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运：李宗仁称道的抗日“无名英雄”
余音
1960年代初，十河信二（1884.4-1981.10。1930年就任满铁理事，二战后曾任日本恢复经济协会会长、国铁总裁，被誉为“新干线之父”）在美国访问期间，专门拜会了寓居新泽西的李宗仁，老友相见，分外眼热。交谈中，李宗仁仔细询问了夏文运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到老夏啊？
后来，李宗仁又在《回忆录》中多处提及夏文运，称他是“无名英雄”，“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大陆。他曾向有关部门打听夏文运子女情况，并希望见他们一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夏文运是何许人也，竟能让一代枭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念念不忘？为什么他多次受到日伪特务、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杀，1950年初又被上海军管会逮捕，成为各个党派的众矢之的？解放后，他被定为在逃的“大汉奸”，布告满街，子女、亲友深受连累，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至死。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得金。经过史志专家、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夏文运潜伏日本关东军多年、为抗日战争所创建的历史性功勋终于大白天下，渐渐地为世人知晓……
一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时曾因彭祖而称为彭城。她地处中国大陆南北方过渡地带，北邻山东省，西接安徽省、河南省，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素有“五省通衢”之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同月2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济南。两支侵略军旗开得胜以后，得意洋洋，自以为三个月征服中国指日可待。于是，他们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铁路（后来延伸、更名为京沪铁路）和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的重要枢纽——徐州，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占领徐州，然后携手向西攻占郑州，并利用中原腹地平坦的地形，发挥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的优势，沿平汉线南进，迅速占领中国抗战中心城市武汉，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铁扇公主有本事也使不上，只能屈膝告饶，那么，抗战的前景将会黯淡。“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能继续……”（《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6页）因此，李宗仁决心背水一战
但是，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的参战部队，大都是“杂牌军”，虽有总兵力数倍于日军，但新兵多，战斗经验不足，特别是武器装备低劣，每人平均还不到一支枪，不少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而日军配备有火炮、坦克、装甲车等，还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毒气弹——瓦斯，空中还有一个飞行团直接配合地面作战。中日两军实力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挡车之感了。”（同上，第706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宗仁认为集中优势兵力，有可能痛击一个方向的敌人；如果日军南北两路同时进攻，则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将存在着被敌人“包粽子”的危险。但是，敌人狡猾狡猾的，他们的军事部署是绝密的，谁能潜伏其中，及时、准确地提供军事情报呢？
麻秸杆打狼——两怕。李宗仁纵有满腹经纶，但手持“麻秸杆”应对南北两匹饿狼，他也感到力不从心。
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先生回忆说，1938年1月底，正在李宗仁急得团团转之际，夏文运通过设立从上海法租界梅谷旅馆的电台（报务员是广西人刘某、邓某），发来的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李宗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多云转晴。他立即改变军事部署，命令驻防在津浦线南段滁州、明光的桂系第31军（军长刘士毅）迅速西撤，诱敌深入；2月初，日军第13师团突破了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淮河防线，在淮河北岸建立了桥头堡。李宗仁因为暂无北面的后顾之忧，他果断地把张自忠的第59军由山东派往安徽淮河前线增援，2月15日，59军抵达前线，迅速投入战斗，经过数次“拉锯战”，到22日，日军在淮河北岸的据点小蚌埠被第59军收复，日军被迫退回淮河南岸。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拼杀中，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坚守阵地，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始终未能越过淮河天堑。
南线日军攻击失利后，龟头紧缩；日军被迫组织北线进攻，企图挽回败局。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攻，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台儿庄。台儿庄苏鲁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在徐州东北方，相距只有61公里。台儿庄若丢失，则徐州不保。板垣师团、矶谷师团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1936年发动“二·二六”事件的日军少壮派，几乎都出自这两个师团。台儿庄危矣！
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接到夏文运密报：板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板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板垣师团，就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无将可用。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夏文运又不辱使命，及时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于是，李宗仁下定决心，根据日军精锐板垣征四郎师团、矶谷廉介师团会师台儿庄的图谋，准备将计就计，在台儿庄地区给日军以歼灭性的痛击，彻底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因此，李宗仁迅速避虚就实，抽调在淮河前线的张自忠59军北上。庞部、张部并肩作战，痛歼3000多名日本，使其一退90余里，彻底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怎么也弄不明白，李宗仁怎么会有如此神通，能掐会算，莫非是孔明再生？
台儿庄战役，历经一个多月，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我国将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万将士血染大运河。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抗日军民的精神，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台儿庄大捷是全军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夏文运的情报对于李宗仁排兵布阵、减轻将士伤亡，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战役之后，李宗仁与夏文运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他高度评价道：“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所以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每当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所以军令部曾迭次来电嘉奖五战区情报科，殊不知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夏文运化名）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我须特别提出一叙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方言：他）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这表明，李宗仁实事求是，很够意思。他要不说，谁能知道台儿庄大捷的幕后，还有夏文运的一份特殊贡献呢？
对于台儿庄战役，李宗仁终生引以为自豪，临终前特意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台儿庄地区，让自己永远陪伴着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灵们。
二
夏文运曾长期担任日军少壮派领袖和知鹰二的翻译官，深受器重，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的关系也非同寻常。
在人们的印象中，“皇军”翻译官都是为虎作伥的汉奸。那么，作为“皇军”高级翻译官，夏文运为什么能走上舍生忘死、刺探日军机密的爱国之路呢？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满族自治乡大朱家屯人，生于1905年12月28日，字承尧，号益之，化名何益之，也被人写过何益之、何一之等。祖辈务农，家里靠省吃俭用供他读了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1925年，因学习成绩优异，他被“满铁”资助到日本留学，分别毕业于日本广岛高师（本科）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留学期间，与郭沫若、刘大杰等人交情深厚。回国后，担任冯庸大学教授、校长秘书。1937年，他受聘担任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北支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情报科科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随身翻译，并陪同其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工作。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李宗仁与和知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翻译。李宗仁得知日本军方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东条英机、土肥原等人为代表的“南进”派，主张迅速占领中国及东南亚，攫取这些国家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这样日本就能成为第一流的强国；另一派是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代表的“北进”派，主张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和知属于“北进”派，不支持扩大侵华战争，并与土肥原有矛盾。在会谈中，李宗仁对和知晓之以理，他说：日本侵略中国，必将促成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日本想打败中国决非易事；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大搞法西斯，横行世界，中国必将获得有力的外援，并与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和知听后，深表同感。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之后，觉得夏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开导唤醒他的爱国良知。一天，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私邸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响鼓岂用重锤敲。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轰然拔响，犹如失散的孩子历经磨难终于找到了亲人，顿时泪飞如雨。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九·一八”事变后，他丢掉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报国无门，才接受了关东军的招募；现在，虽然声名显赫，但是，也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还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日本人嘴上高喊着“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作亡国奴。夏文运擦了一把眼泪，郑重地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义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便身在日营心在华，利用和知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5年和1936年，李宗仁得到了他提供的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活动的情报，分析出日军将大举侵华；1936年秋，李宗仁果断地提出将广西省会从毗邻海滨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得到了广西父老的拥护；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帷幕。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嗣后和知因反对侵华而调职……”（同上，第766页）
1940年12月，夏文运利用到日本东京参加庆祝日本开国2600年纪念大会之机，搜集了大量的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情报。回国后，他及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递交了长达9600字的秘密报告。战后，担任过日本侵略南亚、东南亚的南方军副总参谋长和中国宪兵队司令官的和知少将以战犯之名被盟军逮捕，李宗仁出面证明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情报，并派夏文运赴菲律宾作证，从而使和知被无罪释放。据说，和之鹰二后来成为驻日美军谍报部（CIC）特务。
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开始追杀夏文运，其在上海的住所也被监视、搜查，夏文运东躲西藏，逃到香港一躲就是半年，等风声过去了才敢回家。
1946年2月，经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批准，夏文运在北平（即北京）被秘密逮捕，关在东城区警察署内，随时都有被处决的危险。妻子得知消息，立即去面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请求援救。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不是汉奸，他在日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其派遣的。夏文运因此获释，并成为李宗仁的智囊之一。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并到南京赴任，夏文运失去了“保护伞”，便离开北平，回到了上海。
1950年初，夏文运因倒卖黄金嫌疑而被上海卢湾区警察局逮捕。一天早晨，他被警察科长叫到办公室接受调查，意外遇见了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
抗战时期，潘汉年的得力干将、地下党情报专家吴克坚被日本宪兵抓捕，受到严刑拷打，肋骨都被打断了。夏文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曾到监狱里探视过他，并给他送饭送药，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解放初期，吴克坚在上海帝国饭店办公，夏文运居住在沙发花园（即现在的上方花园），与帝国饭店相距咫尺，两个人经常聚会。吴克坚曾问及他今后的去向，夏文运说：“我想到日本去。”吴克坚点头赞赏。
吴克坚问明警察科长抓捕夏文运的理由后，严肃地指出：“夏先生将要到日本去，你应该立即释放他。”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夏文运不为名利、不畏生死，专门为李宗仁等人提供了许多抗日绝密情报，由于情况特殊，生前他三缄其口，因此所做贡献鲜为人知，受到很多误解，被人们视为在逃的“大汉奸”，其众多亲友也受到连累，胞弟夏文玉和一个叔伯弟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四
夏文运重情重义，他曾长期在太原、北京、上海居住、任职。乡亲们千里迢迢地去投奔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在家里安排食宿，用家乡话与他们叙家长，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41年，他在山西担任伪政府建设厅厅长时，他四叔的儿子夏尊英从旅顺师范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就到太原去投奔他。他就把夏尊英安排进建设厅做事，后来当了一名科长。日本战败后，北京城内物价飞长，市场萧条，粮食非常紧张。一个叔伯侄子在北京失业，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就去找他。夏文运好吃好喝地招待了他们全家一顿，临走时，还送给他们整整一袋子白面。
然而，夏文运的情感生活并不幸福，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大夫人那氏，满族，金州三十里铺人。当年，婚姻都由父母包办，而且，时兴娶大媳妇，为的是能持家，好管教丈夫。那氏比夏文运大8岁，没有文化。那氏为夏文运生了两女一儿。大女儿夏桂枝曾任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二女儿何蔚敏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任上海某中学教师。儿子夏尊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能歌善舞，东京腔很地道。解放后被遣返回乡监督劳动，被整的妻离子散，文革中还被人打瞎了左眼，1980年病死在北京。
二夫人佐佐木，是夏文运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据说，有一次夏文运身患重病，是佐佐木一口水一口饭地把他救活。婚后，没有子女，两人离婚，但仍保持朋友关系。夏桂枝、夏尊江在日本留学7年，吃住都在佐佐木家。
三夫人陈桂珍，上海人，比夏文运小16岁。夏文运虽然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但思想深处仍存在着“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因为陈桂珍接连为他生了碧蒂、绿蒂两个女儿，他很不满意，逐渐冷落了陈夫人，并与一个舞女赵小姐关系暧昧，还染上了鸦片烟瘾。1946年2月，经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批准，他被秘密逮捕，陈夫人立即去面见北京行辕主任李宗仁，才使他被无罪释放，死里脱险。1948年，由于他与赵小姐藕断丝连，陈夫人毅然提出离婚要求。夏碧蒂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与父亲分别20年后才重聚，1969年在日本成婚时，日本国铁总裁十和信二亲自为其证婚，现在台湾；夏绿蒂毕业于大连水产学院，现已退休。
余音，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人，1962年1月出生。毕业于海军飞行学院、海军政治学院等，大本学历。海军航空兵三级飞行员出身。当代新锐文史学者、纪实文学创新理论的研究者、实践者。曾在海军航空兵部队、（北京）海军政治部、大连市委宣传部工作，现为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辽宁作协会员、大连作协理事暨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之窗》原执行主编。1985年以来，已发表各类体裁、题材作品400多万字，出版本版书《传销内幕揭秘》（2001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首印6000册）、《特稿采取宝典》（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版，首印7000册）、《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首印5000册）、《中国维和警察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首印8000册）、《王亚樵真传》（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版，首印6000册）、编著：《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竺可桢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11月版，首印5000册）等16部，皆为本版书。其中，《中国维和警察传奇》已翻译成英文、法文版，全球发行。在打击传销、维和警察、特稿采写理论、戊戌变法暨北大校史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宣传、研究、著述，多次获奖。
2001年以来，多次成为央视“实话实说”、中央台“午间一小时”、北京电视台“记忆2015”等栏目的特邀嘉宾。2010年6月，由《今传媒》杂志、陕西省传播学会和中国人物传播研究中心等单位联手推出的“中国当代人物传播100家”中，余音以“鼓吹创建中国纪实文学理论大厦”而当选。
选自作者自由邮箱来稿书稿《动手动脚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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