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多爾袞意欲聯合李自成被拒後，審時度勢，於是在出兵在吳三桂的帶領下，趕跑李自成後，他又擔心新在江南成立的南明政權吸取教訓，和李自成抱團反擊清軍。
所以，多爾袞並沒有第一時間將遠在盛京的順治小皇帝迎進關內，而是在不久，即順治元年六月初一日，頒詔江南，大罵李自成和大順軍弒君篡國，而將自己鳩佔鵲巢虛功誇飾一番。
他在追憶自己家族與朱明王朝淵源甚遠，而不說對大明皇帝的背叛。
他在自許義師，不殺無辜，不搶財物，不燒房屋，卻強制推行剃髮、圈地等霸王條款。
《清宮風雲》張豐毅版多爾袞
他當前最想幹的，是聯合明朝殘餘勢力，對勢重人多的義軍進行二打一。
所以，他在鼓動那些“不忘明室”的“河北、河南、江淮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談遷《國榷》卷一百〇二）
他寄望支持南明政權的各方勢力，能看到他打出的為明帝復仇討賊的旗號。
賊喊捉賊。
為了進一步推動南明的積極響應，多爾袞想到了致書南明弘光政權的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先大肆表功，稱自己統兵入京後，首先尊崇崇禎帝后諡號，以最高規格安葬山陵，對前明王公勳戚和文武大臣，封賞如昔，重用依舊，做到了“耕市不驚，秋毫無犯”（多爾袞《致史可法書》）。
緊接著，多爾袞通報最近的戰鬥計劃：“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
他致書史可法，主要是要說動史可法聯合剿闖。他又擔心遭到南明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拒絕，故而採取了激將法：“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並盛氣凌人地威逼道：“我國家不憚徵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
威逼利誘。
所謂威，莫過於八旗兵趕走了打進紫禁城、逼死崇禎帝的李自成及其大順軍。
所謂利，就是多爾袞打出的旗號：“為爾等復君父仇！”（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
史可法
雖然曾任崇禎朝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與南京掌管戶部、吏部、都察院的張慎言等，最初支持的是“賢良而且聰明”的潞王朱常淓，而非集中了“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屬、不讀書、干預官吏”七大缺點的福王朱由崧，但最後迫於鳳陽總督馬士英聯合誠意伯劉孔昭及江南四鎮總兵的壓力，而不得不擁立無能的朱由崧作為新明朝的弘光皇帝。
作為南明名義上的軍事統帥史可法，並駕馭不了鎮將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及鎮守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他一直忙碌在調解諸將之間的矛盾。
他也明白清軍將是南明覆國的最大禍患，但此時的他，想得最多的還是“借虜平寇”，即與多爾袞合作，聯合圍剿李自成以及其他義軍勢力，當然也包括已經建立大西政權的張獻忠。
他主動向政敵馬士英示好，聯合力主聯清剿闖，慫恿弘光皇帝向多爾袞派出以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為首的議和團。
史可法在《請遣北使疏》中說：“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史可法《史忠正公文集》卷一）
也正是因為史可法積極響應多爾袞，主導南明政府和大清王朝締結具有可能性的盟約。他認為清軍西向剿闖，就是為南明覆仇，所以在清軍大舉西征李自成時，他希望弘光皇帝授權，命其統率四鎮精銳，直指秦關。
多爾袞終於借力打力成功，被清室宗親昭璉當作經典案例，寫進了《嘯亭雜錄》，聲稱“致書察時明理”，“足以傳千古”。
乾隆帝
乾隆帝翻閱多爾袞傳略，決意為已成百年鐵案的睿親王平反，稱讚他“奉世祖車駕入都，成一統之大業，厥功最著”（《清史稿·多爾袞傳》），還將沒有寫進的多爾袞致書史可法一事，重新從內庫中翻出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
清廷皇家奉為傳世經典的離間政策，實為南明大忠臣史可法的戰略失策所致。但，南明君臣始終仇視義軍，即便義軍多次真誠地聯合反清，也是一以貫之地嚴防孤立、掣肘傾軋，結果損人害己，成就了清朝並無把握的“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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