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部口碑爆棚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在网络上刷屏。
这部电影采用现实题材，徐峥扮演的男性保健品商贩程勇，以卖印度神油为生，却因为种种际遇成为了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被癌症病患们冠以“药神”的称号，也因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
吃不起药，就只能等死？
在影片中，最催泪的一幕莫过于身患癌症的老奶奶对警察查封“印度格列宁”时说的那段话，“4万元一瓶的药，我用了四年，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房子没了....如今有500块钱的药，你们不让用，说那是假药，假不假我们病人自己心里清楚...”尤其是最后那句，“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让人泪目。
而这一段也说出了很多癌症病人的心声——吃不起药，就只能等死。影片男主的原型取材于前几年网络热议的“陆勇案”，而在影片中牵扯到众多病患生死存亡关键的药品“格列宁”在现实中就是格列卫。陆勇在2002年被查出患有慢粒性白血病，这种病一般病程进展缓慢，大多数患者会选择长期服用格列卫延续生命。如果可以终生不断药，对于幸运的病患来说，白血病就成为了一种慢性病，可以长期存活，有了生的希望。
陆勇一开始服用的是瑞士进口的正版格列卫，每月光药费就要2.35万元，再加上治疗费用等，两年花掉近70万，即使家境不错也已不堪重负。直到2004年，他偶然得知印度仿制药“格列卫”的存在，在尝试服用后效果不错，而且价格便宜。最初每个月药费为4000元，后来逐渐降至200元。陆勇将他的经历分享给其他病友，并无偿帮助买药，被很多病友称为“药侠”。甚至在他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捕时，曾有数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为什么药效不错的印度仿制药，到了中国就是“假药”？
虽然最后检察院判定陆勇为买方行为，撤回了起诉。但是印度格列卫“假药”的身份无法改变，为什么这种药效不错，价格便宜的印度仿制药“救命药”在中国却成为了“假药”呢？这就不得不提医药专利壁垒了。目前格列卫只能在印度合法仿制，在中国有专利保护，不得仿制，不能销售。
为什么会有专利保护，让患者被迫使用高价药呢？从发现靶点到2001年获批上市，格列卫的诞生整整耗费了50年，制药企业诺华投资超过50亿美元，直接成就了5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还催生了两项足以获得诺奖的重大发现。
如果没有专利保护，仿制药横行，诺华研发的新药可能会失去市场，承受巨额损失。如此，仿制药就会扼杀实力大药企的创新动机，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新药可用。这就陷入了保护创新和维护穷人生存权利的伦理矛盾之中，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我们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案。
没有了专利保护，国产仿制药也没戏？
目前，印度是全球第三大药品生产国，其中仿制药年出口额约为100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在卫士蓝高端猎头看来，之所以只有印度将仿制药做到了如此成就，离不开其出色的医药生产专业能力。葛兰素、诺华、拜耳等国际知名药企都曾在印度长期开设药厂，所以这些国际药企撤出后，为印度留下了大量的制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印度本土药企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医药。而且在35年市场保护期间，印度本土制药公司从1970年的2257家快速增加到2005年的2万家，其生产仿制药的逆推制药流程专业能力非常厉害。
而反观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发展的台阶可以利用，做新药难，做仿制药也难。国内药企能力不足是导致这些困难的首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药企规模普片偏小，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国内很多药企在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的占比普遍不到6%，远低于国际上知名药企的研发投入占据收入的15%。以我国新药研发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入围世界500强的石药为例，该企业2016年营收为232.3亿元，员工为21000人；而德国拜耳集团在2016年度销售额就已达468亿欧元，员工人数为115200名；瑞士罗氏集团2016年销售收入为506亿瑞士法郎；美国辉瑞公司2016年的营业收入为528亿美元。
二是国内医药研发高端人才严重匮乏。石药目前拥有科研人员1500余名，而拜耳的科研人员数量将近石药的10倍以上，为14200多名。而培养一名医药研发专业的博士，即使本硕博连读也至少需要8年，想要在医药研发高端人才队伍上赶超国际知名名企，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等几十年，甚至百年。除非有药企肯不惜代价花费巨资，通过高端猎头、高校合作等方式从国外大批量引进医药高端人才。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我们的国产仿制药很难做到在剂型、规格、给药途径、质量以及药效和适应症方面，与原研药等同。国产仿制药在原料药、药品辅料，以及制剂工艺上不断自我打折，最终败于疗效。失去了疗效，自然也就没有市场，就更看不到国产平价救命药的身影了。幸运的是，现在很多抗癌药已经列入了医保范围内，为广大病患节省了不少医药费，愿这个世界上病痛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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