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讲武堂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是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军事干部最多的军校，创立于1906年。它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称“中国四大军官学校”。
1918年末，张作霖就任东三省巡阅使。1919年3月，在“东三省讲武堂”原址重新开办讲武堂，校名定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先后举办8期，张作霖兼任堂长，张学良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学习，成为讲武堂炮兵第一期学员。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改校名为“东北陆军讲武堂”，兼任校长。从第1期至第11期止，东北讲武堂毕业生总人数为3557人，另有各种专科班毕业学员1000余人。
开学典礼 在北大营操场训话
张学良将军是我在东北讲武堂第10期学习时的校长，他早期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我在讲武堂学习时，他既是我的校长，也是学长。
我最初是在沈阳北大营第9期讲武堂候补生总队学习。北大营东北西三面，各有三座营房，总队部在北面中间营房，正面有条大路直达南大门，大路东边是东大操场，西边是西大操场。东大操场北部筑有一个检阅台，讲武堂候补生队开学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开学日上午8时起，全总队的官长、学员列成队伍，等候总队长张学良前来参加。10时，张学良从大元帅府带着几个秘书、十几个随从，乘坐七八辆大小汽车来到北大营。张学良一行先在总队部休息片刻，后由王瑞华陪同上了检阅台。第一大队长王守中向总队长报告后开始了阅兵式，阅兵完成后进行开学典礼。
张学良那时有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面貌英俊，头戴黄色军帽，着黄色军装，腰系武装带，挎着短剑，金质的将军肩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讲话时，让学员们稍息听，自己立正讲，讲了40多分钟。他的声音最初有些发哑，但越讲越响亮，有时慷慨激昂地挥动着右手。
他训话的大意是，军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军事人才，能够练好军队，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持地方长治久安。他说，在东北外蒙被割，旅大被占，铁路、矿山被外人管理、开采；在关内香港、澳门和其他港口、重要城市被租、被借，久借久租不还，几处铁路、矿山也被外人管理、开采，国家领土已不完整。至于地方治安，国家政治没有统一，各霸一方，时有战争，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也没能长治久安。大家要好好学习，结业之后再入讲武堂深造，将来才可以带好兵、打好仗，保卫国家、安定百姓，才能不愧祖先、不愧官长的教育，不愧父老血汗的培养！
张学良训话之后，站在方形队伍的前面。我们很多学员都是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听了他的训话，感到实话实说，情真意实，均深表敬佩。
大元帅府 吊唁被炸身亡的张作霖
1928年6月4日早上8时许，我们正在营房院内擦枪，忽然听到从皇姑屯一带传来爆炸巨响。值星的分队长孔庆田走出队长室，急令学员们整理好枪支，进入课室听候命令，等了一会儿又令学员回到宿舍。
这一天没有正式出操，也没有正式上课。队长、学员都在疑虑，直到晚间中队长王冠儒由总队部回来，才集合学员宣布说：张作霖大元帅乘专车由北京回来，经过老道口，被人埋下的地雷炸伤。黑龙江军事督办吴俊升被炸死，还炸伤、炸死数十人。地雷不知是何人所埋，具体细节尚未调查清楚。
中队长还告诫学员们，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大家知道后一定要遵守军纪，不要乱说乱动、胡猜乱想……但是学员们回到宿舍后又说又想，做种种猜测。有人认为，这样爆炸力强大的地雷不可能是私人所造，一定是兵工部门制成，但是中国还是外国制造的很难确定。
星期日放假我到城内去，在一家饭馆听到人们在讲，张大元帅已被炸死，是日本军队埋的炸弹。总参议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与张大元帅同车，他们先在皇姑屯站下车没有被炸，可能是他们预先知情，伙同日本军队搞的阴谋。少帅想给大帅报仇，可是自己兵力和日本兵力比相差太远，怕打不过惹大祸，只好忍气吞声。
人们的议论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我当时曾想到，这个重大事件一定还有余波。经过数日，总队部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吊唁张大元帅。每中队选两名学员，第九中队选我和赵应坡参加。吊唁代表团由第二大队中将大队长曾广麟率领。在总部集合时给每个代表发了一块黑布缠在左臂上作为哀悼标志，我还是第一次戴上这样的孝箍。
曾广麟大队长坐着小汽车，我们学员列队徒步前往。北大营到大南门里大元帅府，小汽车只用十几分钟，我们学员却走了一个多小时。
大元帅府的东西辕门，军警林立，车水马龙，吊唁人群，熙来攘往。正大门前，丧幡孝幛，迎风飘荡；正大门内，僧道诵经，金磬齐鸣。我们吊唁代表团先被招待人员让至一个棚内休息，然后由司仪人员领到楼前灵堂。
这时，我看到张学良头戴孝帽，身穿孝服，含悲忍泪，站在灵旁。灵两旁还有一些穿着孝服的男女，有立有跪。在司仪人喊“三鞠躬”时，我们学员向灵柩行了三鞠躬礼，张学良还了三鞠躬礼。
行完吊礼后，我们吊唁代表团被让到一处餐厅，那里早已摆好三桌素席，曾广麟大队长没有就座，他令我们宴后自由回队。我们正在吃饭之际，张学良来了。我们全体起立，他让我们坐下，表示了谢意。
他告诉大家：大元帅归天，是日本人埋的炸弹。日寇是他的父仇，又是国仇，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早晚必报。他希望我们能和他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驱逐敌寇，治国安民。
他讲这番话时满眼含着热泪，声音非常凄惨，我们听了很受感动。他走后，我们百感交集，食不下咽，先后离开了大元帅府。
东北易帜
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张作霖被炸死以后，东北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军人心不稳，日本帝国主义又虎视眈眈。张学良父仇未报，又恐大权难保，处在万分忧虑之中。这时，蒋介石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之职，派吴铁城和宋美龄向张学良游说，争求合作，一致安内攘外，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长官作为条件。于是在9月间，东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此即所谓“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后不久，原来在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公开地成立了省党部，还秘密地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对当地国共分裂时分出去的共产党党员和由关内转移过来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查检举，残酷迫害。东北原有的宪兵、警察也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10月间，我在吉林军队时结交的好友萧军(时名刘吟飞)，由哈尔滨来沈阳插入了我所在的第九中队，同我在一起学习。他有一位朋友王宜之，住在沈阳工业区东北陆军高等军事研究班学员叶开家。王宜之经常来北大营看我们，我们在假日也常去看他。经王宜之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叶开。叶开是上海人，共产党员，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北伐战争，当时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工作。我们结识之后，叶开常将共产党的刊物和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送给我们学习，这是我和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我们虽然读到了共产党的刊物和宣传品，可是对共产党的理论学说以及共产党的革命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还是知之甚少。
学员被捕 怒斥东北宪兵司令
在讲武堂规定的军事课程学完后，通过考试的学员就可结业。这时有人提议组织同学会，以便将来分配到各部队后可以经常联系，成为一支能够保国卫民、团结战斗的军事力量。大家决定由我起草同学会组织章程。我还没有起草完同学会的组织章程，一天深夜正在酣睡之时，中队的值星官孔庆田挎着红带子、总队的副官刘克武提着黑红军棍，就将我唤起，把我押送到了总队部一间办公室。那里已经有9名被押送到的各队同学，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这些同学中我最熟的是十中队的同学张寄千和郎乾枢，我正想问问他们为什么被押送到这里，这时总队部的一个值日副官就将我们集合在灯火通明的院内甬路的旁边。总队副王瑞华穿着一身便装，从他的办公室内走了出来，完全不像平日在操场上穿着军装训话和检阅时那样威武了。他站在我们面前说：“是宪兵司令陈兴亚要同我们10人谈话，要谈什么问题，不知道。”之后就对站在他身旁的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处长雷恒成说：“这10个学员交给你了，你就交给陈司令吧!不过，你要记住他们可都是张学良长官和我的学生！”
雷恒成没穿军装，只穿着件灰色长袍，戴一顶灰色礼帽。他狡猾地说：“是陈司令要同他们见面谈一谈，并没有其他问题。”他引领我们10名同学坐上了5辆小汽车，每辆两名同学，还有两名宪兵早坐在车内。在小汽车行进时，两名宪兵都靠近了车门，这时我才明白是被捕了。
东北宪兵司令部在沈阳小南门里路西。直到快要黎明，陈兴亚也没有来，天亮时将我们分开送到宪兵分队的看守所。
萧军知道我被捕以后，将我的衣物、书籍加以整理，把我保存的共产党刊物和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以及还没有起草完的同学会组织章程全部销毁。他去找总队副王瑞华询问，听说是中队里有人写黑信，密告这10名同学都是共产党员。
萧军怀疑是九中队司务长武克文写的黑信，因为九中队被捕的人最多。被捕的人都查过武克文管理的伙食账，发现他有贪污舞弊行为。萧军对王瑞华讲了武克文的可疑情况，王瑞华就令他的副官对武克文进行了审问。武克文说他没有写，王瑞华就以他有贪污舞弊行为为由，将他打了一顿军棍，开除了军籍。
萧军知道我是被宪兵司令部逮捕后，就不断给我送去衣物和钱，几次要求探视，都未得到准许。萧军同朋友王宜之、孙东垣一起去求过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黄师岳帮助解救。黄师岳是王宜之的好友、孙东垣的同学。黄师岳去见张学良汇报工作，讲了宪兵司令部逮捕军士教导队、讲武堂候补生队10名学员的事件。张学良非常惊异和气愤，马上打电话责问陈兴亚和王瑞华。这两人就说因张学良那时正在处理重大问题，又在精神不安之时，深恐为此小事分神，影响大事，所以没有请示，没有报告。
张学良认为陈兴亚别有用心，给予申斥，令陈兴亚迅速给他送去两名被捕学员，由他自己问明处理。当天午后，陈兴亚令雷恒成将我和张寄千从宪兵分队押到宪兵司令部，再由雷恒成陪送到大元帅府。张学良在大元帅府东花园的一个客厅里接见了我们。
我向张学良一五一十讲了我们编印同学录、合影、聚餐的经过，也讲了组织同学会是为了更加精诚团结，更好地保国卫民，反对外敌侵略。他见我们讲得真实、诚恳，听后表示很满意。
这天，张学良穿着便衣，身体软弱消瘦，精神颓废萎靡，坐在一个沙发上，几乎是半卧在那里，有时还合上双眼，似乎要睡着的样子。听我们讲完后，他才挺身端坐，聚精会神地对我们说：“关于10名同学被捕的事情，在未听黄师岳报告以前毫无所知。现已查明，同你们所讲的完全一致。这个事件是陈兴亚被坏人所骗造成的冤案，罪在陈兴亚身上。”
最后，他还安慰我们：“你们现在都是讲武堂候补生队的学生，今后都要进入讲武堂学习军事，希望不要灰心失望。今后，要好好学习军事知识和要领，大家团结一致，共同保国卫民，做社会的栋梁，不负父老乡亲们的祈望……”
临别，在我们向他敬礼离开时，他慢慢站了起来，望着我们招手相送。在雷恒成陪伴我们从大元帅府回到宪兵司令部时，那8位被捕的同学已经集合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一同归队。
毕业典礼 告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在我们被捕期间，东北讲武堂本校已经进行了考试。萧军被取入第二总队炮兵队。我被释放后经过补考被取入第二总队骑兵队。
张学良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校长，教育长是鲍文樾。当时，校址在沈阳城东福陵西的东山嘴子，共有东西南三个大院。炮兵队和骑兵队都在南大院，校本部也在南大院。
西大院是第一总队，东大院是第二总队。这期第一总队录取的学员是在职军官和离职军官；第二总队录取的是大、中学生。第一总队学员是以军官待遇，第二总队学员是以军士待遇，因为有此区别，以致毕业时把第一总队名为第9期，第二总队名为第10期。
1930年夏，东北陆军讲武堂举行毕业典礼，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秘书长袁金铠及随从一行20多人前来参加。张学良身着灰布军装，系着武装带，佩戴领章。他的身体比以前强壮了些，精神比较充沛，语音也比以前洪亮，他讲了30多分钟，还是立正姿势，有时仍然激动地挥动右手。
他说，一个国家能够繁荣富强，数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必须有精强的武备。只有武备，才能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维护人民生活幸福长久。因此，我们人人要了解武备的重要性，特别是身为军人更必须了解；在学校里学了武备知识，毕业了到部队去就要应用。最后他希望毕业的学员们记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话，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做好准备。
他讲话时，他的夫人于凤至和秘书长袁金铠站在他的身后。于凤至体态修美，面色红润，披着垂肩鬈发，穿着深紫长衫，拎着黑色提兜。而袁金铠则已老态龙钟，头戴红结黑缎帽，身着右襟灰绸衫，手里还持一把大折扇。
张学良讲完后，袁金铠以旁若无人的姿态，迈着方步，挥动折扇，向前走了几步，也讲了起来。他说，张学良副司令长官讲的保卫国家、保卫人民要有武备，只是讲了一个方面。有武备还要有文事，没有文事就治理不好国家，治理不好人民，也不容易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安定，也就不容易抵抗外国侵略。人人应该了解有武备还得有文事，文事武备缺一则不可，两者必须并行不悖。
这个后来当了伪满大臣的袁金铠，在张学良面前如此无礼，大家都感到惊异。当我们知道他是张学良的启蒙老师后，也就不以为奇了。
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东北骑兵训练总监部，分派到郑家屯骑兵团。
一副对联 毕生是非任人说
1931年春，我被调到洮南洮辽镇守署参谋处任上尉参谋。是年夏，又被调到吉林舒兰东北陆军六十六团第二营营部担任副营长。在这一时期听人们议论，张学良常在凌格饭店与赵四小姐、朱五小姐跳舞，还吸食鸦片成瘾，身体也受到损伤。九一八事变后，我在哈尔滨参加抗日活动时听人议论，张学良在事变前就已离开沈阳，住在北京不理军政，还听从蒋介石不抵抗日寇侵略的卖国政策指令，把东北的大好河山整个丢掉，已经成为失地流亡的将军。人们对他失望，也感到惋惜。
1934年，我在苏联学习时，见报载评论张学良说，他的父亲被日军在皇姑屯炸死，他想报父仇，迫于形势，才同蒋介石联合、易帜，归顺中央。他本想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对付日军，可是日军侵略时，蒋介石竟不准他抵抗，他的大仇未报反而失掉东北三省，遭到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痛恨和唾骂。他是有口难辩，万分痛苦，已经辞职到了国外。
1935年秋，我回到东北又听人们谈论，张学良已经回国，在陕西领着东北军同红军作战。1936年末，我在新疆又听到人们赞扬张学良将军，说他在和红军作战中受到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受到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推动，出于爱国热诚，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已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经过同共产党人一起协商，签订了八项抗日救国协定。蒋介石声称以人格担保其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对抗日救国作了重大的贡献。
可是，当赞颂声尚未消去之时，人们又对他惋惜起来，说他放了蒋介石后，不应该随蒋到南京去，结果蒋介石将张学良抓住交军事法庭审判，又玩弄阴谋，假为特赦，实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他失掉了自由。
张学良被囚禁多年之后，据说曾经对探望他的人讲过，他想好了给自己的一副对联：两字任人说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
每当我追忆起张学良将军时，就想起他的这副隐喻又有些明示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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