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商人從對外合作變成排外,不是因爲愛國,而是因爲經濟危機

1845年,不願意再等下去的英國人強烈要求廣州向英國商民開放,打破二百年來英國商人不能進入廣州居住的禁令。官員們知道自己理虧,但是廣州士民的反英情緒再一次高漲。在一連串的群體性事件後,朝廷不得不再一次更換兩廣總督。

接下來,為你講述第二個重點:朝廷不得已讓出了部分權力,可它會甘心嗎?當士紳自發地帶領農民反抗英國侵略者,以及“漢奸”商人時,朝廷官員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誰站在一起呢?

三元里事件之後,連英國人都看出來了這一點:官員懼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懼怕官員。解散三元里民團的廣州知府餘保純,在秋天的全省科舉考試時,遭到了南海縣與番禺縣考生的集體抵制,不得不辭去廣州知府的官職。

朝廷派到廣州來的高級官員,很快就發現自己身處困境。一方面是已經與朝廷簽訂了條約的英國人的要求,一方面是廣州人反對洋人的運動。

按照1842年8月底簽訂的《南京條約》,廣州應該向英國人民及其家眷開放。然而,當廣州的官員向民眾宣佈這個決定後,他們遇到一系列的抵制活動,請願,貼告示,舉行集會等等。廣州的最高官員耆英只好和英國公使協商。英國方面也看到了廣州民眾的激烈情緒,默許了《南京條約》開放廣州的條款暫不執行,達三年之久。

廣州的商人從對外合作變成排外,不是因為愛國,而是因為經濟危機

三元里抗英

1845年,不願意再等下去的英國人強烈要求廣州向英國商民開放,打破二百年來英國商人不能進入廣州居住的禁令。官員們知道自己理虧,但是廣州士民的反英情緒再一次高漲。在一連串的群體性事件後,朝廷不得不再一次更換兩廣總督。

一個叫徐廣縉的漢族官員代替了滿洲親貴耆英。徐廣縉是那種傳統的儒家官員。他覺得,前任答應了英國人什麼,和他無關。比如開放廣州,在他看來,是耆英軟弱的讓步。所以,他根本不理會英國人進城的要求。

當時在華英國人的意見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廣州是一個關鍵,如果能夠粉碎廣州的反抗,就可以迫使中國實行理智的外交政策;另一派則認為,北京根本不會從南方的動亂中學習到任何東西,朝廷只會不斷地更換官員,而且每一任官員都不承認前一任官員的承諾。

事實上,徐廣縉和其他的廣州官員也在掂量自己的分量。上一任總督,已經成為廣州民眾暴動的犧牲品。所以,如果自己站在洋人一邊,又控制不住民眾的怒火,很可能也會被趕出廣東。這條路大概是走不通了。相反,如果站在民眾這一邊,因為英國人沒法直接面對皇帝,在中間搞些小動作,兩頭敷衍,似乎還容易一些。

而且,徐廣縉的儒家立場告訴他,鴉片戰爭已經證明了朝廷的軍隊無法指望,抵抗外敵的唯一力量只能是民眾,民眾才是保衛大清的基礎與希望。因此他決定,一方面繼續以民眾抗拒為藉口,拒絕向英國人開放廣州,另一方面為戰爭作準備,鼓勵團練。

廣州的商人從對外合作變成排外,不是因為愛國,而是因為經濟危機

簽訂《南京條約》

這一下打開了地方勢力興起的閘門。廣州的士紳願意為團練捐款,他們計劃組織十萬鄉勇來阻止洋人進城。因為地方偏遠,廣東人一向不太指望朝廷來保護他們,而習慣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這種力量不只用來對付洋人,也用於內部的資源搶奪。後來咸豐、同治年間的土客械鬥,就是土著與客家人的私鬥內戰,死傷以百萬計,十分驚人。

有意思的是,這一次,廣州的商人進行了有效的組織。商會規定大商店出三個人,中等商店出兩個人,小商店出一個人。戰鬥中受傷的人給50元銀洋的醫藥費,犧牲者的家屬可以拿到150元。每家商店,不論大小,都要捐一個月的房捐給護城組織。僅僅幾年前,這些商人還被認為是跟英國人做生意的漢奸,遭到士紳與農民的唾棄。這一次,漢奸變成了城市英雄。

魏斐德認為,廣州商人的這些努力不是愛國主義的舉動,而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既反對洋人進城,也反對動亂中城內的匪徒,亂兵。但不管怎麼說,是什麼讓廣州的商人從對外合作變成了排外呢?不是愛國主義,而是經濟危機。

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門戶。《南京條約》規定了五口通商。與鴉片戰爭之前相比,廣州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了,它需要與上海,福州,廈門,寧波競爭。而恰恰廣州的排外情緒最為高漲,拒不執行條約規定的開放。更重要的是,一旦海岸線全面開放,廣州遠離內地消費市場的弊病暴露無遺。如果沒有內地龐大的消費市場作為後盾,廣東自己遠遠無法消化戰前那麼大的進口貨物。

廣州的商人從對外合作變成排外,不是因為愛國,而是因為經濟危機

《南京條約》

商業的衰落刺激了廣東從紳商到民眾的情緒,兩廣總督又順應這種情緒,甚至不惜編造北京的聖旨來拒絕英國人。在沒有準備好另一場戰爭之前,英國人也只好忍氣吞聲,雙方繼續在廣州開放問題上一次又一次的妥協。道光皇帝與兩廣總督都認為這是外交上的大勝利。但這種外交勝利帶來了以下三點惡果:

一,大量的團練加劇了社會的不平衡,農村陷入了混亂,城市也變得沒有統一的管理權,到處都是激動的好事之徒。這為後來華南的大動亂埋下了種子;

二,北京的朝廷基本放棄了對兩廣的控制,兩廣總督藉助這些動亂獲得了空間的權力;

三,憤怒的英國人認識到,在廣東是沒有辦法與中國政府打交道的,這裡的官員被民眾裹挾,或者說利用民眾來抵制洋人。如果要迫使中國政府屈服,唯一的辦法是用武力平息地方叛亂,並教訓傲慢的中國人,同時北上,直接與中央政府對話。

七年之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結果是北京政府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這場因果,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廣州的商人從對外合作變成排外,不是因為愛國,而是因為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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