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第一篇 创始团队：最初的神明（94）
李世民这次不算著名的水攻，实在是一场精妙的暗战。
关于这场战斗，各方面记载既不够详细、又充满矛盾。此前已有文章罗列相关史料对比分析。比如《旧唐书·刘黑闼传》记载，李世民明确交待在敌人‘半渡’时放水。《新唐书·刘黑闼传》的说法是‘须贼度，亟决之。’这个有点含糊，可以理解为过河后赶快放水，也可以理解为开始渡河即放水。
第三种就是司马光的说法：双方打了大半天、还在激烈战斗的时候，大水抵达战场（‘犹格战。守吏决堰，洺水大至，深丈余’）。《旧唐书·太宗本纪》没写那么细，只记：‘及战，乃令决堰。’开打了，才叫放水，和《资治通鉴》的意思不矛盾。当然大家谁都可能出错，但综合比较，司马光引用史料还是比较谨慎的。后面人多拿他这本书当教材用，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第一个可以排除的，是乘敌人‘半渡’发动水攻的说法。
前面分析过，洺河在华北大平原上，你又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筑坝搞偷袭，地点不可能离战场太近。那么，除非我们改写科学史，承认唐朝人的流体力学、偏微分方程已经达到现代人的水平。否则，李世民不可能下达这个无法执行的命令。
你可以在涨水前半渡攻击、可以在涨水后半渡追击，就是办不到敌人半渡时叫河水上涨。
碰运气可不可以呢？我想，李世民虽然是个赌徒，但他不会在毫无把握的事情上下注——万一水提前上涨敌人退回去呢？又或者万一，敌人全军过河水才上涨，他豁出去了和你拼到底呢？
所以，最恰当的方案，正是司马光记载的现场情况：双方打了大半天、谁也没有力量作大的突击时，水放下来了。
《资治通鉴》明确记载：‘自午自昏，战数合。’按司马光说不清就不说清、不出人命不砸缸的一贯做法，没有相当可靠的史料他是不会记这么细的。这样，半渡放水和渡河后立即放水的说法，都可以排除了。
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想：李世民真要有控制半渡涨水的能力，还用得着后面费那么大劲吗？等着到河里给刘黑闼捞尸就完了。
另外一个司马光没有采信的说法，是李世民故意筑坝使水位降低，以引诱刘黑闼过河。这个说法也见《旧唐书·太宗本纪》：‘堰洺水上流使浅，令黑闼得渡。’
不采信也是有理由的。前面说过，刘黑闼侦察兵出身，又长期在这一带混，这个季节水有多高他不知道啊？大兵团作战，侦察是大范围而且持续的。小有误差没问题，水位暴降必然引起怀疑。真实的情况恐怕也就是好渡不好渡的细微区别。人家小李在赌场上混过的，这一点上，相信他绝对会把握好虚实火候。
反正结局是刘黑闼过了河，李世民有没有顺势推一把并不重要。大概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司马光没有写上这一条。同样，我们也没必要在这一点上纠结。
回到柏杨先生的那个问题：李世民怎么敢在两军接战时放水呢？
要知道，李世民今非昔比。作为已经立下盖世大功的大唐‘天策上将’，战功对他来说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功再大还能大过活捉王世充、窦建德？加上这段时间又研读了不少‘文籍’，他应该明白：现在重要的是人心和名声。
倒不是说，他做不出那种陷部下于死地的事。李世民等大家奉为大英雄、大豪杰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思想和行为不太受外界的束缚。或者讲白一点：这些人做事是没有什么底线的。当年在山西，因为夏县反复投敌，李世民就干过屠城的事，把一城老小杀了个干净。种种迹象表明：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顽固的恶的种子。当然，是否任由它滋长展露，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眼下对他来说，惜命就是惜名——孟子都说了，不嗜杀的才能定天下。尤其对自己的部队——将来干大事的依靠，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能随便拿来牺牲的。说他带着一帮高级将领脱离战场，任由其他人送死。这个说法完全不通。李世民不可能丢掉他的将领，同理，他的将领能丢掉自己的手下吗？真要这么干了，以后还怎么教育管理部队？
现在，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已经快要搞成哥德巴赫猜想的放水问题。
宏观上，李世民作为名将，有着名将共有的特质：眼尖。刘黑闼必须渡过洺水以寻求决战，李世民一眼看出他的毛病：背水而阵、无后方作战。
水淹之下，唐军可以返回自己大营，有人接应。夏军往哪里退呢？坝在李世民手里，他大可以按自己的高兴选择什么时候放水。从决坝到涨水，有一个时间差。他只要在这个时间差内收缩战线（这个不需要精确计算），就可以坐看好戏。
从当时战况看，两军实力相当，按司马光的说法唐军还占上风。打到黄昏照例就该收兵。看看火候差不多了，李世民通过烽火也好、层层传递旗语也罢，向上游发出信号：放水！
不管司马光说的那个胜势（‘黑闼势不能支’）是真是假，大水从背后一来，打了一天又没什么进展的汉东军，崩溃基本就是唯一的结局。
那么，微观的问题来了：冷兵器对抗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在激战时收拢部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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