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漢族。字廷益，浙江錢塘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
于謙從小學習刻苦，志向遠大。七歲的時候，有個和尚驚奇於他的相貌，說：“這是將來救世的宰相！”而後來於謙在“土木堡之變”的應對，也正應了“救時之相”的箴語。12歲時，他信步走到一座石灰窯前，觀看師傅吟們煅燒石灰。只見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經過熊熊的烈火焚燒之後，都變成了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觸，略加思索之後便吟出了《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寫下的這首膾炙人口的詩不只是石灰形象的寫照，更是他人生的追求。
《石灰吟》詩意
1421年(永樂十九年)，于謙考中進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監察御史，後又調到四川、貴州等處。他常著便服，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訪問疾苦，改革弊政。
1426年(宣德二年)，明宣宗親征叛藩漢王朱高煦，于謙從徵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於廉明奉公，平反冤獄，嚴懲貪官，備著聲譽。
1430年(宣德五年)，宣宗特任於謙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撫山西、河南。于謙勤政愛民，始終如一。于謙曾親到各州縣鄉里，訪問父老，得知應興革事項，立刻向朝廷建議。在1445年(正統十年)，曾安置流民二十餘萬人，分給地畝，貸予耕牛種子，繕築黃河堤岸，興修各地水利，山西、河南兩省農業生產，多得增長。由於于謙具有這樣的品德和作風，所以民間稱讚他為“於龍圖”，有些地方還建立了于謙生祠。
正統初年，明朝政治漸趨黑暗，官僚中分為邪正兩派，發生鬥爭。當時皇帝英宗(朱祁鎮)年幼荒嬉，宦官王振專政，擅權納賄，驕橫日甚，百官大臣爭相獻金求媚。每逢朝會期間，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若能獻白銀千兩，始得款待酒食，醉飽而歸。于謙每次進京奏事，總是不帶任何禮品。同僚認為于謙雖然不獻金寶、攀求權貴但也應該帶點土產，如合薌（線香）、幹菌（蘑菇）、裹頭（手帕）等物，以便送些人情。于謙對閹黨的濫作威福本來就是極其痛恨的，因此他笑著舉起衣袖說：“帶有清風！”于謙還作了一首《入京詩》來諷刺這些勸他的人：“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兩袖清風的成語從此便流傳下來。
1446年(正統十一年)，王振誣劾于謙，逮捕下獄，判了死刑。但晉豫百姓萬人到京請願，要求于謙繼任巡撫；貴族周王、晉王等都上書替于謙伸冤。閹黨懾於公論，只得釋放于謙，恢復原職。
1448年(正統十三年)于謙被削奪了巡撫、御史等職，調到京城只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對國防提出了積極建議，同樣由於閹黨的壓抑，不得實施。
皇帝英宗無能，一切軍政大事，全由太監王振代理。王振胡作非為，殘害忠良，廣植私黨。1449年也先（也先是蒙古瓦剌部領袖，在他統治期間瓦剌達到極盛）入侵，王振想利用皇帝“親征”，幸取戰功，提高個人威勢。在這樣政治昏濁的情況下，王振就掌握了戍衛京城的禁軍的全部指揮權。然而，王振在軍事方面簡直是一竅不通，行軍部署毫無成算。明軍節節敗退，軍士棄屍數百里。一次戰役，瓦刺騎兵忽從四面衝來，其實當時追來的瓦刺軍僅兩萬餘，而明軍五十萬人，死亡過半，騾馬二十餘萬以及衣甲、器械、輜重全被也先軍所奪。明軍棄甲曳兵，英宗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跟隨的大臣，如：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侍郎丁鉉等高級官員五六十人都被敵軍所殺。太監喜寧投降，將明朝虛實情況完全告給也先。當英宗被俘時，護衛將軍樊忠從旁用所持長錘把王振捶死，痛罵道："我替天下誅此奸賊！"然後衝向敵軍，殺敵十餘人，最後戰死。這一場大混戰，歷史上稱為“土木之變”。
1449年(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後，明朝首都北京立即捲入戰場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亂，危機四伏。翰林侍講徐理竟公然主張逃跑，倡言南遷金陵。群臣都猶豫踟躕，聚集在宮殿前哭泣。于謙厲聲斥責徐理說：“倡議南遷者，當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誰不知宋朝南渡的禍患。請立刻調動四方兵勤王，誓死守衛京師。”于謙的正確主張，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的同意，皇太后清醒過來，便把守城抗戰的責任全部交給於謙。于謙在軍事方面要完成保衛京城鞏固國防的緊急任務，在政治方面就不得不跟閹黨作生死鬥爭。于謙擁護郕王登皇帝（景泰帝）位，遙尊英宗做太上皇，明朝中央政局逐步穩定。同時，于謙又選派得力將領，增補關隘，加派援軍，重新調布了長城邊防。于謙治軍，賞罰嚴明。于謙還把抗擊瓦刺入侵看成全國一致的神聖愛國任務，廣泛地發動人民報效殺敵，保衛國家，從而獲得了源源的新兵，扭轉敗局，保證了抗擊的勝利。也先俘捉英宗以後，就想利用這個“御駕”做招牌，威脅並詐誘明朝各邊鎮開城迎降。由於于謙嚴令各將領堅守關隘，“自今瓦剌奉駕(太上皇)到，不得輕出”。因此，也先擁英宗到宣府、大同等處，守將都閉門不納。于謙親自披甲上陣，主持大軍，駐營德勝門外，分配防衛九門兵力，指定負責將領，誓告全軍，效忠衛國。特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變前隊”。於是人人感奮，士氣昂揚。在於謙嚴密的部署下，明軍取得多次戰役的勝利。十一月八日，瓦剌退回塞外，京師宣佈解嚴。
明朝守禦京師，抗擊瓦刺入侵是正義的衛國戰爭。在廣大人民英勇地從事保衛祖國鬥爭的基礎上，于謙等能夠積極運用政府機構迅速集結了部分軍事力量，及時鼓勵士氣，親臨戰場，指揮軍事，因此使得保衛京師的戰爭，獲得勝利，把明朝從敗亡的嚴重危機中挽救了出來，並且保障了正在走向繁榮的北方生產事業和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
明軍雖然從崩潰敗逃轉到勝利，但各方面遭受的戰爭創傷，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恢復的。在瓦剌進攻京師被擊退後，明朝論功行賞，升加於謙的官職稱少保總督軍務，仍掌兵部尚書事。于謙辭讓道：“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于謙堅決不接受封賞。
于謙認為雖然瓦刺暫時求和，但是明朝若不加強國防，還是不能制止瓦刺的侵擾，於是進一步積極著手改革京營的軍制，創立了團營。然而，當於謙抗戰派正在日以繼夜地瘁心於加強邊防，改革京營軍制的時候，腐朽的上層統治集團在宮廷內部卻醞釀著一股爭奪皇位的暗潮。朱祁鎮被瓦剌釋放回到北京時，朱祁鈺把他看作是最危險的政敵，立刻禁錮在皇城裡的南宮內，特派靖遠伯王驥守備，不許他和外面交往。
1452年(景泰三年)，朱祁鈺廢皇太子朱見深(朱祁鎮子)，更立他的兒子朱見濟做太子，朱祁鈺這種自私的行動，于謙是不贊成的，因此朱祁鈺對於于謙漸見疏遠，不肯授予于謙以全面行政的實權，僅因邊防諸多事宜，才使于謙長期專任兵部。于謙在用人行政中，對橫暴的高級軍官，嚴加劾辦。因此，得罪不少高官，如：石亨、前任兵部尚書王驥、太監曹吉祥、徐有貞。
1453年(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見濟忽然病死。一部分較正派的官員，主張恢復朱見深做皇太子，但遭到朱祁鈺的壓制。另一方面，復辟的陰謀，暗地醞釀著，終於爆發了“奪門”的事件。官僚們都想利用朱祁鈺和朱祁鎮兄弟二人的尖銳矛盾，假手為朱祁鎮奪回皇位，大攪混水，乘勢摸魚，做自己升官的打算。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鈺病重，不能臨朝，命石亨代行郊祭典禮。石亨等密謀，認為是發動復辟的好機會。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潛納京軍進皇城，率眾急奔南宮，毀牆裂門，攜朱祁鎮登輦，闖入皇宮，強登奉天殿，宣告復辟。朱祁鎮復辟後，反誣于謙謀叛，逮捕下獄。于謙也不辯解，遂被判處謀逆罪，坐死刑。抄沒家產時，發現于謙“家無餘資，蕭然僅書籍耳”。
正月二十二，民族英雄于謙，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的政變中慘遭殺害，時年六十歲。將殺于謙時，朱祁鎮猶豫說：“于謙，實在是有功”。徐有貞秘密進言道：“不殺于謙，此舉（奪門）為無名”，遂下毒手。于謙遇害時，“行路嗟嘆，天下冤之”，“京郊婦孺無不灑泣”。後來北京還出現了懷念于謙的童謠：“鷺鷥水上走，何處覓魚嗛(指于謙)”。凡於謙所推薦選拔的文武官吏都受到迫害，石亨等更嚴厲地殘害抗戰派人物，又榜示“于謙黨”於天下。于謙死後，國防又陷於廢弛。
人們不會忘記，正是于謙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保衛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無數平民百姓的生命。 于謙身居高位，卻清廉正直。在他幾十年的官場生涯中沒有貪過汙、受過賄，雖然生活並不寬裕，卻從未濫用手中的權力，在貧寒中始終堅持著自己的操守。 于謙是光明磊落的走完自己的一生的，在這個舉世皆濁的時代，于謙能幹乾淨淨地度過自己一生，是值得欽佩的！正如《明史》稱讚于謙那樣：“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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