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文
說到啟蒙運動，大多數人都會想到法國，很少有人會想到蘇格蘭。在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之前，蘇格蘭是歐洲的邊陲窮國，人口也只有100多萬。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窮鄉僻壤，卻在18世紀湧現出了一批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思想家，並引領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高光時代，蘇格蘭的高光時代無疑是工業革命的100年。蘇格蘭是如何做到的？亞瑟·赫爾曼的“How the Scots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蘇格蘭：現代世界文明的起點》，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回答了這個問題。
《蘇格蘭：現代世界文明的起點》（美）阿瑟·赫爾曼著，啟蒙編譯所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8月
對人性的再認識
在1707年合併之前，蘇格蘭和英格蘭兩個國家分分合合上千年。自1603年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被伊麗莎白女王確定為繼承人之後，蘇格蘭與英格蘭共享同一個君主100年。17世紀的英格蘭，儘管飽受內戰的蹂躪，但現代化的曙光已經降臨，不僅產生了牛頓、霍布斯和洛克這樣的偉大思想家，而且還產生了近代工商業。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英格蘭更是進入商業大發展時期，海外貿易迅速擴張。蘇格蘭人感覺被擠壓，但幾次和英格蘭在海外的貿易爭奪都以失敗告終。面對困境，蘇格蘭的選擇不是和英格蘭進行無休止的爭鬥，而是與英格蘭合併成為一個國家。在當時，合併的動力來自於蘇格蘭對貿易收益的渴望，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蘇格蘭從此走上了一條引領人類現代文明進程的康莊大道。這條大道的起點是對人性的再認識。
人性是啟蒙運動思想家思考人類社會的起點。霍布斯是第一位確立個體在哲學分析中的地位並把人性作為理論起點的思想家。霍布斯長壽，活到91歲，這個年紀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耄耋之歲。但是，與同時代以及稍晚期的思想家一樣，他並沒有意識到英國17世紀的動盪對於英國、乃至世界的意義；相反，他的思想反映了當時普通人的處境：政局動盪，滅頂之災隨時可以降臨，為躲避戰火，許多人、包括霍布斯自己不得不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從動盪之中，霍布斯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爭鬥，進而，他所參悟的人性就是自私和佔有慾。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人類就會陷入“人與人作對”的叢林社會，人的生命因而變得“孤獨、貧困、汙濁、野蠻和短暫”。但是，這不是人類社會應有的狀態，為此，人們應該簽訂一個契約，把他們的自然權利讓渡給一個“利維坦”式的國家，由它來維持和平、抵禦外敵入侵。
但是，這種從個體直接到國家的解決方案，既可能導致真正的“利維坦”式獨裁政府，也忽視了社會這個中間環節可能發揮的自組織作用。蘇格蘭的啟蒙思想家們補上了這一環。凱姆斯勳爵（Lord Kames）的學說是這一環的起點。他的原名叫亨利·候姆（Henry Home），“凱姆斯勳爵”是他成為蘇格蘭大法官時才獲得的以他的家鄉命名的爵號。
與啟蒙運動同步，蘇格蘭的啟蒙運動起始於對絕對宗教信仰的批判。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是蘇格蘭第一個挑戰絕對基督教教義的人。在他那裡，人的道德感不再是上帝賦予的，而是人生而俱來的本性。對於剛剛跨入現代化門檻的蘇格蘭來說，這個觀點具有革命性，但是，相比於霍布斯的理論，這個觀點顯然是落後了。凱姆斯勳爵的學說是對霍布斯和哈奇森的中和。一方面，他贊同霍布斯對自然人性的描述，認為“佔有慾是自然賦予人的秉性”；另一方面，他又借鑑了哈奇森的觀點，認為社會本身蘊含“良知的聲音”。法律對於秩序是必要的，但只有當法律和社會良知一致的時候，社會才進入一個完美的狀態。那麼，人類社會是如何演化並接近這個完美狀態呢？為回答這個問題，凱姆斯勳爵創造性地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四階段理論。這四個階段是：狩獵階段、遊牧階段、農業階段和商業階段。在前兩個階段，個體之間沒有多少聯繫，沒有社會，因而也不需要法律；到了農業階段，社會才能實現它的價值，即“個體的勞作不僅讓自己得利，而且也讓他人得利”。此時，新的職業不斷產生，人們不得不訴諸合作來完成日常的生產和消費活動，由此，法律有了用武之地，社會也因此朝著“融洽的親近關係”發展。
但是，這種親近關係才剛剛開始，它的高潮是商業社會。此時，交換更加頻繁，給更多的人帶來更多的收益，同時也產生新的觀念和習性。斯密的好友、愛丁堡大學校長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的總結，代表了那個時代蘇格蘭自由主義思想家們對商業社會的肯定態度：
商業會消解那些維持國與國之間差異和敵意的偏見；它緩和並滋潤人們的習性；它用世間最強烈的關係之一——滿足共同需求的慾望——把國家連接在一起。在每一個國家，它為全體公民建立一種秩序，以滿足公民維護公共安寧的渴望，從而給各國帶來和平。當商業精神在一個社會開始上升的時候，我們就會在這個社會的政策、國際聯盟、戰爭和談判裡發現一個新的靈魂。
近代商業產生於荷蘭和英格蘭，但僅僅是商人逐利的手段，是人類佔有和改善生活的自然秉性的延伸；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貢獻在於為商業賦予了一個公共目的，將之昇華為人類進步的階梯。然而，要維持商業的繁榮，一個自由社會是必不可少的。在這方面，凱姆斯勳爵的門生、也是他的堂弟大衛·休謨做出了精闢的論述。在《論公民自由》一文裡，休謨斷言：
商業只能在自由政府中繁榮，這種觀點已成定論；而且似乎……有著更悠久、更廣泛的經驗基礎。……在我看來，商業易於在絕對政府中衰落，不是因為那裡缺乏安全，而是因為它不夠體面。君主國必然需要等級臣屬關係來維持。出身、頭銜和地位的榮耀必然超過了勤勞和富有；一旦這些觀念盛行，所有鉅商都會受到誘惑，放棄經商，而去購買那些特權和榮譽的職位。
為市場經濟找到倫理基礎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本身就是自由社會的推動者。告別宗教束縛的蘇格蘭，具有它的南部長兄英格蘭所沒有的一個優勢，即不存在明顯的社會等級。在地理上，蘇格蘭分成南部丘陵地帶和北部高地兩部分。在18世紀，蘇格蘭高地仍然處在凱姆斯勳爵所定義的遊牧階段，農奴制度（serfdom）是它的社會組織形式。而南部丘陵地帶以農業為主，但商業已經成為兩座主要城市格拉斯哥和愛丁堡的主要經濟活動。相較之下，格拉斯哥的商業氣息更加濃厚，它的海外貿易，特別是來自於美洲新大陸的菸葉貿易讓它成為當時英國首屈一指的富裕城市。作為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則更加具有人文氣息，18世紀中葉湧現出一批知識分子俱樂部，成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製造場所。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754年成立的“選擇學會”（The Select Society），它囊括了當時愛丁堡所有知名的知識分子，而凱姆斯勳爵是當仁不讓的中心。
他把幾乎每個晚上都耗費在晚宴活動上，而且也經常是餐桌上話題的主宰。他的話語如同他的長相一般堅毅，語氣裡總是帶著一絲蘇格蘭式的嘲諷——對所有事務持批評的態度，但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從最接地氣的“常識”出發，用一種調侃卻不失體面的方式說出來。
“常識”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所共同遵守的一個底線原則，這把他們和歐洲那些專注於形而上學的啟蒙思想家們區分開來。今天，我們常以蘇格蘭經驗主義來總結蘇格蘭啟蒙運動，但其中略微帶有一絲貶義，似乎認為，蘇格蘭的啟蒙思想家沒有理論，因而不如歐洲大陸的啟蒙思想家先進。然而，歷史經驗證明，歐洲大陸思想家們的理論構建往往成為人類社會動盪和苦難的催化劑。
法國啟蒙思想家們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催生了法國大革命，它的後果需要法國花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才得以消化；在黑格爾的思辨哲學框架裡，馬克思發明了剩餘價值學說，引領歐洲階級對壘數十年；接下來，斯大林在蘇聯發明計劃經濟，走上一條被哈耶克批判的“通往奴役之路”；最為甚者，尼采這位瘋子發明超人理論，最終成為納粹反猶主義運動的思想源泉。人類需要超前於現實的理論構建，但是，歐洲19世紀以降的痛苦歷史告訴我們，理論家最好是保持一種對現實的謙卑態度，否則，災難可能就在前方。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最大優勢就是現實主義。當他們的大陸同輩們忙於發明社會改造理論的時候，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則嚴肅地研究發生在他們身邊的偉大成就——商業社會——興起的原因和運行邏輯，而斯密的《國富論》是他們的研究成果當中的集大成者。
《國富論》發表於1776年，但在1798年被愛丁堡大學的著名學者杜加爾德·斯圖亞特（Dugald Stewart）開講座介紹這本書之前，斯密對於絕大多數愛丁堡人而言都是陌生的，更遑論倫敦的人們了。不同於大多數同時代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斯密居住在格拉斯哥，而不是愛丁堡。年輕時他在格拉斯哥大學學習，稍後（1750年、1751年）在愛丁堡所做的講座給了他足夠的名聲，讓他獲得格拉斯哥大學的一個倫理學教授職位，從此在格拉斯哥安頓下來。但是，啟蒙運動的核心在愛丁堡，格拉斯哥的作用還要等工業革命進入高潮的時候才充分顯示出來。斯密參加了選擇學會，因而時常坐上格拉斯哥和愛丁堡之間的郵車奔走於兩座城市之間。兩城之間區區75公里的距離，那個時候單程卻需要一天半的時間，但足以讓斯密在第二天中午到達愛丁堡，下午和晚上會晤朋友、參加聚會，然後第二天返回格拉斯哥。愛丁堡之行總是讓斯密有所斬獲，他在《國富論》裡所表達的思想，如社會分工和市場的規模效應，都已經在其他人、特別是凱姆斯勳爵的學說中有所體現。斯密所做的，是系統性地揭示商業社會的運行規律，彌合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兩條主線——哈奇森的人生而具有道德感和凱姆斯勳爵的人天然地具有佔有慾——之間的張力。
在寫作《國富論》之前，斯密寫了《道德情操論》。此時的他，多少還受到哈奇森的影響，但又試圖有所發展。為此，他區分了倫理的兩個層次，一個是正義，另一個是同情心，或者我們今天所說的道德感。道德是出自“一種對光榮而又崇高的東西的愛，一種對偉大和尊嚴的愛，一種對自己品質中優點的愛”。此時，斯密還是在追隨哈奇森。道德給社會增添色彩，但是，就社會的運作而言，正義就已經足夠了。從否定面向來說，正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從肯定面向來說，正義是“法無禁止即可為”。因而，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正義是這種基礎。沒有仁慈之心，社會也可以存在於一種不很令人愉快的狀態之中，但是不義行為的盛行卻肯定會徹底毀掉它。…… 行善猶如美化建築物的裝飾品，而不是支撐建築物的地基，因此做出勸戒已經足夠，沒有必要強加於人。相反，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鬆動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築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
此時，斯密的學術天平已經倒向凱姆斯勳爵了，開始為《國富論》奠定倫理基礎。跟隨凱姆斯勳爵的論斷，斯密把自己理論的出發點設定在勞動分工。一國的產出取決於國民的勞動，而勞動的效率取決於勞動者的熟練程度、技巧和判斷力。分工導致專業化，從而提高勞動者的效率。斯密用針釦生產為例說明分工的好處。如果一個人來做針釦，恐怕他一天連20個也做不出來。但是，在針釦工廠裡，小小的針釦被分成數個工序來進行生產，拉絲、取直、剪切、削尖、打磨等等，每個工人專注於一個工序，效率大大提高，從而一個工廠每天可以生產幾千枚針釦。
勞動分工成為工業化大生產的標誌，至20世紀初，福特發明流水線作業，把工廠內部的勞動分工推向頂峰。但是，分工不僅主宰工廠內部的生產過程，而且也是整個社會生產的主要推動力。分工促進交易，而交易又反過來促進分工；如此，社會產出的提高，不需要求助於人們對公共利益的關切，而是可以來源於每個人的利己之心。動物需要博取同類的歡心才可能得到同類的幫助，而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不可能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能夠刺激別人的利己之心而自願替自己做事，他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達到目的。任何一個想與別人做買賣的人，都可以先這樣提議：請把我所要的東西給我吧，這樣你就可以從我這裡得到你想要的東西。這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按照這個辦法，可以取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幫助。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供給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為他們自利的打算。
人天然地具有佔有慾，但這並不一定導致霍布斯的叢林，通過市場交換，人的佔有慾可以成為提高自己和他人福利的源泉。由此，斯密為市場經濟找到了倫理基礎。但這不是《國富論》的全部內容；斯密在書中還詳細討論了價格、工資和利息的形成過程，資本積累以及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問題，為現代經濟學搭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框架。到19世紀後半葉，門格爾等人發明了邊際分析方法，在此基礎上，瓦爾拉斯構建了一般均衡理論，對市場經濟進行了完整的描述。邊際革命讓經濟學獲得了“庸俗”的頭銜，但是，邊際分析讓經濟學掌握了數學分析工具，從而開始了系統的進步。而這一切，都起始於斯密在《國富論》裡所表達的思想。
腳踏實地的改良者
蘇格蘭知識分子為商業社會建立了倫理基礎，接下來就是蘇格蘭實幹家們的舞臺了。如同他們的理論一樣，務實和理性構成了蘇格蘭人性格的底色。蘇格蘭人也許不是最好的發明家，但絕對是優秀的技術改進者。“就像他們沒有發明科學，或資本主義，或進步和自由的理念一樣，蘇格蘭人也沒有發明多少技術。”但是，他們卻善於改進現有技術，讓它們變得為日常生活所用。神奇的是，從“有用”的小處著手，蘇格蘭人對技術的改進卻成為推動英國工業和技術革命的最重要力量。
蘇格蘭對現代技術文明的貢獻始於對醫學的改進。在18世紀中葉以前，英國大學裡的醫學院只教給學生醫學理論，不鼓勵學生與病人之間有任何身體接觸，更別提給病人開刀了，因為這些工作是專屬僕人或剃刀師做的。愛丁堡大學醫學院與之不同，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要把他們培養成醫學通才。學院開設解剖課，把手術從一個剃刀師才願意幹的髒活變成了一個基於解剖學和生物學之上的科學門類。愛丁堡大學培養的醫生在整個英國名聲鵲起，它的醫學院也成為大不列顛想成為醫生的年輕人趨之若鶩的地方。許多蘇格蘭醫生成為英國有錢人的御用醫生，但這沒有妨礙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為公共衛生做出貢獻。其中之一是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他是用柑橘治療壞血病的發明者。
林德建議英國海軍在艦艇上常備柑橘，但沒有得到響應，只有詹姆斯·庫克船長——一個有著蘇格蘭血統的探險家——在1769年開始他的澳洲探險時才聽從了林德的建議。直到1795年，柑橘才成為英國海軍艦艇上必備的食品，而這還要感謝另外一位蘇格蘭人詹姆斯·布萊恩（James Blane）爵士對英國海軍的勸說。大英帝國能夠稱霸世界海洋，小小的柑橘功不可沒。
對工業革命貢獻最大的蘇格蘭人當屬詹姆斯·瓦特。流行的說法是，瓦特發明了蒸汽機；實際情況是，瓦特只是改進了蒸汽機，讓它變得更加實用。蒸汽機是兩位英格蘭人托馬斯·紐克曼（Thomas Newcomen）和托馬斯·薩維裡（Thomas Savery）發明的。瓦特聽說這個機器的時候，只是格拉斯哥大學的一名工匠，幫約瑟夫·布萊克（Joseph Black）教授做一些實驗工具。他們倆從1763年起開始研究蒸汽機的改進。老式的蒸汽機只有一個帶活塞的氣缸，活塞連著一根鐵桿，蒸汽進入氣缸推動活塞上行，後者壓低鐵桿做工。但是，活塞下行要等蒸汽自然冷卻，耗時很多。瓦特的目標是讓活塞快速運動起來。經過無數次試驗，終於在1765年春天一個晴好的午後，當瓦特外出散步的時候，靈感降臨：如果給氣缸連上一個真空容器，蒸汽就會自動排出到容器裡，從而實現了活塞的循環運動。到1775年，瓦特和英格蘭著名的鐵器鍛造家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合作，開始了長達幾十年對於蒸汽機生產的壟斷。自此，人類跨入了工業社會。
瓦特這個勵志故事的奇妙之處在於，他是一個文盲。他改進蒸汽機，沒有得到多少科學的指導；他也不關心背後的科學原理，只關心如何讓這部神奇的機器更加有用。這種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態度，卻成為推動人類進步的最重要的因素。
蘇格蘭人對工業革命的貢獻遠不止於英國境內。自打併入英國之後，蘇格蘭出現幾次移民潮，尤以向北美的移民居多。在美國早期建國的歷史中，蘇格蘭人就發揮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教育領域。普林斯頓大學是蘇格蘭移民建立的學校，開創了美國綜合性人文教育的先河，直到19世紀後半葉哈佛等大學開始引進德國的分科教育之後，才慢慢失去優勢。蘇格蘭人以其固有的務實精神，引領了美國的工業和技術革命。在19世紀前半葉，蘇格蘭以及北愛爾蘭的蘇格蘭人地區是美國技術工人的最大來源地，到19世紀中期，蘇格蘭婦女也加入到工業勞動大軍之中。到了19世紀的後半葉，蘇格蘭人更是在工業界大顯身手，貝爾和卡耐基是其中最著名的兩個人。
貝爾在愛丁堡長大，並在愛丁堡大學接受教育。他的家庭以設計和製造語音設備出名，這為他後來發明電話創造了條件。相比于貝爾，卡耐基的發家史更像一個蘇格蘭人“應有”的樣子。他於1835年出生在蘇格蘭的一個紡織小城，他能記住的第一個聲音是他父親紡車發出的“吱呀”聲。隨著蒸汽機的使用，家庭紡織作坊被工廠所取代，卡耐基一家於1848年移民美國。像其他蘇格蘭移民子弟一樣，卡耐基小小的年紀就必須參加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電報公司的投遞員，但是，他聰慧過人，很快就學會了電報的翻譯，甚至能夠從電報機的“滴答”聲裡判斷電文內容。這讓他很快得到上司的信任，成為主管。他的第一桶金是在內戰期間用鐵路為北方軍隊運送軍用物資，到內戰結束時，他已經擁有了40萬美元的財富。
如何使用這筆鉅額財富？卡耐基看中了當時最先進的行業，鋼鐵。為此，他回到英國學習鋼鐵製造技術，回到美國之後，他建立了從鐵礦石和煤炭的開採到鋼鐵產品銷售的一體化公司，並以蘇格蘭人所特有的精打細算壓縮成本，在40年的時間裡，主導了美國的鋼鐵業。1901年，他把公司賣給J. P. 摩根，獲得4.8億美元。此後，他專心慈善，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800多個公共圖書館。他也關心教育事業，但不是一般化的教育，而是“有用”的教育，相信“知識如果只是用來玄思，就沒有任何價值”。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耐基—梅隆大學以工程見長，不是沒有道理的。
蘇格蘭人的觸角也延伸到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國用一艘軍艦“復仇女神號”就完敗數量上佔絕對優勢的黃埔守軍。這艘軍艦是蘇格蘭造船師在利物浦建造的。它長56米，由兩座60馬力的蒸汽機推動，裝備兩門32磅大炮、五門6磅小炮和一座投擲器。在它面前，清朝海軍的木殼船就像火柴盒一樣不堪一擊。當然，蘇格蘭人對中國所做的，也不都是做大英帝國侵略戰爭的幫兇；他們的商業才能也促進了中國商業的發展。比如，匯豐銀行就是蘇格蘭人托馬斯·薩瑟蘭德（Thomas Sutherland）於1864年在香港發起成立的，1865年在上海開業，成為中國較早開始運作的現代銀行。
蘇格蘭人也許不善於進行顛覆性的發明，但他們憑著對“有用”的追求，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的技術進步。蘇格蘭哲學相信人類的知識來自於經驗，而不是理論推導，而知識是否可靠，“有用”與否是唯一的檢驗標準。人類文明是人類建構的結果，但不同的建構方式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有成功，也有失敗。大體而言，從經驗出發、以“有用”為目的，大概是最安全、而且也常常是最有效的方式。
何處安放鄉愁？
如同現在的發展中國家一樣，蘇格蘭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面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衝突。在與英格蘭合併的頭半個世紀裡，蘇格蘭爆發了多次起義，其中尤以1745年的詹姆斯黨叛亂最為嚴重，影響也最為深遠。光榮革命終結了來自蘇格蘭的斯圖加特王室在英國的統治，但是，被流放的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家人並不死心，試圖從漢諾威王室手中奪回政權。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兒子查爾斯王子從意大利潛回蘇格蘭，在蘇格蘭高地東海岸登陸並組建軍隊，向南部進軍。當時的蘇格蘭高地仍然處於地主家族主導的農奴制度下，不僅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就連地主們也過著勉強果腹的生活，和蘇格蘭南部欣欣向榮的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查爾斯王子的到來，喚起了部分家族對舊日蘇格蘭秩序的憧憬，他們領著各自的佃農參加查爾斯的軍隊。
但是，這麼一支由烏合之眾組成的軍隊，根本不是英國軍隊的對手，在蘇格蘭和英格蘭邊界被英軍打得落花流水，潰敗回高地地區。英軍乘勝追擊，在高地大開殺戒，屠戮了無數同情詹姆斯黨的民眾。1745年變成了蘇格蘭高地永遠的一塊傷疤。但這還不是高地人民困難的終結，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圈地運動，讓大多數高地佃農失去了土地，被迫南遷，許多人移民海外。蘇格蘭精英奠定了美國早期的高等教育體系，而普通蘇格蘭移民也在美國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獨立戰爭因殖民地民眾反抗英國的不合理稅負而起，但不是所有殖民地的民眾都願意脫離英國。弔詭的是，來自蘇格蘭高地的移民就屬於這類人。他們加入英國軍隊，和華盛頓的軍隊作戰，而他們的主要對手，恰恰是來自於蘇格蘭南部的移民，後者是美洲獨立的堅定支持者。本來希望斯圖亞特王室復辟的蘇格蘭高地人民，為什麼要支持當政的漢諾威王室呢？合理的解釋恐怕只有“鄉愁”二字。
在決定與英格蘭合併之時，愛丁堡的精英們之間出現過巨大分歧，英國皇室為此準備了鉅款來賄賂其中的反對者。民眾反對合並的情緒也很強烈，他們不僅經常上街支持議會里的反對者，而且還襲擾支持合併的議員。蘇格蘭議會從1707年10月開始，對先前英國方面提出的合併條約逐條投票。幾位強烈支持合併的人士以嫻熟的政治手腕和雄辯的口才贏得了多數議員的支持，最終，條約的最後一項條款於次年1月7日通過。英國皇室的賄賂款沒有派上用場，都被中間人中飽私囊了。合併給蘇格蘭南部帶來顯著的好處。愛丁堡迅速崛起，人口大幅度增加。像絕大多數歐洲中世紀的城市一樣，愛丁堡老城本來就擁擠和骯髒，迅速增加的人口加劇了這個局面。市政當局因此決定在城市北邊修建新城。愛丁堡的有錢人紛紛用新獲得的財富在新城建設寬敞的住宅，其中也包括像休謨這樣的啟蒙運動思想家。
格拉斯哥的商業發展比愛丁堡更迅速。由於合併，蘇格蘭的商人現在可以享受和英格蘭商人同等的待遇，獲得海外貿易的特許權。格拉斯哥湧現出一批專做美洲菸葉貿易的商人，他們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蘇格蘭南部很快就融入英格蘭經濟體系之中。到18世紀下半葉，整個蘇格蘭很少有人再質疑合併的合理性了。不僅如此，蘇格蘭精英們紛紛自覺地“英格蘭化”。休謨和斯密的英語都不太好，但是他們堅持用英語寫作。愛丁堡的精英們關心的不是蘇格蘭的事務，而是整個英國的事務；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愛丁堡成為英國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和公共輿論中心。創刊於1802年的《愛丁堡評論》，主導英國公共輿論數十年的時間，直到1929年才停刊。在19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文章，是英國知識分子成名的象徵。在蘇格蘭本土，年輕人嚮往倫敦的生活，許多人在那裡獲得良好的發展，其中還出了幾位首相。蘇格蘭人的身份從“蘇格蘭”變成了“不列顛”。
但是，鄉愁不會輕易消散。在18世紀、19世紀之交，當絕大多數蘇格蘭人熱情擁抱他們的“不列顛”身份的時候，浪漫主義文學的開山鼻祖瓦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用他的詩作和小說喚起了人們對蘇格蘭高地舊日生活的浪漫想象。在他之前，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於1762年發表長詩《莪相》，聲稱這是他在民間收集的凱爾特遊吟詩人莪相的蓋爾語詩作，從而在蘇格蘭掀起一股懷舊浪潮。然而，很快就有人指出，這不是莪相本人的作品，甚至不是民間蓋爾語詩作。最終，經過認真研究，愛丁堡高地協會於1805年宣佈《莪相》為偽作，大多數詩篇是麥克弗森自己直接用英語寫的。但是，《莪相》所帶來的懷舊風並沒有停止，而且，因為司各特的詩作和小說變得更加強勁。
出生於1771年的司各特患有小兒麻痺症，但這不妨礙他擁有浪漫主義情懷。他不喜歡劇烈的社會變革，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後甚至組織了一支騎兵部隊，參加英國抵抗拿破崙擴張的戰爭。趁著做地方官的機會，他遊歷蘇格蘭和英格蘭邊界地區，收集各地的民歌，最終於1802年至1803年出版三卷《蘇格蘭邊區歌謠集》。隨後，他的歷史長詩一發而不可收，成為享譽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但是，拜倫的出現讓司各特意識到，他接著寫詩歌沒有什麼前途了，轉而開始寫歷史小說。在當時，小說是給下等人看的，上不了大雅之堂，因此，司各特一開始是用筆名發表小說的。他的最著名的小說是《威弗利》（Waverley）。這部小說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在1745年詹姆斯黨叛亂被平息之後，最後護送查爾斯王子出海的麥克唐納家族的女主人芙洛娜·麥克唐納（Flora MacDonald），而男主人公是虛構的一位英軍軍官威弗利。小說的基調是悲壯的。
芙洛娜是失去的蘇格蘭高地生活和秩序的化身，而威弗利是英國現代化進程的化身。威弗利本來的任務是捉拿查爾斯王子，最終卻被芙洛娜的美麗和高貴品格所征服，自己也變為一個詹姆斯黨人。現代化的大勢不可阻擋，但是，蘇格蘭高地的精神不死，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沉澱為司各特筆下悽美的想象。這種想象最後以一種近乎滑稽的方式在1822年英國國王喬治四世造訪愛丁堡的時候完美落幕。
擁抱世界，還是迴歸自己
自打詹姆斯一世離開蘇格蘭之後，200多年間，沒有一位英國國王造訪過蘇格蘭。浪漫主義文學激發了全英國對蘇格蘭的浪漫想象。就像當今中國重新發現婺源這樣的農村一樣，英國興起了蘇格蘭旅遊熱；在節假日，通往蘇格蘭高地的大路上擠滿了馬車，載著朝聖般的觀光客駛往他們心目中浪漫的蘇格蘭。受此感染，喬治四世希望訪問愛丁堡，而司各特被請來策劃迎接國王的大典。喬治四世希望看到純粹的蘇格蘭文化，這和司各特的想法不謀而合；他要把國王的訪問當作一次復興蘇格蘭高地文化的契機。
為此，他設計了蘇格蘭高地遊行，讓遊行的隊伍按照高地習俗打扮起來。問題是，就連司各特自己也不知道蘇格蘭高地是如何著裝打扮的。好在國王也不知道蘇格蘭高地人該如何打扮，司各特可以盡情地發揮他的想象，最終選定格子裙為遊行隊伍的著裝。在此之前，所謂的格子裙，不過是高地窮人拴在身上的一塊遮體的粗布而已，現在卻要成為慶典服裝。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集結來自高地的遊行隊伍。經過圈地運動的驅趕，蘇格蘭高地早已變成人煙稀少的地方。最後，實際參加遊行的隊伍是由愛丁堡人組成的。國王到達愛丁堡的那天，30萬人，也就是蘇格蘭人口的七分之一強，從四面八方趕來圍觀這場想象出來的高地文化的復興大戲。自此，長期被視為野蠻人穿著的蘇格蘭方格裙成為時髦服裝，精明的商人們還為不同的高地家族設計了不同式樣的格子裙，就連英國軍隊中來自蘇格蘭的旅團，也開始把格子裙作為他們的正規服裝。就這樣，男人穿格子裙，成了蘇格蘭的民族風俗。
然而，蘇格蘭高地文化的復興，也僅僅到此為止。在19世紀的絕大多數時間以及20世紀前半葉裡，蘇格蘭的文化基調是融入英國。無論是大英帝國的海外擴張、還是不列顛本土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蘇格蘭人都做出了顯著的貢獻。然而，任何美好的因緣似乎都會有褪色的一天。
蘇格蘭和英格蘭之間的間隙，起始於“二戰”之後。1950年的聖誕節，四位蘇格蘭大學生從西敏寺的愛德華寶座下偷走了命運之石，並把它運回蘇格蘭。命運之石是過去的蘇格蘭國王加冕用的，1296年被入侵的英國國王奪走，並用於後來的加冕儀式。偷走的命運之石很快被尋獲，並被英國警方運回西敏寺，放回到愛德華寶座下面。這段插曲，開啟了蘇格蘭獨立運動的大幕，背後卻是蘇格蘭地位的下降。
隨著日本、德國以及其他趕超國家的興起，英國工業不可阻擋地走向衰落，作為英國工業重鎮的格拉斯哥等蘇格蘭城市也因此衰落；另一方面，從前蘇格蘭人引以為豪的職業，如醫生，被來自印度等國家的移民所佔領。蘇格蘭獨立運動的興起，與其說是因為蘇格蘭民族主義的覺醒，毋寧說是因為英國不再像十八九世紀那樣，能夠激發蘇格蘭人的熱情。1996年，英國把命運之石運回蘇格蘭，安放在愛丁堡城堡裡。然而，這樣的示好並沒有澆滅蘇格蘭獨立的火花，進入21世紀反倒呈愈演愈烈之勢。英國魯莽的脫歐行為，再一次把蘇格蘭獨立運動推向前臺。英格蘭的經濟基本上被倫敦所主導，而倫敦是國際金融中心，脫歐並不會影響倫敦的國際地位，所以也不會太影響英格蘭的經濟。蘇格蘭則不一樣，和歐洲大陸的貿易往來仍然是支撐其經濟的重要支柱，蘇格蘭人不願失去歐洲。英格蘭對蘇格蘭人的吸引力本來就在下降，脫毆更是強化了這個趨勢。蘇格蘭的鄉愁找到了新的載體，在經濟上和英格蘭分道揚鑣。
人類文明是有周期的，主導力量是技術和生產方式的漲落。
農耕文明發源於地中海沿岸，經歷一萬多年，最終在唐、宋時期的中國達到高峰；工業文明發源於西歐，目前還在擴散的過程之中。在這個大週期運動中，各個國家或地區又有各自的小週期，因而，歐美髮達國家都曾出現過“上升期—高光期—穩定或下降期”的全過程。蘇格蘭在工業文明即將興起的時候，搭上了英國現代化的列車，並在工業化的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的上升期和高光期在18世紀和19世紀。隨著工業文明的擴散，英國的地位下降，連帶把蘇格蘭的地位也拉了下來。
回首蘇格蘭的歷史，我們彷彿聽到蘇格蘭既憂傷又高亢的風笛聲在時空中飄過。憂傷來自蘇格蘭高地揮不去的鄉愁，高亢來自全體蘇格蘭人堅韌的性格。擁抱世界，還是迴歸自己，仍然是蘇格蘭懸而未決的事情。
（2018年3月8日完稿於朗潤園。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本文首刊於2018年5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閱讀更多 財經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