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是王守仁的弟子們記錄老師的學術講話及論學書信的集子。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平？傳不習乎？”所謂“傳”，是從老師傳授下來的。“習”是把承受的“傳”來熟習。《傳習錄》題名的取義，就是從這上頭來的。
最先做這工作的是徐愛，他是守仁最得意的弟子，可惜早死。薛侃得他的遺稿，在虔刊行，是正德十三年（1518年）事，守仁四十七歲。後南大吉續刻於越，增入他自己及同門收集的守仁的論學書信，時在嘉靖三年（1524年），守仁五十三歲。今本《傳習錄》共分三卷：上卷是徐愛、陸澄、薛侃所記；中卷是論學書信；下卷是好幾個門人所記，錢德洪所編定。據錢德洪跋文，末書嘉靖丙辰年（1556年），其時距守仁的死已二十多年了。中卷也經德洪增損，又改為問答體，看他的題記可以知道。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年）。父名華，字德輝，成化辛丑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幼年讀書，問塾師說：“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說：“惟讀書登第耳。”守仁覺得疑惑，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他的父親聽見了，笑說：“汝欲做聖賢耶？”年十五歲，遊覽居庸三關。邊塞的風物，防禦的設備，給予他深深的印象，因而引起經略四方的志願。十八歲，謁婁諒於廣信。婁諒是一位篤實的儒者，給他講宋儒“格物之學”，以為聖人可學而至。於是開始做格物的功夫，遍求朱熹的遺書來讀。一天，忽然想起儒者所說眾物必有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對著庭中竹子去“格”，要沉思出它的理。結果是一點兒理也沒有悟得，反而患了病。便相信聖賢自有定分，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因此改做辭章之學。二十六歲，再到京師。其時邊報很急，他受著影響，博覽兵家的書籍，但是不多時就煩悶起來，以為辭章藝能都不足以通至道；要想訪求有益的師友，又很少碰到。心頭鬱悒不得開展，舊病重又發作。偶然從道士談及養生，便想遺世入山。二十八歲舉進士，賜觀政工部。其時邊患很厲害，他上邊務八事，說得非常剴切。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奉命錄囚江北，多所平反。事罷覆命，見京中一班舊友專治詩古文辭，互矜才名，因嘆說：“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就告病歸越，築室於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不多時悔悟說：“此簸弄精神，非道也。”重又屏去。可是學道的念頭並沒有拋卻，總想脫離世俗，飄然遠去，只因捨不得祖母同父親，因循不決。好久，忽又覺悟，以為“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於是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回過來又想入世。青年期的王守仁，到這裡差不多成一段落。在這個段落裡，他努力地追求，總想得到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把全生命沉浸在裡頭。這樣厭倦了換那樣，那樣不滿足又另換一樣，任俠、騎射、辭章、神仙、佛氏，他樣樣都來。但是沒有一樣足以使他安身立命的，都只報答他一個煩悶。
三十三歲，主考山東鄉試，試錄都出他的手筆。從此，世人方才知道他的經世之學。明年到京，對於時下沉溺於辭章記誦的一般人竭力提撕，教他們做修養身心的功夫，立下必為聖人的志向。這是他一生中聚徒講學的開場。但是與習俗不相合，便得了“立異好名”的譏謗。明年，宦官劉瑾專政，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進諫，即被矯旨逮捕下獄。守仁上疏援救，也就得罪下獄，廷杖四十，既絕復甦，末了遷謫為貴州龍場驛驛丞。行至錢塘，覺察有劉瑾的人跟隨在後，意欲謀害，便假作投江自盡，乘著船想就此遠遁。後恐怕累及父親，仍舊登程，到了龍場。龍場在萬山之中，毒蟲瘴氣，到處都是，幾非生人所堪。其地又沒有居室。與土人相見，言語不通，可以共語的，只有些中原亡命之徒。像這等遭遇，戟刺是受足了，痛苦是嘗夠了，如是平常的人，免不了就此頹喪下去，自認命中註定是惡魔的俘虜，但在非常的人卻不然，甚深的戟刺和痛苦往往就是新生活開始的序幕。他自然不是平常的人，處這境界，先自超脫一切得失榮辱的念慮，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後來覺得胸中灑然，連先前不能擺脫的生死一念也不復相牽累。因此覺悟所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從前求理於事物之間是不對的：這就立定了他對於“格物致知”的見解。又默記五經裡頭的話來印證，覺得都相吻合，乃作《五經臆說》。三十八歲，始論“知行合一”。明年，劉瑾伏誅，升任廬陵縣知縣。從此門人漸多，時時有所講習，也時時有所闡發。從前的煩悶再不來擾他的心曲，多年的追求已經得到了歸宿，他歸宿於儒家，歸宿於唯心的理想主義。此後的生命就準對著這方向走去，不復徘徊。
到四十五歲，他的官階已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升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其時閩境巨寇為患，兵部尚書王瓊特舉他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兵事是他從前留心過的，到此著手實做，便平定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浰頭許多地方的盜寇。他給這些地方的人舉行鄉約，勉勵大家要敦習禮讓。又興辦社學，讓他們的子弟受教育。四十八歲，因福建軍人謀叛，奉命往勘。行到中途，聽得宸濠謀反，便回船到吉安，起兵聲討。宸濠是武宗的叔叔，他這一宗世世要想起來爭奪“皇帝”這件寶物，到他手裡才算做了出來，在南昌起兵。守仁接戰，終於把宸濠擒住。宸濠笑說：“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但在當時，這自然是一件大功，守仁就被封為新建伯，升南京兵部尚書。他在兵中，總理一切軍務，案牘紛繁，終不廢講學。因為經歷許多患難，對於平日的見解，更覺體認得真切。五十歲的那一年，開始揭出“致良知”之教，以為這是儒家的真法門，簡易明白，只是沉埋了好久，現在卻重又發現了。他說：“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又說：“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他又說：“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從這些話，就可以想見他水到渠成，心地充實，一種怡悅的光景了。五十六歲，奉命往徵思田。思田遠在西南邊隅，其地土官仇殺為亂。明年就平定了，用的是安撫的方法。歸途病作，在南安停下。門人周積奉侍在旁，問可有什麼遺言。守仁微笑地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就死了。這可見他的造詣是終身受用著的，臨死還表現出他有非常的修養。這一年是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
他的門人非常之多。當集會講論的時候，歌聲相和，互為問答。像這樣真情流露的環境，給予同人以無量的人格的感化。及他死後，門人還是集會講習，闡明他的遺教；又往往在他所經歷的地方建立祠堂，歲時奉祀。他雖然不是宗教家，卻有教主那樣感動人們的力量，他的學說也差不多被看作一種教義：受人崇奉，也受人排擊。在門弟子及後來治王學的人中間，確然有許多踐履篤實，學問可觀的人；但也有專事談論心法，只顧調息默坐，嘴裡嚷著聖賢，操行卻並不講究的，這是所謂“王學末流”了。
王學
王學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們這樣回答：王學是人生哲學，是唯心的理想主義的人生哲學。
本來儒家的學說，自從孔子起，就有偏於人生哲學的傾向。言人生哲學不能不論修養，言修養自然要探討到心性。孟子、荀子所以都有關於心性的意見。自從東漢時佛教傳入，經六朝到唐，流佈極盛。其中禪宗一派，不立言詮，不重儀式，專以明心見性為教義。別一方面，道家研究老莊周易，參詳太極圖，則側重於宇宙觀的探討。宋儒受著這些影響，便產生出儒、禪、道混合的理學。到朱熹、陸九淵，理學分為顯然的兩派。朱熹主張“道問學”，須就天下之事物，一一窮極其理。陸九淵主張“尊德性”，只要修養得這個心正了，就什麼都完成了。朱熹自然也不廢向內的功夫，可是他一生勤懇地註釋古書，研究學問，很顯明是偏重於“道問學”向外的一邊。陸九淵卻完全向內，以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更不用向外面事物上去求什麼理。後來因為朱熹的著作極多，他所註解的書風行天下，他的教義差不多就成為國教，讀書人研究和信奉，若非他的教義幾乎就是異端。到了明朝，又因同姓的關係，尤其推崇朱熹。照朱熹這樣做學問，假若是沒有統攝力的人，這方面也要去鑽研，那方面也要去考求，結果極容易流入支離破碎的弊病，同時把為學同修養拆開了。又，政治勢力作一派學說的護法，就使一般的人奉命惟謹，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闢道路。所以崇朱的歸結，是養成些恭順附和的人，思想界現出萎靡的氣象。但是，這等情形，在生命力極豐富，努力要追求充實生活的人是非常不滿的。王守仁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從事追求，未得歸宿的當兒，當然要入了朱熹的藩籬而不能安居；在自求有得，立定腳跟的當兒，當然要歸入陸九淵的一邊。他是竭力提倡陸學的，以為惟陸學直接孟子之學。又曾力辨陸學與禪學不同。陸學的少有人稱道，他非常感慨的。到這裡，我們可以結束說，守仁的學說是對於當時思想界的反抗；它的源流是陸學，所以後來就並稱“陸王”；它所受到影響的是禪與道，雖然他早年曾好仙佛而後來捨棄了，但實在宋以來的儒家，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不受禪與道的影響的。
守仁的學說有他的最先的大前提，此外諸說，都從這大前提演繹出來：這就是“心即理”的觀念。這觀念陸九淵闡發得極詳盡，守仁即直承他的系統。所謂“理”是什麼呢？就是原則，規律，也就是至善。他們承認宇宙所以存在，所以維繫，全由於有這個“理”。天地萬物本為一體，所以人心所具的也就是這個“理”。理是整個的，不可分析的，人心既具理，自然具有它的整個，不是一枝一節，所以完全肯定地說“心即理”。
倫理上的最高究竟不是求達所謂“至善”嗎？而至善就是理，理又為人心所固具，那不是絕無問題，人人都是絕對的善人了嗎？將怎樣去解說世間那些有形跡可見以及無形跡可見的惡人？於是他們更承認有所謂“私慾”，這是遮蔽“天理”的（加個天字更顯明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惡人的惡，以及平常人的不能達至善，都是這“私慾”在那裡作祟。這就來了做功夫的法門，守仁說：“只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他屢次把明鏡來比喻此心具足天理，把染在明鏡上的灰塵來比喻私慾。可見所謂“去人慾”，猶如拭去灰塵；拭到淨盡，鏡子完全明澈，還它本來面目，猶如人慾去盡，此心還復到“心即理”的本來面目。他主張至善只求諸心，是這樣的意思。
他說“知行合一”，也是根據“心即理”的觀念。惟其心即理，故凡有所應接，同時發生一種迎拒的力量，或迎或拒，都任自然，而絕沒有不得當的。他說：“《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這裡有可以注意的：這所謂“知”，與知識、知解等不同，它是無待修習的；它具有熱而動的情意，所以知了便好，知了便惡——同時就是“行”；這“知”與“行”又一定是當的，因為都源於心，而心就是“理”。倘若有人以為守仁所謂“知”就是通常的“瞭解”，“行”就是通常的“履蹈”，那是完全不對的。照他的意思，知行簡直是一件事，說知又說行，不過從一般人說罷了。他說：“知之真切篤行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又說：“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都是說明知行本來合一，無可分割的。
知行合一的境界當然是最好的，如何能達到它呢？守仁的意思以為論理是人人本能夠達到的。因為人人有個心，“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而知即是行。“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私心的本體，回覆個明澈的“知”。“知”一回復，篤實的行是不用說的，當然一存而並存。他說：“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這個“意誠”，正就是他所稱“行”字的解釋。這話不是明明表示一存並存的意思嗎？
到這裡，自然見得人生修養只有一條路，便是“致知”；換一句說，便是“勝私復理”。所以他在五十歲的一年，把許多含義相近似的術語都不用了，把這樣或那樣的說法給凝練了，歸結到極簡約、極扼要，揭出“致良知”之教。其實他先前已經感覺到這層，勞唇費墨，也無非是這個意思；不過還不相信這麼一點點就算了。直到這時，才信這個以外再沒有別的。所以說：“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
我們如要把守仁學說的大要簡單地述說，就是這樣：他相信心的本體是純乎天理的，良知充塞流行的；有感斯應，無物不照，故又是知行合一的。障礙本體的東西是私慾。因有私慾，所以天理昧了，良知昏了；感不真，應不切，甚至沒有知行可言了。如何可以去私慾呢？只有致良知。致得良知，就是復歸本體，而本體原是沒有私慾的。
王學在我國思想史上是一大支，在人心上發生過極大的影響，我們當然要知道它。這部《傳習錄》，是守仁學術講話及論學書信的集子，無疑地，是瞭解王學最切要的材料。在守仁的全部著作裡，《傳習錄》只佔六分之一，其外他的詩文案牘，也灌注著他的學說的精神，而且更寄託著他處事立功的實績。然而《傳習錄》卻完全是哲學的、思想的，所以說它最切要。當閱覽的時候，如其先自立下一個條目，把各則分隸各目，比觀通覽，必能認識得真切且詳盡——研究關於思想學術的書籍，這是不祧的一法。
王學當然極能影響到我們的修養。如人與萬物為一體的觀念，止至善的觀念，都把個人看得極崇高，教人去追求精神生活。偉大的人格，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這種的培養是很重要的。又，知行必須合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這“知”又不是“瞭解”，這“行”又不是“履蹈”：這是教人勿下轉念，勿為這般或那般的顧慮，而且要始終持之以誠。倫理的見解會因時代而有轉變，有些德目會從黃金化為泥土，但是像守仁所想象的這個“誠”，內與外一致，動機與效果一致，卻永久是有價值可寶貴的。我們能“誠”嗎？正不妨自為省問，更自為奮勵呢！
◎本文選自《傳習錄》，葉聖陶點校，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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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陽 [點校] 葉聖陶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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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傳習錄》是明代哲學大師王陽明的論學語錄和書信集，是陽明心學的載體，集中體現了陽明心學的核心觀點，是瞭解陽明心學極經典的入門必讀書。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經王陽明本人審閱，中卷裡的書信出自王陽明親筆，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雖未經本人審閱，但較為具體地解說了他晚年的思想，並記載了王陽明提出的“四句教”。
©作者簡介：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明代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於一身之人。代表作《傳習錄》《大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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