉为崇高目的，是近代文明和国际良好愿望与合作的一个很好体现。这样的事业一定为美国人民所欢迎，我很高兴将这一机会提交国会，以便美国在这项工作中能够承担其应尽的责任。”
贩卖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队
再者，美国热心于中国的禁烟运动也有扩大对华贸易的考虑。根据美国学者斯特尔(CharlesClarksonStelle)的研究，在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后，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就因各种小贸易商的竞争反而趋于萎缩；南北战争结束后随着美国国内出现的投资机会，美商又进一步退出鸦片贸易。据统计，1870年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占在华外国商船总吨位的43.61%，而到1879年即降至1.94%；至1887年美国颁布法令禁止美国公民从事鸦片贸易之后，美商便完全退出中国鸦片贸易。这样，美国不但不能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相反，鸦片贸易反而损害了美国对华的正常贸易，影响了中国人的购买力。美国前驻华代理公使、评论家何天爵(Chester Holcomb)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问题真解》一书中就持这一观点，谴责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是比非洲奴隶贸易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是中外正常贸易的真正敌人，西方与中国的贸易需要后者内部的繁荣，而鸦片贸易却抑制了真正的商业贸易，摧毁了具有无限商业潜力的市场，导致中国经济贫困、道德沦丧，断言：“不能期望那些因吸食鸦片而弄得瘦骨嶙峋的人对外国的棉织物或毛织品有更多的需求，他们已无力购买国内最普通的碎布用于蔽体；对那些只有鸦片灯设施和鸦片枪奢侈品的人来说，西方文明的各种便利设施和奢侈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吸引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亦有意借助支持中国禁烟运动获得中国人民的好感，改变美国在排华法问题上的不良形象，扭转抵制美货运动可能对美国对华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鸦片调查委员会委员赖特在建议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禁烟运动时就这样说道：“我们帮助中国进行鸦片改革会给我们带来比同中国签订任何友好条约所能带来的特权要多得多。如果我们不断地要求召开会议，中国会感到我们是和她站在一起的，整个事件会给我们在那里的进攻性商业政策增加润滑油。”
最后，美国支持清末禁烟运动也与当时出现的有利于联合禁烟的国际环境分不开。自19世纪以来，英国等西方列强在华从事可耻的鸦片贸易一直受到英国国内和国际上所有心存人类良知人士的谴责，尤其是英美传教士，认为鸦片贸易玷污了他们在华传教事业，大多对鸦片贸易持反对态度。传教士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教务杂志》就一直致力于禁烟宣传，1891年该杂志的一位编辑动员在华传教士搜集有关鸦片在中国流毒的图片和资料，将它们发回本国，呼吁抵制鸦片贸易。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在中国各地成立戒毒公所，帮助戒烟。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专门讨论鸦片问题并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在华传教士加强禁烟宣传，呼吁全世界的所有传教士祈祷终结罪恶的鸦片贸易，宣告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而在英国本土，一些有良知的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及一些宗教领袖和在华的著名传教士，早在1874年8月就在伦敦成立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出版月报《中国之友》(FriendofChina)和由反鸦片贸易人士撰写的出版物，揭露和抨击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和痛苦。义和团运动之后，该协会又与多个教会组织一道，联名致函英国议会和政府，指责鸦片贸易不但不道德，激发中国人对在华英国人和利益的敌意，并且也伤害英国的对华贸易，呼吁英国政府尽快禁止鸦片贸易。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06年5月主张禁止鸦片贸易的自由党终于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通过议案，谴责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在道德上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要求英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终止不光彩的鸦片贸易。英国国内在鸦片问题上发生的这一重大政策转变，为美国倡议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1906年7月24日，菲律宾大主教布伦特便以此作为向美国总统建议发起国际联合禁烟运动的一个重要理由，他在信的一开头就指出：“正如您最近所知道的，鸦片贸易问题在古老英国的政界已获得重新讨论。”同时，清政府表现出来的禁烟决心也使美国看到了在远东发起国际联合禁烟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在向各国发出联合禁烟的倡议时就一再强调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中华帝国政府已做出乐于严肃根除鸦片的迹象”，从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禁烟条例来看，在联合调查鸦片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合作“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发起国际鸦片会议
基于在鸦片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和立场，美国政府对清末禁烟从一开始就持支持态度。还在1906年9月20日清政府颁布禁烟令之前，美国政府就支持美国在华传教士杜步西(HampdenC.DuBoes)代表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就禁止鸦片贩卖问题向清政府直接表达意见。1906年7月11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培(RobertBacon)致函驻华公使柔克义(Rockhill)，指示他帮助杜步西拜见外务部大臣，推动清政府发起禁烟运动，指出：“对于中国有害的鸦片贸易，美国的政策一直以来十分明确，在1880年11月17日的条约和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中做了明确的表达。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您为杜步西先生提供与外务部交换意见的机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并要求柔克义提供目前中国鸦片贸易状况的报告。柔克义在接到上述指示后，对杜步西的活动也表支持，承诺将充分发挥其影响力，鼓励由反鸦片同盟领导的宣传运动。在柔克义的帮助下，杜步西稍后亲赴外务部，“与各堂官会见，颇为满意”。
9月27日，在清政府颁布10年内废止鸦片吸食上谕的第7天，美国政府就联合调查远东国际鸦片问题首先征求与远东鸦片贸易关系密切的英国和日本政府的意见。代理国务卿在给美国驻英和驻日大使的训令中指出：总统深信由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在远东有直接关系的国家，对远东鸦片贸易和吸食鸦片习惯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的影响做一总体的、没有偏见的调查，这是十分有益的。在发起这一倡议之前，考虑到英国此前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曾任命皇家委员会调查鸦片贸易问题，因此在获得其他国家的意见之前，倾听和确定英国政府的看法是合宜的。同样，事先获得日本的看法也是合理的，日本不但在远东事务中具有很大影响力，而且是美国属地菲律宾的近邻。美国的这一倡议得到英国和日本的有条件的响应。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如果其他国家同意，而会议不只考虑印度鸦片的种植和贸易，同时也考虑中国国内鸦片问题，英国将对美国提出的建议予以配合。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假如美国保证中国能够真诚合作，日本愿意参加美国倡议的调查，采取步骤限制或禁止鸦片贩运。
罂粟花
鉴于英国和日本及此后美国联系的相关国家都以中国对鸦片问题的态度为前提条件，美国政府为促成各国同意联合调查远东鸦片问题，积极鼓励和支持清政府颁布和实行积极的禁烟政策。对清政府建议美国执行1903年中美商约第16条的规定，在列强中率先严禁向中国出售吗啡和注射器，并根据清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在外国人居住区也执行中国地方政府采取的检查方法和禁令，禁止出售鸦片。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亲往外务部，明确表示在目前这场禁烟战斗中，中国将会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建议清政府就出售吗啡和注射器问题颁布如同禁烟一样的条例，以有助于其他列强也接受这一禁令。关于加强外人居住区的禁烟问题，柔克义向唐绍仪保证，鉴于美国在中国没有单独的租借地，美国领事官将尽其所能，与他们的领事团联合行动。国务卿罗脱在收到汇报后，即对柔克义的立场表示支持，在1907年2月23日的复信中说道，“国务院赞同您对外务部的声明”。
不但如此，美国政府还有意对清政府颁布的禁烟政策给予正面评价，为中国禁烟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受部分对中国抱有成见的外国舆论，特别是一些英国记者观点的影响，柔克义开始时对清政府的禁烟多持不信任态度。例如，对清政府在1906年底制订的《禁烟章程十条》中提出的10年内禁绝鸦片的目标，柔克义就表示怀疑，他在1907年2月18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道：“目前，很少有中国人和外国人相信禁烟这一良好的动机能产生效果，尽管官方和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真诚地想禁止鸦片的吸食，作为复兴民族道德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与我讨论这个问题的中国人，他们更普遍的看法是10年的禁烟期实在太短，不足以实现改革的目标；禁烟的失败对进步的措施可能将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柔克义对清政府2月7日颁布的命令各省将军、督抚认真执行禁烟条例，关闭烟馆、削减鸦片种植的上谕，也缺乏信心，认为这道上谕的发表固然表明清政府改革的决心，但禁烟行动到目前为止只在顺天府得到执行，“帝国的其他地方甚至似乎尚未有任何的举动”，因此，“清政府的诚意仍然是值得怀疑的”。
柔克义对清政府禁烟诚意和能力的消极评价，显然不利于鼓励中国的禁烟，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禁烟运动的支持。美国代理国务卿在3月28日的复函中就此加以提醒，告诉柔克义，美国政府正在与英、日、德、法、荷等国联系，倡议支持中国的禁烟运动，写道：“我得指出，这场有益的运动正在受到极大的关注，并善意地希望改革能够行之有效。”此后，柔克义很快就改变了对中国禁烟运动的负面评价。6月29日，他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一改此前的不信任态度，对6月25日清政府颁布的一道禁烟上谕大加赞扬，称赞这道禁烟上谕的内容比以前的禁烟令丰富，既为各地官员指明了行动的总路线，要求行动积极有力、持之以恒，同时给予每个省充分自由，采取最佳办法完成这场改革的艰巨任务，停止鸦片种植；并宣称禁烟运动已在中国取得重大进展，除外国人居住的租界之外，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本地居民区以及福州和许多大城市的所有烟馆都已被关闭，甚至在许多小地方可能也同样如此。
在鼓励清政府推行积极的禁烟政策并为中国的禁烟运动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的同时，美国继续就如何开展国际联合禁烟问题与英、日、德、法、荷等国磋商，询问是举行国际鸦片会议，还是由各国政府委派代表调查鸦片问题，然后向各国政府提出一个联合建议。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显然接受了英国的建议。1907年3月15日美国驻英代办致函国务卿罗脱，表示英国政府更倾向于先由各国任命委员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调查鸦片问题，然后由各国委员在调查的基础上举行国际鸦片会议，这样更有利于达成确定的建议。关于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美国政府在征求各国意见后于1908年5月7日电令驻英、德、日、法、荷、葡等国的大使或公使，转告驻在国政府：国际鸦片会议将于1909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美国将委派不超过3名熟悉这个问题的委员参加，并由国会拨款2万美金作为会议经费；同时，建议各国委员立即开展鸦片问题调查，以便在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召开时各国代表能够就如何在远东附属地逐渐禁用鸦片与停止鸦片种植和贸易，共同或分别向各国政府提出明确建议，以达到帮助中国彻底根除鸦片毒瘤这一目的。
柔克义
为使国际鸦片会议成功召开，美国政府随后又做了大量的联络和组织工作。6月20日，国务卿电令美国驻外使节通知有关国家，美国已任命伯克(ThomasBurke，8月1日通知改为布伦特)、赖特和丁家立(CharlesD.Tenney)为专员，参加国际委员会，调查远东鸦片问题。7月11日，又将美国鸦片委员会的调查内容通报有关国家，希望其他国家加以仿照，强调这将有助于上海国际鸦片会议的成功。7月21日，电令驻外使节催促各国在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召开前尽快提供调查鸦片委员名单、身份以及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调查方法和范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朝政府因此提议将国际鸦片会议推迟至2月1日召开。美国政府虽然对改变会议预定计划表示遗憾，但对清政府的要求还是予以充分理解，立即与有关国家联系，对清政府的遭遇表示同情，希望各国同意会议改期举行。与此同时，美国还先后动员葡萄牙、奥匈帝国、意大利、波斯、俄罗斯和暹罗等国也派代表参加上海国际鸦片会议。
在美国的倡议和具体组织下，2月1日，由中、美、英、法、德、日、荷、意、葡、奥、波斯、俄罗斯和暹罗等13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鸦片会议在上海黄浦江畔新建成的饭店———汇中饭店正式召开。是日上午11时，两江总督端方代表中国政府致开幕词，宣布本次大会开幕。11时40分，国际鸦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闭门会议，应中国代表刘玉麟的建议，各国委员一致推举美国代表布伦特为会议主席。11时45分，布伦特作为会议主席致词，感谢各国代表一致推举他为会议主席，并表示自己将以最大的努力和公正履行会议主席职责。在致词中，他还扼要介绍了美国发起此次国际鸦片会议的缘起和经过，强调此次会议只是一个临时性质的、各国派员讨论问题的委员会(Commission)，它既不是一个商议实行之会(Conference)，也不是一个常设委员会。因此，他建议各国代表在此次会议上不要纠缠于容易引起争议而于此次会议主旨无益的历史问题及其他一些枝节问题，呼吁各国代表以最大的勇气和诚意，从精神、经济、商业和外交等方面讨论禁烟问题，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指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做一些将给我们国家带来极大荣誉以及可能给人类带来极大好处的工作”。最后，他宣布国际鸦片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工作。
上海万国禁烟会上的斗争
尽管在美国的倡议和组织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葡萄牙、俄罗斯和暹罗等国都派代表参加了国际鸦片会议，尽管在上海召开的国际鸦片会议只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对各国并没有约束力，但由于各国与鸦片贸易有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各国代表在讨论禁止种植、吸食、贩运鸦片的措施时并不像当时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无私和一致，相反，充满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万国禁烟会会场，上海汇中饭店
上海万国禁烟会在2月1、2日举行第一、二次会议，制定会议规则之后，自2月5日开始进入提交和讨论各国调查报告阶段。在2月12日第6次会议上讨论中国代表报告时，英国代表、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谢立山(AlexanderHosie)首先对中国进行发难，批评中国的鸦片报告没有提供鸦片种植亩数，称中国代表唐国安以不可能提供这方面数据逃避批评的理由不能成立，指出清政府在1907年6月26日上谕和1908年5月23日上谕批准的禁烟章程中都要求各省当局在6个月内向度支部和民政部汇报鸦片种植面积。他还批评中国鸦片报告提供的有关鸦片吸食人数、鸦片生产等数据不合逻辑，没有价值，缺乏可靠性；批评中国鸦片报告没有提供每年土药税总收入，夸大洋烟流入中国的比重，声称从中国的报告中“我们完全不知道中国鸦片实际生产、吸食和削减情况”。英国代表史密斯(C.ClementiSmith)则批评中国鸦片报告严重夸大香港鸦片走私中国大陆的数量，指出鸦片贩运受港英政府严格控制，大规模非法走私鸦片是不可能的。
在批评中国鸦片报告存在的各种缺点时，尽管英国代表谢立山一再表示无意在禁烟问题上羞辱中国，只是为求得事实真相，但从英国代表批评的内容以及此后在会议中的表现来看，并非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单纯，而是为英国继续从事鸦片贸易提供借口，逃避在中国禁烟运动中的责任，这在英国代表此后与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的辩论上得到充分表现。
2月18日，在第8次会议讨论英国鸦片报告过程中，鉴于外商在中国大量贩卖含有鸦片和鸦片提制成分的戒烟药，中国代表唐国安提出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委员会，讨论和报告鸦片问题中的医学问题，包括不含鸦片或鸦片成分的治疗烟瘾的最佳方法。在是否将该提案列入议案进行表决的讨论中，各国代表展开激烈辩论。有些国家的代表以该提案与第6次会议上遭否决的美国代表的提案内容相近，反对将唐的提案列入议案讨论、表决，而中、美两国代表则坚决主张将这一提案列入议案进行表决。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布伦特亦明确表态支持将中国代表的提案列入议案讨论，指出：根据他的理解，唐的提案与前一议案的形式完全不同，上次遭否决的议案，其涉及的范围仅限于讨论各国代表团鸦片报告中涉及的课题，而目前这个议案有着更为宽广的含义。唐国安则解释说，他本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提案，是因为在第6次会议否决美国代表赖特的提案时，中国的首席代表和他本人都不在场，结果他们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指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对中国禁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国际鸦片委员会有意实现各方面都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话，该问题应该得到全面讨论，因为当我们仍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使用鸦片药丸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达到根除吸食鸦片的目的。对于唐国安的发言，美国代表丁家立立即发言予以支持，并建议将这一提案列入下次会议中首先讨论。
在中、美两国代表的积极争取下，在19日举行的第9次会议上，各国代表就唐国安的议案继续讨论。鉴于中国代表的提案和说明有很大的合理性，英国首席代表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认的确存在中国代表所说的问题，承认讨论戒烟药问题的重要性，但表示他本人之所以反对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中国代表提出的问题，是因为委员会缺乏能够胜任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员，声称他们所能给予中国的帮助都应采取一种实际方式，而中国代表的建议将会妨碍而不会推动问题的调查，建议将中国代表的提案改为“鉴于委员会组织中没有充足的人员从科学的观点调查戒烟药及其性能和鸦片及鸦片生产的影响问题，委员会希望各代表团建议各国就这些问题采取必要的行动”。对于史密斯的这一提议，美国代表赖特予以反驳，认为反对理由不能成立，1893年英国政府仅为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指派一位医学专家就解决了问题，而国际鸦片委员会包括一位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中国代表，共有3名医学专家，足以对这个问题展开调查，“如果一位专家对皇家调查委员会就足够了，那么对国际委员会来说，3位专家应该也足够了”。接着，唐国安就英国代表的观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看法，指出中国政府在两年前颁布的禁烟条例中就涉及戒烟药问题，自颁布条例以来，中国在内地一直采取措施，控制出售含有鸦片成分的戒烟药。但十分不幸的是，大量含有鸦片成分的戒烟药在通商口岸制造，然后被运入内地。因此，如果没有条约列强的合作，中国无力阻止这种情况蔓延，这是他提出这一议案的原因之一。但受外交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会议在投票表决中还是以7比6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英国代表的修正案。
2月23日，上海万国禁烟会举行第11次会议，会议进入提案的提出和议决阶段，各国围绕禁烟的斗争也随之进入高潮。按英文字母顺序，美国代表赖特首先提出7项议决案，内容大致如下：第一、委员会建议各国立即或在不久采取措施，将鸦片及其生物碱和各种提制品仅限于医用，并为本国确定医用的标准。第二、委员会建议，作为一项原则和前提条件，任何国家都不能继续将鸦片及其各种提制品的生产作为其财政收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第三、委员会建议，全面禁止鸦片的生产、贩运和吸食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既适用于宗主国，也适用于附属国和被保护国。第四、委员会建议继续从事鸦片及其各种提制品生产的国家，有义务阻止在通商口岸将鸦片及各种提制品运往禁止输入鸦片及其提制品的国家。第五、委员会建议与会各国政府有必要制订严格的国际条例，控制吗啡的输入及滥用。第六、鉴于没有相关国家政府的合作，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本国法律完全解决鸦片及其提制品的生产、贸易和吸食问题，委员会建议与会各国政府做出共同努力，彼此帮助解决鸦片这个国际问题。第七、鉴于各国代表的报告都直接或间接地承认鸦片问题的成功解决有赖于各国政府的合作，因此委员会一致赞成召开一个解决鸦片问题的国际会议。
对美国代表提出的这一比较全面的禁烟提案，与鸦片贸易还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英国代表除对第4、5项勉强赞成外，其余都提出反对意见，表示不能接受。他们声称，美国代表的第1项提案基于各国报告绪论中赞同鸦片应该只限于医用这一表述，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这样对待鸦片问题，英国代表提交的报告中就表明英国在印度并没有将鸦片仅限于医用，并且就目前印度的情况来看，要在近期改变印度既有政策也是不切实际的，不能将各国报告绪论中不合适的表述作为委员会的提案或建议，他们不能建议英国政府承诺这一原则。对美国代表的第2项提案，英国代表明确反对将鸦片财政问题放在提案的突出位置上，辩称一些国家依赖鸦片财政收入，这是有效管理鸦片吸食的回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在对第1项提案的评论中做了充分阐述。对于第3项，作为最终目标，英国代表原则上表示赞同，但鉴于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主张逐渐禁止，表示他们将就这一提案提交一个修正案。对于第6项提案，英国代表认为该提案内容鲁莽，直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不在其权限范围之内。对于第7项，英国代表表示超出他们的权限，不能接受，应留给各国政府决定。
在赖特的提案遭英国代表的抵制后，美国代表丁家立接着提出一个单独议案，建议根据委员会意见，凡是在本国有效禁止医用之外的鸦片及其提制品生产的国家，应该有权自由决定禁止鸦片及其提制品的输入。丁家立的这一建议，实际上是要求在禁烟问题上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限制，在禁绝鸦片问题上赋予中国自主权。他在随后的发言中对此做了充分的阐述，指出：全世界都知道和承认鸦片与吗啡对中国的福祉构成严重危害，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与会的每个国家都能自由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护他们的人民免受吸食鸦片的伤害。但不幸的是中国不能自由地采取行动，现存的条约阻止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使权力，采取行动，保护她的人民。这些条约限制就像麻痹症一样对中国改革者的精神产生作用，妨碍他们为复兴国家而努力。“允许这样一种情况继续下去，这对近代文明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对于中国代表团提供的鸦片调查报告，丁家立也加以辩护，并对中国禁烟所取得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指出：“虽然我们承认中国代表团的报告在统计数字的精确性方面存在不足，但仍能从报告中得出一些明确的结论。我认为仔细研究过中国代表团报告的人，都会得出以下三个事实：(1)中国政府正在以最真诚的态度从事禁烟改革运动；(2)民众赞成取缔鸦片的意识明显增强；(3)执行1906年的皇帝禁烟令已取得决定性的和令人满意的进步，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方当局已在贯彻上谕的指示，削减鸦片种植面积比上谕的最初要求更为迅速。”最后，他呼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他的提议做出积极响应，说道：“不要将这个提案解释为美国代表对英国的攻击。我们的想法没有更多的东西。如果中国在处理鸦片问题上享有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那么必然要涉及所有条约国家。我们十分赞赏英国代表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精神，我们希望这种良好精神能通过他们友好地支持这一提案而得到进一步的展示。我们所建议的行动将给中国一个展示真诚和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公平机会。如果中国能够自己解决鸦片问题，那么友好国家应该帮助她。如果中国不能自己解决，那么责任只能落在她自己的肩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义务问题，应该毫无异议和无条件地提供这样的帮助。任何高尚的人都不会因为要求他做一些高尚的事情而力图索取报酬，或因为他可能付出某些东西而拒绝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他的国家将外交政策建立在激励完美之人的原则上，因此，我们说所有条约国家的政府都应该给予中国‘公正待遇’，不管它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暂时的损失或不便。毫无疑问，一场声势浩大的道德运动大潮正在中国兴起，让我们帮助中国这艘航船在涨潮之时起航，驶向强盛和繁荣的港湾。”
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主教布伦特
对于丁家立的这一提案和充满激情的演讲，英国代表没有直接进行评论和反驳，但在中国代表唐国安发言对美国代表的讲话和提案表示支持，并表示中国代表将提出一个意义与之相近的提案后，英国代表再次将攻击矛头转向中国。英国代表史密斯首先不怀好意地质问唐对美国代表提案的看法究竟是代表中国政府，还是仅仅代表其个人观点。对英国代表的这一具有挑衅性的质问，唐国安声明：中国代表团的行为向他们的政府负责，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我不认为我们应被这里的任何一位代表要求叙述我们的权力由谁赋予。史密斯继续进行挑衅，说道：就我所知，唐先生是代表中国代表团支持丁家立博士的提案，唐先生自然知道该提案的实质是对有关条约的完全废除，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准备这样行动，我也不想说有哪个政府会接受这一主张，但从一般常识来说，假设哪个列强会立刻同意否认已签订的协定的效力，这是十分令人惊讶的。我相信对任何会被理解为有关国家可以轻易违背条约的言语，国际鸦片委员会都绝不会允许同意。
对于英国代表攻击中国代表支持丁家立提案，意在废除条约，唐国安解释说：中国代表团和中国政府并无此意，但我们仍将感谢英国代表团通过允许缩短鸦片输入中国期限，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正是出于这一想法，我们冒昧支持丁家立博士的提案。中国政府当初满足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出于以下考虑，即有一个10年的确定限期总比没有确定的限期要好，因为我们的政府当时对于民众是否支持禁烟抱有怀疑，为安全起见，我们接受10年期限。但自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人民的反应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在禁烟上所取得的进步令世界都感到惊讶，我们的人民都强烈要求根除鸦片毒瘤。自委员会开会以来，我们已接到数十封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电报，他们要求我们请求英国代表做进一步的让步，允许我们缩短10年限期。因此，我们认为有理由请求英国满足我们的要求，请求英国代表能够善意地接受我们的建议。
对于中国代表的这一善意解释和要求，英国代表毫不理会，继续无理指责，说道：我对唐先生所说的话感到震惊，他拒绝坦率地告诉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否符合他的政府的指示；他指出自从中国与英国签订协议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但他完全否定不久前来自北京所发表的有关中国对达成的安排感到完全满意、不希望改变的声明。
对英国代表的这种无理态度，美国代表丁家立表示愤慨，起来说道：“我对提案没有得到英国代表和这里的各位代表的友好支持表示震惊。任何思想健全的人怎能反对这条提案的原则呢?不管它是否影响中英之间的协定，也不管中国是否能在10年里有效地禁止鸦片的进口，但当她能够提供证据，表明鸦片的生产已得到有效禁止的时候，任何国家仍坚持将鸦片强加于她，这岂非极不公正?”
在中国代表与英国代表的辩论中，日本和法国代表从维护不平等条约立场出发，认为美国代表的提案和中国代表与英国代表辩论的内容属于外交性质，不在这次会议讨论和表决的范围之内，并建议就此进行表决。对此建议，美国代表丁家立表示抗议，指出这简直是一种“遁词”，但在日本代表的要求下，会议主席布伦特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同意对日本代表的建议进行表决。结果，在交付表决中，丁家立的提案被法、日、英等8国代表否决，只有中、美、德三国代表赞成。
在带头否决美国代表的提案之后，英国代表史密斯继续与中国为难，拿中国代表的报告说事，指责报告没有就减少鸦片生产提供可靠的统计数据，致使各国无法对中国禁烟进展情况做出判断，强调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协定，“没有统计数字，我们很难追踪中国执行任务的情况”。为此，他专门提出一项提案，建议有关国家就鸦片生产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敦促中国引入一套可以信赖的官方统计制度，在规定的10年禁绝鸦片之前提供与鸦片生产有关的统计数据。
对于英国代表的这一发难，中国代表唐国安沉着应对，一方面坦承调查报告在统计数据方面的确存在不足，但同时指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印度和其他所有没有适当的土地调查的国家中，并表示作为中国代表，他会建议中国政府注意这个问题，不管会议是否通过这一提案。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对英国代表反复拿中国代表报告的统计数据说事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代表对这个问题已做过多次解释，报告中的数据只是一个估计，不是统计，对这些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判断是不妥当的。由于没有得到任何喝彩，英国代表只好当场撤回这项提案。
在2月24日第12次会议上，唐国安在提出提案之前做了一次近万言的长篇演说，以争取各国代表的支持。他全面阐述了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禁绝鸦片的决心，最后呼吁各国支持中国的改革事业和现代化，在根除鸦片毒瘤问题上进一步提供全面合作，放弃现有中外条约中限制中国自由处理鸦片问题的条文，指出：“世界各国不管它们采用什么法则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总不可忘记，有一项法则高于人类所有的法则，这项法则比所有的经济法则更伟大，甚至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它是永恒的上天的法则，这项法则按孔子的说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耶稣基督的说法便是‘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就象爱你自己一样’。”
中方代表：端方与唐国安
然而，在2月25日第13次会议上，中国代表的提案遭到利害相关国家的代表的阻击。对于中国代表提出的第1项关于建议各国代表提请各国政府根据中国国内禁烟的进程相应削减对中国的鸦片输入的议案，英国代表以中英两国已订立相关协议为由坚决反对，声称他们的立场很简单：除非有特别的指示，对英国代表来说，与中国代表讨论两个国家外交之间的课题是不可能的，也不会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里通过第三方做这样的讨论，迄今没有向我们传达这样的指示，以我们的判断，也没有任何理由期望会有这样的指示。鉴于这项提案主要与英国有直接关系，在英国代表做出在禁烟问题上英国将会继续给予合作的承诺后，中国代表便主动撤回这项提案。
中国代表建议相关国家关闭在中国租界和租借地的烟馆和鸦片商店的第2项提案则遭到法国代表的抵制。法国代表以法国政府在广州湾与鸦片种植农订有一直到1911年底的合同为理由，表示对任何破坏合同的建议都不可能接受，因此提出修正案，建议去掉关闭鸦片商店内容，另在各国关闭鸦片烟馆问题上改为由各国自行决定，在提案的结尾加上“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唐国安同意去掉关闭鸦片商店的表述，指出中国政府十分清楚，只要不根除鸦片烟瘾，关闭鸦片商店将是不可能的；关闭鸦片商店只有与根除鸦片烟瘾同时进行才会有效；我们提出这项议案的意图是要求那些在租借地开有烟馆的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关闭它们。但他坚决反对法国代表在结尾加上“只要他们认为合适”，主张如果修改，可改为“尽快”，指出法国在上海法租界继续保留鸦片烟馆的做法已给中国一些地方的人民造成不好影响，法国代表此前所说的关闭烟馆将迫使人们在自己的家中吸烟，鸦片灯的数量就大大增加，这样火灾的危险也就增加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根据保险公司的统计，由鸦片灯灼热引起的火灾实际几乎为零；另外，法国代表在提交的鸦片报告中已提到法国安南政府于1907年6月19日发布公告，禁止在越南河内开设烟馆，那么，该禁令也应适用法国在中国的租界，除非法国代表能证明河内的情况与上海不同。唐国安呼吁法国代表在决定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不要因“私利”而阻止这一提案。法国首席代表、驻沪领事巨籁达(J.Ratard)对唐国安使用“私利”一词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对法国政府的侮辱，同时也反对在提案中添加上“尽快”这样的强制性用语。最后，在美国代表赖特的调解下，法国代表同意以“可能”代替“合适”，中国代表则同意接受法国代表的修正案，然后由会议一致表决通过。
中国代表要求各国除医用外禁止在租界或租借地销售含有鸦片或吗啡或任何鸦片提制品成分的戒烟药的第3项提案，分别遭到日本和法国代表的抵制。日本代表宫冈常次郎(英译Miyaka)虽然同情中国代表的这一提案，但以日本公民在华生产和销售戒烟药的问题此前并没有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为理由，建议中国代表不要将这一提案提交会议表决，指出在没有与负责处理这个问题的日本国内官员进行沟通之前，不可能指望日本会采取什么合适的措施。法国代表巨籁达的态度更为恶劣，富有挑衅性地质问中国代表如何界定“医用的戒烟药”?在中国有谁是符合医学顾问资格的医生?并表示他们与中国订立的条约并没有规定禁止销售提案中的一些产品，中国要解决戒烟药问题，最好通过外交途径，就像解决吗啡问题所做的那样。日本代表对法国代表的发言立即予以附和，声称国际鸦片委员会完全不是投票表决这个问题的地方，应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对法国和日本代表的观点，中国代表唐国安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反驳，他指出除了那些在国外和中国公认的医学机构接受医学系统教育的医生外，总的来说，我们不认为中国大夫是合格的医生，但我们并不把那些通常自封的大夫纳入医生的范畴。换言之，中国有界定“医用的戒烟药”的合格医生。关于是否应该将禁止销售戒烟药问题提交会议表决问题，唐国安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对中国成功根除鸦片毒瘤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各国的合作，中国能否成功根除鸦片毒瘤的任务是令人怀疑的；各国在本国都有禁止销售毒品和含有毒品的药物的法律，中国的提案只是要求各国将其法律运用到他们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并且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中国都享有治外法权，因此，中国的提案并没有什么过分之处。在唐国安与法国和日本代表的争论中，美国代表赖特再次出面调解，他一方面赞同法国和日本代表的观点，承认这是一个属于外交谈判的话题，但同时表示如果国际鸦片委员会通过这个提案提请各国政府注意这个问题，这将有助于这个问题更快得到解决。在美国代表的调和下，法国代表最后提出一项修正案：鉴于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和租借地正在采取有效和及时的措施，禁止生产和销售含有鸦片或鸦片提制品成分的戒烟药，国际鸦片委员会强烈建议各国代表提请各国政府就此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同时，他仍然声称“我们不能干涉外国租借地的合法商业活动；控制戒烟药问题并非像中国代表认为的那么容易”。由于法国的提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代表的诉求，会议最后一致通过法国代表的修正案。
鉴于前3项提案连遭一些国家的阻击，在讨论第4项关于禁止向中国输入或出售医用之外的吗啡和海洛因的提案时，唐国安及时调整策略，在就第4项内容非正式征求意见之后，主动要求将提案推迟到下午复会后表决。利用中午休会期间，唐国安在听取美国代表赖特和德国首席代表乐斯磊(WaltherRossler)的意见之后，将第4项提案改为：国际鸦片委员会建议各国代表提请各国政府，将本国有关药物法应用于中国租界和租借地及领事管辖区内的各国公民。由于事先做了充分的意见交换和联络工作，该提案在下午2点30分复会后获一致通过。
在第13次会议结束之前，美国首席代表布伦特又利用会议主席身份，任命中国代表唐国安和美国代表赖特及英国代表布伦业(JamesBennettBrunyate)为修订国际鸦片会议决议小组委员，供最后一次会议表决，另任命唐国安、英国代表谢立山和法国代表布勒尼埃(H.Brenier)为出版委员会委员。
综上所述，在上海国际鸦片会议讨论禁止种植、吸食、贩运鸦片措施过程中，中、美两国代表相互配合，努力促使会议通过有利于促进全面禁烟的决议，尤其是美国代表向中国代表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上海万国禁烟会之意义
虽然由于利益关系，各国代表对禁烟的态度和立场并不一致，但由美国倡议发起的上海国际鸦片会议仍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清末中国禁烟运动的支持。1909年2月26日，国际鸦片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除葡萄牙外，一致表决通过了由中、美、英三国代表修订的声援中国禁烟运动的9条决议，内容如下：一、国际鸦片委员会承认中国政府努力根除种植和贩售鸦片之坚诚，承认这种努力受到这个国家愈来愈多的公共舆论的支持，承认中国在这个最具重大意义的事情上已取得真正的但尚不平衡的进步。二、鉴于中国政府为禁阻吸食鸦片所采取的行动和其他国家政府也有同样的目的，国际鸦片委员会建议各国代表提请他们的政府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形采取措施，于其本境和属地逐渐禁绝鸦片吸食。三、国际鸦片委员会发现除了药用目的之外，几乎每个与会国家都将鸦片视为禁物，或颁布愈来愈严厉的条例；因此，虽然国际鸦片委员会承认各国情形有极大的差异，但应敦促各国政府注意根据其他国家处理同样问题的经验，重新检讨禁烟条例。四、国际鸦片委员会发现与会各国政府均有严厉法律，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禁止走私鸦片及其提制品进入本国，因此国际鸦片委员会认为所有国家有责任采取适当措施，禁止载有鸦片及其提制品的船只离港，运往已颁行上开禁例的国家。五、国际鸦片委员会发现吗啡的漫无限制的生产、销售和流布已构成一个巨大的祸患，并且吗啡上瘾已露蔓延之象，因此，国际鸦片委员会力促各国政府于其本境和属地内采取严厉措施，控制此种药物以及其他同样也可能被滥用并产生同样不良效果的鸦片提制品的生产、销售和流布。六、国际鸦片委员会在组织上尚不具备从科学的观点研究戒烟药和鸦片及其制品的性质和功用的能力，但国际鸦片委员会认为此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与会代表将此项问题提请各国政府，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行动。七、国际鸦片委员会极力敦促所有在中国拥有租界或租借地而尚未在这些地方采取有效措施关闭烟馆的各国政府，仿照其他国家的做法，在他们认为可能的时候采取措施关闭烟馆。八、国际鸦片委员会强烈建议与会代表提请各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举行外交协商，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采取有效和果断措施，禁止生产和贩卖含有鸦片和鸦片提制品成分的戒烟药。九、国际鸦片委员会建议与会代表，提请各国政府将本国的药物法施行于在中国租界和租借地的本国公民。上述九条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美两国代表的意见，达到了美国倡议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以帮助中国禁烟的初衷。
万国禁烟会代表合影
此外，上海国际鸦片会议的成功召开还为以后国际社会联合禁烟打下了基础。鉴于上海国际鸦片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对各国只具有道德意义，并无约束力，1909年9月，美国政府又倡议发起海牙国际鸦片会议，邀请有关国家派出全权代表，签订禁烟协议，“使上海禁烟会议决议具有国际有效性并得到国际的认同”。在美国的建议和联络下，第一次海牙国际鸦片会议于1911年12月1日至1912年1月23日成功举行，派代表出席会议的计有中、美、英、法、德、日、意、荷、葡、俄、波斯和暹罗等12个国家。与会各国代表最后签署《鸦片国际公约》，共6章25款，其基本精神是所有签约国同意采取措施，禁止生鸦片的出口，逐渐禁止熟鸦片在本国的生产、贸易、使用和出口，药用鸦片、吗啡和可卡因也将根据公约的规定制定章程。该公约第4章第15—19款还专门就中国鸦片问题做出如下规定：(1)与中国有约国家将与中国政府一道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将生熟鸦片、吗啡、可卡因和公约第14款提到的物品私运中国及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和在中国占领的租借地，同时中国政府也应采取强力措施，禁止将鸦片及前面提到的毒品私运至外国人的殖民地及租借地。(2)中国政府应为其臣民制订药品法，规范吗啡、可卡因及公约第14款提及物品的销售和分发，并将这些药品法通过各国驻华代表转达各国政府；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将仔细审查这些法律，如果认为可取，那么他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使这些法律适用于他们居住在中国的本国公民。(3)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将着手采取必要措施，限制和控制他们在中国租借地及租界内吸食鸦片的习惯，与中国政府一道取缔这些地方的鸦片烟馆及类似设施，禁止在娱乐和卖淫场所使用鸦片。(4)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应采取与中国政府一样的有效措施，逐渐削减在中国租借地、租界和居留地销售生熟鸦片的商店的数目；倘若尚未对此做出规定，他们应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这些地方的鸦片零售。(5)在中国设有邮局的条约国家将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利用包裹邮寄，将生熟鸦片、吗啡、可卡因及公约第14款揭示的物品非法运入中国，或通过邮局这一载体，将这些物品从中国的一个地方非法转运到另一地方。会后，美国又动员拉美等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在协约上签字，在召开第二次海牙国际鸦片会议之前，美国共动员34个国家在协约上签字。到1914年6月25日第三次海牙国际鸦片会议结束时，共有44个国家政府在协约上签字，计划于1914年12月31日在所有签约国之间生效。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国际社会联合执行海牙国际禁烟协约的计划，在大战期间只有美国、中国、荷兰、挪威和洪都拉斯等国在1915年开始执行协议，但在一战结束后，随着海牙国际会议协议成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海牙《鸦片国际公约》终于在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内生效。追溯近代国际社会联合禁烟历史，上海国际鸦片会议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另一方面，上海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及通过的决议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国内禁烟运动。受上海国际鸦片会议的鼓舞和督促，清政府禁烟政策的力度在会后明显加强。在会议闭幕后20天，清政府即于1909年3月15日发布上谕，重申严格执行鸦片禁吸、禁种政策，强调在鸦片问题上，朝廷“既愤国民积弱之难振，复虑友邦期望之难副”。换言之，禁烟问题在上海国际鸦片会议之后不但事关国家的自强，同时也是为了履行国际义务。本着禁烟所承担的这一双重责任，禁烟大臣溥伟根据上谕精神，续拟禁烟办法10条，加重对各级吸食鸦片官员的查处，并致电各省要求汇报执行禁烟章程情况，宣称：“上海万国禁烟会既已开会，禁烟功令日益急迫，所有上年部颁之禁烟章程……在在均关紧要。而各省详报者尚属寥寥，合再电催，速即详细调查咨报，不得延误，以重禁令。”对于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对中国禁烟运动所产生的督促作用，正如国内舆论所说：“中国于鸦片一事，去春以来，朝野同心，筹禁不可谓不力，所踌躇瞻顾者，恐各国未必肯实力协助耳。自有此会，而各国诚心协助中国禁烟之美意以见，我国上下必因此益加奋发，则于禁烟前途收效自必更速矣。”总之，这次会议是对清末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重大鼓舞，增强了国内外对中国取得禁烟斗争胜利的信心。
此外，上海国际鸦片会议也是晚清中美关系和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中美关系来说，美国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支持中国禁烟运动，可以说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表明对华实行门户开放原则的美国政府与中国有着较为一致的利益，试图通过支持中国内部的改革，改变中国的积弱状态，帮助中国实现相对的繁荣和富强，以期有助于实现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友好行动，清朝外务部会后即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对美国发起组织上海国际鸦片会议表示衷心感谢。驻美中国使馆参赞颜惠庆在美国杂志发表的一篇论中美关系的文章中，也将美国对华鸦片政策看作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称：“综观近今全球之大势，中国之所最宜联络、最宜亲密，彼此得以相维而相系者，莫如美，试言其故，厥有数端……一千八百四十四年，美总统戴拉尔简派公使库兴至华，呈递国书，时当宣庙御宇，中美交谊之挚，实始于此……其后，中国办理外交，聘用美人安森柏林甘AnsonBurlingame为专使，亦足见华人信赖美人之深也。且不但此也，鸦片之毒，贻害无穷，他国争有输入，而美国则从无贸易。沿海要隘，觊觎者多，各国皆有占据，而美国则从未染指。不欲攘夺苦工之生计，退还拳匪赔偿之巨款，维持中国之大局，保全中国之疆土。凡此种种，悉合公理。其加惠于我中国者，诚非浅鲜，而吾人固当感激图报而永矢弗谖也。此感情上之宜亲密者一。”
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在晚清外交史上的意义则在于，它是中国在晚清以平等身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加入多边国际协议和公约的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1907年6月下旬在接到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邀请中国参与国际鸦片调查委员会的照会通知后，清朝政府就要求以尊重中国主权和平等参与为前提条件，对中文照会中未与中国商议，便称“所请各国已大概允诺。美政府故备一详章分致法、德、英、和、日本各政府，请各派员与本国所派之员协查各国鸦片一切之事与贩入中国及中国自行种植之事”，断然予以拒绝，外务部在回复照会中明确表示“中国于此项章程办法，均未详悉，无凭核复”。一直到柔克义重新照会并亲至外务部，对国际鸦片调查委员会的目的和调查方式做出具体解释，保证不会干涉中国主权，声明指派委员会只是对鸦片贸易和吸食进行没有偏见的调查，以达到禁烟的目的；有关鸦片问题的调查都由各国在本国进行；对于国际鸦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每个国家都有保留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的权利。在此前提下，清朝政府才决定接受邀请，同意派员参加国际鸦片调查委员会，外务部于7月23日照会柔克义，称：“本部查中国于禁烟一事极为注意，前以未悉派员会查之办法，故未便遽然核复。今阅来照声明贵政府之意及本月初十日贵大臣来署，面言系各国派员会商考查办法后，仍各自考查本国属地鸦片情形云云。此事大概办法已经明晰，可允贵政府所请，选派相当之员，俟会议办法后，即将中国各省鸦片一切情形自行查明办理。”而在1909年2月1—26日的上海国际鸦片会议上，中国代表不但享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代表权，而且在会议上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代表唐国安在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坦诚、谦虚、理性和镇静，不但显示了一位优秀外交家的风采，为他本人赢得极大的荣誉，同时也为中国赢得了荣誉和尊严。如唐在2月24日第12次会议上所做的雄辩演讲，令他的论敌英国首席代表史密斯都“不得不表示赞赏”；上海《字林西报》则在上海国际鸦片会议结束后全文发表他的演讲词，称赞这是一篇“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
总之，由美国倡议发起的上海国际鸦片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联合禁烟运动，既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并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和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原刊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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