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業的出路在哪裡？」低投資增速下的製造業轉型升級

明明債券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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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要點

製造大而不強，轉型迫在眉睫。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在2006年超過日本，2009年超過美國，製造業產值全球第一。製造業增加值佔比工業增加值的比值穩定在80%左右，佔GDP的比重穩定在32%左右。儘管規模巨大，但中國製造業面臨的挑戰也很大。從經濟結構來看，作為國家經濟支柱產業的製造業規模龐大，但主要出口製造業產品位於價值鏈下游，資源消耗較高但科技含量不高，整體呈現大而不強的局面。從製造業貢獻的利潤結構來看，2017年中國製造業仍然以重工業和輕工業為主，科技含量水平較高的設備製造領域佔比僅為26%。從能源耗用來看，中國製造業單位產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下降，但是在絕對水平上，單位產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遠遠超過日本美國。

製造業轉型升級需要合理的發展路徑和政策支持。二戰後日本製造業在政府產業政策和資源支持下呈現出一條十分清晰的發展路徑，即輕工業——重工業——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組裝工業）——高新技術產業，而這四個階段分別對應著製造業升級轉型過程中的1.0機械化、2.0自動化、3.0信息化、4.0智能化。同樣在其製造業發展過程中，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對其製造業的指導也起到決定性影響，政府通過行政指導和市場資源、金融資源的傾斜塑造了各階段的產業結構，這對日本這樣的資源稀缺國家而言尤為重要。

當前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不需要較高的投資增速。在製造業轉型升級過程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需要平衡經濟增長和槓桿切換的關係，一手壓低舊產能的過剩槓桿，一手有序增加新產能的投資，同時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避免經濟過快下滑對產能出清和產能再造形成阻礙。中國經濟在過去的高速發展過程中，槓桿率和產能也隨之高企，產能過剩問題嚴重，隨著經濟增速步入“新常態”以及供給側改革的正式實施，中國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位回落既是一個必然現象，也是當前中國製造業投資低於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去槓桿的大背景下，應當抓緊機會出清過剩產能，實現產能的更新換代，以短期調整換取長期發展，我國當前的供給側改革仍在持續，新舊產能交替下預計未來一段時期內製造業投資增速仍將保持低速平穩的增長態勢。

供給側改革、技術升級、擴大內需、和支持中小企業是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出路。當前中國製造業正走在轉型的重要關頭，同時還面臨著國內去槓桿進程和中美貿易戰的外部擾動，借鑑日本的經驗，我們認為中國應該從下述幾方面去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第一，中國應該利用當前的去槓桿環境更加堅定地出清落後產能，積極推動製造業產業升級，實現結構性去槓桿，同時不斷攻堅核心技術，進軍制造業上游高附加值領域，當前國家大力鼓勵創新發展，《中國製造2025》集中體現了政府實施強國戰略、製造強國的戰略意圖。第二，擴大本國內需既是貿易戰背景下的應對之舉，也是塑造製造業長期抗壓能力的良策。儘管中國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但中國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其城鎮化率明顯低於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因此中國尚有較大的擴內需空間。第三，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孵化環境，也是構建制造業生態環境的長遠之計。近期國務院金穩會會議提到未來將繼續精準處置產能過剩領域的行業風險，完善破產重組機制，同時更多關注結構性去槓桿，著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綜上所述，在當前的宏觀大背景下，中國仍應繼續鞏固供給側改革的成果，繼續把產業升級和擴大內需作為工作的重點，同時繼續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支持，以實現整體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正文

引言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實現了世界範圍內的高速增長，年均GDP增速9.45%，遠遠高於美國的2.74%和日本的1.75%，“中國速度”舉世矚目。目前中國正由高速增長階段步入高質增長階段，不再過度強調經濟發展速度。從經濟結構來看，作為國家經濟支柱產業的製造業規模龐大，但主要出口製造業產品位於價值鏈下游，資源消耗較高但科技含量不高，整體呈現大而不強的局面。當前中國製造業的發展階段與日本70年代後的製造業升級轉型階段類似，正處於2.0自動化向3.0信息化的轉換階段。

二戰後日本製造業在政府產業政策和資源支持下呈現出一條十分清晰的發展路徑，即輕工業——重工業——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組裝工業）——高新技術產業，而這四個階段分別對應著製造業升級轉型過程中的1.0機械化、2.0自動化、3.0信息化、4.0智能化。同樣在其製造業發展過程中，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對其製造業的指導也起到決定性影響，政府通過行政指導和市場資源、金融資源的傾斜塑造了各階段的產業結構，這對日本這樣的資源稀缺國家而言尤為重要。其中最成功的莫屬7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從重工業向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換代升級。70年代開始，在環境汙染和兩次石油危機的內憂外患下，日本開始治理重工業化的後遺症的同時開始對製造業進行轉型升級，除了對原有產業實行廢水廢氣排放等指標限制外，日本開始將製造業的重心往機械、汽車、家電、精密儀器等組裝加工業以及半導體、集成電路等技術密集型領域轉向。

中美貿易摩擦中的“中興事件”從側面暴露出我國製造業在“高精尖”行業中的技術能力相較於發達國家仍然有很大進步空間的事實。一方面製造業的升級轉型需要固定資產投資和研究開發投入，而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下產能、槓桿率和環境汙染需要得到控制，同時在此基礎上經濟還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對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把握好新舊產能的更替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保持經濟以預期的增速增長是當前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對應著日本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時期，日本製造業投資增速經歷了較大幅度的回落，由24%逐漸下滑至7%，說明其重工業主導時期製造業投資對經濟的拉動程度較高，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較高，而進入轉型期後，由於新產能帶來更高效的產出，意味著單位投資的產出效率獲得了提升，因此該階段的製造業投資增速並沒有大幅提升，反而保持低速平穩的發展，在這個平穩增速下反映的是一邊淘汰過剩產能和老舊產能，一邊有序增加研究開發和新產能的投入，經濟結構得到了有效優化。

中國目前正處於製造業轉型升級階段，通過分析日本製造業發展歷程可以得出，製造業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轉型升級並不需要非常高的投資增速，更偏重於新技術研發等結構性上的轉變。由於中國在轉型前製造業投資的增速明顯高於日本，所以中國舊產能的去化壓力也高於日本。中國經濟在過去的高速發展過程中，槓桿率和產能也隨之高企，產能過剩問題嚴重，隨著經濟增速步入“新常態”以及供給側改革的正式實施，中國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位回落既是是一個必然現象，也是當前中國製造業投資低於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由於我國當前供給側改革仍在持續，新舊產能交替下預計未來一段時期內製造業投資增速仍將保持低速平穩的增長態勢。

摘要

二戰後日本製造業在政府產業政策和資源支持下呈現出一條十分清晰的發展路徑，即輕工業——重工業——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組裝工業）——高新技術產業，日本的製造業復興途中的選擇和轉向雖有當時國內外環境因素的影響，但其成功的關鍵在於產業的發展演變符合製造業自身發展的要求。

首先，在二戰結束之初，由於大量工業基礎設施被毀、民生凋敝，加上資源匱乏的先天因素，日本先是恢復了資本佔用小、投資週期短且符合基本民生需求的輕工業製造；其次，在國民經濟開始正常運轉後，日本集中資源發展基礎原材料製造等重工業，努力擺脫工業原材料的進口依賴，為機械製造業夯實基礎；最後，隨著重工業帶來的環境汙染影響不斷深化，日本又一次推動了製造業轉型，在汽車、電器等工業製造品的消費時代到來前集中力量佈局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在此階段成功實現了槓桿由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轉移到組裝加工業上，槓桿效益的轉移和提升減輕了重工業發展過程中沉重的資本負擔，同時也將汽車、家用電器組裝加工業推向世界舞臺中央。

但日本在製造業的高速發展模式的後期也遭遇瓶頸，一方面，日本在初期通過對歐美原有技術的效仿和創新使其製造業得到快速發展，但到了後期，由於“匠人精神”的過度追求使其在舊技術的延續性創新上不斷深入，反而進一步拉大了與新技術、新業態之間的鴻溝。另一方面，日本90年代初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經濟低迷和人口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使得本國內需難以彌補外需下降帶來的製造業產品缺口，加上中國、韓國的製造業產業鏈不斷完善帶來的替代效應，日本製造業的規模效應也受到削弱。此外，大批日本製造業企業在遭遇困境後將企業經營模式上向歐美轉型，日本民族長久恪守的品質追求讓位於股東利益，企業家精神被商業利益矇蔽，這也是日企近年來造假事件頻出的深層原因。

同樣在該時期內，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經濟被動去槓桿表現的更為沉重，見效也更慢。一是在日本銀行和企業間形成的主銀行制度下，銀行對企業的續貸不僅拖延了“殭屍企業”的出清速度，還擠佔了有限的信貸資源；二是日本在短期內貨幣政策的連續緊縮使經濟陷入通縮，加大了去槓桿的負擔；三是“廣場協議”後日元的快速升值使日本製造業大舉對外投資，造成國內產業空心化，對本國勞動力市場和內需形成了拖累，進一步加大了“殭屍企業”的出清難度，製造業舊產能的緩慢去化造成日本製造業乃至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

當前中國製造業正走在轉型的重要關頭，同時還面臨著國內去槓桿進程和中美貿易戰的外部擾動，借鑑日本的經驗，我們認為，中國應該從下述幾方面去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第一，中國應該利用當前的去槓桿環境更加堅定地出清落後產能，積極推動製造業產業升級，實現結構性去槓桿，同時不斷攻堅核心技術，進軍制造業上游高附加值領域，當前國家大力鼓勵創新發展，《中國製造2025》集中體現了政府實施強國戰略、製造強國的戰略意圖。第二，擴大本國內需即是貿易戰背景下的應對之舉，也是塑造製造業長期抗壓能力的良策。儘管中國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但中國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其城鎮化率明顯低於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因此中國尚有較大的擴內需空間。第三，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孵化環境，也是構建制造業生態環境的長遠之計。近期國務院金穩會會議提到未來將繼續精準處置產能過剩領域的行業風險，完善破產重組機制，同時更多關注結構性去槓桿，著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綜上所述，在當前的宏觀大背景下，中國仍應繼續鞏固供給側改革的成果，繼續把產業升級和擴大內需作為工作的重點，同時繼續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支持，以實現整體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二戰後日本製造業發展過程

重整輕工業，恢復國計民生是當務之急（1945~1955）。二戰結束後，由於工業設備大量被毀，日本製造業產能比戰前大幅下降，主要製造業產量普遍下降超過50%，製造業整體生產能力不足戰前的40%。從結構上來看，日本製造業中輕工業產能留存度明顯優於重工業，1945年，紡織工業和造紙業產能是戰前的33%和46%，而鋼鐵和煤炭產能僅為戰前的15%和21%，石油和石油製品庫存也下降到戰前的10%，戰爭對與軍工相關重工業的大量耗損和打擊使重工業的產能斷崖式下滑，相比之下，輕工業的產能雖也遭到破壞，但保留程度明顯高於重工業。

面對戰後的滿目瘡痍的工業、百廢待興的經濟以及食不果腹的民眾，日本急需改變戰爭期間畸形的產業結構，但受資金、資源、投資週期以及市場需求等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日本首先著力恢復以食品、紡織為代表的輕工業，緩解戰後國內的日用品緊缺問題。在戰後的首次產業調整中，輕工業中僅食品、紡織、木材、印刷四個行業佔製造業整體比重在5年間上升超過10%，而金屬、機械、化學等重化工業的產值比重則下滑逾10%。截至1955年，輕工業整體佔製造業整體比例55%，高於重工業的45%，製造業整體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1946年的25%上升至1955年的32%，主要製造業產值逐步恢復至戰前水平。

聚力重工業，原材料自給基礎上的騰飛（1956~1973）。輕工業的復甦使民眾生活和日本經濟逐步邁上正軌，也為重工業和其他產業的恢復打下基礎。1947年開始，日本便開始採用“傾斜式生產方式”集中力量支持煤炭、鋼鐵和電力的產能恢復，接著又開展了“合理化投資”，從歐美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進行工業基礎材料和電機等生產資料的生產，逐漸恢復和提高重工業的生產水平。1955年，日本主要工業製造產品煤炭和石油已經超過戰前水平，正是這些關鍵產業的恢復使日本逐漸擺脫原材料進口依賴的工業生產格局，為日本製造業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憑藉自身原材料的供給支持，日本進一步開啟了化工和運輸機械製造業的引擎，石油、合成纖維、原子能、輪船、汽車、電子等新興製造業迅速發展壯大，包含機械在內的重工業佔製造業產值的比重增長接近20%，在同期世界主要工業國家中增速最快，比重最高。這段時間裡日本的化工、鋼鐵業的生產設備投資增勢明顯。伴隨著重工業逐漸佔據製造業的主導地位，日本製造業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獲得了提升，1970年，日本的出口貿易中鋼鐵、石油等重工業產品的比重已經超過日本出口貿易品的70%。同時由於其高投入高產出的特性，日本經濟在該階段增勢迅猛，1956~1973年間GDP年均增長達到10%，並於1968年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轉型組裝加工業，搶佔國際製造業市場（1974~1992）。第二產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快速發展在推動日本經濟攀高的同時，也給日本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東京、名古屋和大阪、神戶等三個沿海工業發達地區的汙染程度大大上升，三地的單位面積平均汙染物超過全國平均2-3倍。70年代開始，在環境汙染和兩次石油危機的內憂外患下，日本開始治理重工業發展的後遺症，並同時開始對製造業進行轉型升級。除了對原有產業實行廢水廢氣排放等環保指標限制外，日本開始將製造業的重心往機械、汽車、家電、精密儀器等組裝加工業以及半導體、集成電路等技術密集型領域。

從製造業內部結構來看，鋼鐵和石化等能源消耗型產業的產值逐年下降，而運輸機械等組裝加工的比重則明顯上升，到1985年已達到40%，取代了重工業的主導地位。該期間日本的專用機床和商用機械的組裝加工業投資也保持穩步上升的走勢。從產品結構來看，汽車產量在16年間增長了20倍，半導體、集成電路的產值增長了45倍。80年代日本已成為全球工業機器人和電子計算機主機的主要供應商，90年代成為世界最大的集成電路生產國。出口方面，日本於1984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前沿技術的領頭羊，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重高達32.1%。日本製造業的結構轉變為日本在製造業升級浪潮中搶佔了先機，也提高了日本經濟的發展質量。

製造業信息化與智能化融合，產業多極化發展（1993~至今）。日本製造業的飛速發展除了較為科學的發展路徑和結構演變外，模仿歐美先進技術、搭乘別國技術進步的列車前進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進入90年代，日本製造業產品尤其是電子、精密儀器等，憑藉其相對於歐美更為細緻的品控和更為發達組裝工業，以性價比和品質在世界製造品市場上拔得頭籌。然而好景不長，“泡沫經濟”的破裂使日本經濟陷入低迷，外部貿易環境也出現惡化，日本製造業的發展速度開始減緩。另一方面由於對“匠人精神”的過度追求也使日本製造業開始陷入迷茫期，對舊有技術力求完美而忽視了市場需求也使產品的競爭力下滑。

在此期間日本也在為製造業的又一輪轉型努力。隨著信息產業和網絡的興起，工業生產模式也開始融入信息化大勢，將傳統生產方式與信息化結合，提高製造業生產效率。另外，日本進一步發展高附加值產業，信息通信設備和器材製造業迅速發展，增速基本都在電器和運輸兩大製造業之上。1996年，日本將高新技術產業定位成其製造業未來發展的方向，信息技術、環境保護、新能源和節能等15個領域被列為日本經濟未來的新增長點，IT相關產業在90年代後期加速發展。但整體上，進入90年代後，日本製造業並沒有呈現過去輕工業、重工業和組裝工業輪番主導的產業結構，也沒有再取得90年代之前製造業的輝煌成就，而是呈現各產業與信息產業互相融合的多極化格局。

日本製造業興起和衰退的成因

日本製造業的發展路徑和原因

分階推進，路徑明晰，產業政策是日本製造業發展背後推手。從歷史回顧的視角來看，戰後日本製造業有一條十分清晰的發展路徑，即輕工業——重工業——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組裝工業）——高新技術產業。日本製造業復興途中的選擇和轉向雖有當時國內外環境因素的影響，但其成功的關鍵在於產業的發展演變符合製造業自身發展的要求。二戰結束之初，由於大量工業基礎設施被毀、民生凋敝，加上資源匱乏的先天因素，日本首先恢復了資本佔用小、投資週期短且符合基本民生需求的輕工業製造，在國民經濟開始正常運轉後，日本集中資源發展基礎原材料製造等重工業，努力擺脫工業原材料的進口依賴，為機械製造業夯實基礎，隨著重工業帶來的環境汙染影響不斷深化，日本又一次推動了製造業轉型，在汽車、電器等工業製造品的消費時代到來前集中力量佈局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減輕了重工業發展過程中沉重的資本負擔，最後將汽車、家用電器等組裝加工業推向世界舞臺中央。

日本製造業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分階推進，日本政府的支持也至關重要。產業政策和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日本製造的制勝法寶。在恢復生產階段，日本實施了“傾斜生產方式”，制定了《關於克服煤炭危機的政策》和《關於解決電力危機的對策》等能源政策，將物資和資金集中投入煤炭、鋼鐵、電力產業促進生產回升，接著又提出“產業合理化”政策，實現鋼鐵業等生產設備的現代化，製造業高速增長期日本政府提出了“產業結構高度化”，大力發展當時的先進產業和高附加值的重化工業，隨後又提出了“高加工度化”以及“知識集約化”，重點投入技術研究，將製造業重心由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轉向知識密集型的加工裝配工業，可以說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貫穿和主導了製造業發展、轉型、升級的全過程，政府通過行政指導和市場資源、金融資源的傾斜塑造了各階段的產業結構，這對日本這樣的資源稀缺國家而言尤為重要。

從模仿到超越，“工匠精神”是日本製造業的成功之道。日本製造的成功同時也是一個由模仿到超越的勵志故事，無論是機械製造或是組裝工業，日本都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學習歐美先進製造工藝並不斷解構、研究與改進，發揮其為人樂道的“工匠精神”，把製造工藝推向精深。品質的提升使得日本生產的產品更受市場青睞並形成國家品牌效應。相比中國企業平均不足10年和歐美企業平均40年的壽命，日本企業58年的平均壽命正是其“匠人情懷”的表徵。與此同時，正是由於其文化特性，日本製造業也逐漸探索出自身的獨特優勢，即精密製造領域。時至今日，在五金、鐘錶、發動機、相機、機床等精密儀器製造和金屬切割等精工技術領域日本仍是獨佔鰲頭。

日本政府十分注重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創新精神，使日本製造業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十分雄厚的產業基礎。90年代日本製造業中中小企業數多達80萬家，佔日本製造業企業總數99.4%，不僅創造了製造業55.9%的增加值，還支撐了73.2%的就業人口。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小企業以更高效的生產組織提高了製造業的運轉效率，另一方面中小企業通過產地集聚的方式分工協作，降低信息溝通成本。從對製造業產值和就業等方面來看，中小企業對製造業的貢獻要高於大型企業。

日本製造業的衰退和原因

貿易環境惡化使日本製造面臨危機。70年代開始，日本製造業在海外市場開疆拓土，為日本帶來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同時，也對進口國的原有企業產生了擠出效應。到70年代末期，日本製造業產品大面積佔領美國市場，日本也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貢獻國。面對本國財政和貿易方面大幅增長的赤字，里根政府於1985年試圖通過“廣場協議”使美元對包括日元在內的其他貨幣貶值來改善貿易情況。在隨後的三年內，日元大幅升值，由1美元兌250日元升至1美元兌120日元，升值幅度超過100%。日元的大幅升值使日本產品在國際上的價格競爭力下降，同時美國通過包括“東芝事件”等在內的一系列實質性貿易制裁使日本的對外貿易表現逐漸下滑，五年間貿易差額收窄逾40%。

進入21世紀，日本企業陷入了更大的困局，東芝、三洋、松下、索尼、尼康等日本傳統大型製造企業的連年虧損也使其開始剝離旗下業務，高田、三菱、神戶制鋼、東洋輪胎等企業的造假醜聞使日企形象遭受打擊。雖然外部貿易環境惡化使日本製造業增勢放緩，但並不足以解釋日本製造乃至日本經濟近三十年來的低迷。

新技術衝擊下“匠人情懷”的副作用，日本製造吞下轉型緩慢苦果。從日本製造業的發展過程看，一方面前期日本通過對歐美原有技術的效仿和創新使其快速發展，但對“匠人精神”的過度追求使其在舊技術的延續性創新上不斷深入，反而進一步拉大了與新技術、新業態之間的鴻溝。例如日本雖然在互聯網與人工智能領域有所佈局，但僅是製造業的附庸，有限的空間使其發展受到束縛，而隨著新技術、新業態逐漸成為行業主導，與市場需求脫節的日本產品的劣勢也開始突顯，並最終反映到產品銷量的減少上。另一方面，日本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裂後的經濟低迷和人口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使得本國內需難以彌補外需下降帶來的製造業產品的需求缺口，疊加中國、韓國的製造業產業鏈不斷完善帶來的替代效應，日本製造業的規模效應也受到削弱，失業率也逐漸走高。相比1990年的2.3%，2000年時失業率已經突破5.0%。此外，大批日本製造業在困境後將企業經營模式上向歐美轉型，日本民族長久恪守的品質追求讓位於股東利益，企業家精神被商業利益矇蔽，這也是日企近年來造假事件頻出的深層原因。

日本製造業去槓桿的得與失

日本在二戰後經歷了兩次去槓桿時期，一是石油危機後的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二是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90年代，兩次去槓桿由於所處經濟環境和採取的思路有所不同，去槓桿的結果也存在差異。

新舊產能雙管齊下，結構性去槓桿成效顯著。

舊產能去化緩慢，日本錯失反彈良機。兩次去槓桿過程中日本企業的破產數的走高幅度相似，但時長明顯不同，70年代的去槓桿時企業出清僅用了不到4年時間，而90年代耗費了8年之久，相較之下，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經濟的被動去槓桿表現更為沉重，見效也更慢。首先，在日本銀企之間形成的主銀行制度下銀行對企業的續貸不僅拖延了“殭屍企業”的出清速度，還擠佔了有限的信貸資源；二是日本在短期內貨幣政策的連續緊縮使經濟陷入通縮，加大了去槓桿的負擔；三是“廣場協議”後日元的快速升值使日本製造業大舉對外投資，造成國內產業空心化，對本國勞動力市場和內需形成了拖累，進一步加大了“殭屍企業”的出清難度。製造業舊產能的緩慢去化也使日本錯失瞭如70年代一般的產能升級機遇，從而造成日本製造業整體乃至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

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歷程和現狀

中國製造業發展歷程

根據Pender（2002）的研究，我國製造業可以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市場驅動型。

我國製造業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建國到改革開放前夕這段時期。受制於當時的意識形態及國際環境，製造業主要是以資本密集型行業為主，集中在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行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等重工業。第二個時期是改革開放到20世紀末期，市場驅動型行業增加值增長最快，計劃經濟的逐步退出，生活物資資料的需求釋放，這一時期技術密集型行業產值佔比也有所上升，不過幅度不大。進入21世紀後，我國製造業最顯著的變化是技術密集行業增加值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技術密集型行業下，又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製造的大幅增加為主，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資的引進帶來了資金和技術。

資源稟賦對不同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有著顯著影響。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而資本較為稀缺，而進入21世紀後，資本由於多年的積累，轉而成為企業生產要素當中的比較優勢，資本密集型企業佔比有所上升。然而通信設備等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增加值在2006年之後呈現下降趨勢，但這種下降趨勢一方面是來自於國際金融危機和我國土地、勞動成本上升的影響了該行業的外資流入，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全生產要素（TFP）的低下，即核心創新技術的不足。

[1] 劉軍,程中華,李廉水. 中國製造業發展:現狀、困境與趨勢[J]. 閱江學刊,2015,7(04):15-21.

中國製造業升級轉型迫在眉睫

製造大而不強，轉型迫在眉睫。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在2006年超過日本，2009年超過美國，製造業產值全球第一。製造業增加值佔比工業增加值的比值穩定在80%左右，佔GDP的比重穩定在32%左右。儘管規模巨大，中國製造業面臨的挑戰也很大。與日本製造業初期的模仿、再創造類似，當下的中國製造業核心創新能力不足，主動創新意識不強。以2017年世界500強公司為例，日本有51家，中國有109家，然而剔除金融、地產等行業看，日本有10家電子和通信行業公司和10家汽車製造業公司，中國僅有5家電子和通信行業公司和5家汽車製造業公司，中國製造業的實力整體上仍然弱於日本。

從製造業貢獻的利潤結構來看，2017年中國製造業目前仍然以重工業和輕工業為主，科技含量水平較高的設備製造領域佔比僅為26%。重工業主要包含金屬、能源和化學制品類等傳統能源消耗較大的產業，輕工業主要包含紡織、傢俱和食品等。設備製造只有26%的佔比，其中通信、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僅佔比為8%。

從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情況上看，我國在生物技術、生命科學技術、光電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機集成電路、航空航天技術（記為A類高新技術產品）保持逆差，在計算機與通信技術、材料技術（記為B類高新技術產品）保持順差。2017年我國總體貿易順差為4193億美元，非高新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為3356億元，反映出我國對外貿易當中以非高新技術產品為主；而在高新技術產品內部，A高新技術產品領域逆差為2637億美元，B高新技術產品順差為3475億美元，這反映出我國在生物技術、生命科學技術、光電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機集成電路、航空航天技術諸多高精尖製造業的薄弱地位，而保持順差的計算機通信技術行業主要是代工產品，缺乏技術壁壘，中美貿易爭端下“中興休克”事件就是我國高端製造領域的殘酷寫照。

其次在發展模式上過度消耗資源，以環境為代價的增長難以為繼。從能源耗用來看，中國製造業單位產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下降，但是在絕對水平上，中國單位產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遠遠超過日本美國。中國單位產出的能耗逐年下降，既源自粗獷式發展難以持續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節能減排綠色發展的外在壓力；儘管目前勢頭很好，但是實現成功轉型還需要再接再厲。

目前中國製造業面臨著艱難的轉型壓力，本土製造業急需擺脫留給消費者的低劣印象。近年來國內消費者對日本韓國商品的追捧就體現了這種尷尬境地，國內製造業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下游，參與的主要是加工、組裝和製造等技術水平較低的環節，無法進入設計和研發領域，從而使得當前中國製造業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無法形成品牌溢價，技術密集型企業無法掌握高精尖技術而受制於人，資本密集型企業往往產能過剩。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的工業增加值率一般在35%，美國2017年製造業工業增加值率為36.93%，（由於中國未公佈製造業的工業增加值率，因此本文采用近似製造業毛利率近似測算）中國製造業2017年的毛利率僅有15%，與發達國家製造業增加值差距明顯。[注：工業增加值率=(工業總產出-工業中間投入)/工業總產出，毛利率=（主營業務收入-主營業務成本）/主營業務收入]

經濟結構不平衡，粗獷增長難再，改革壓力加大。自2008年以後，生產要素資源配置向房地產行業傾斜，導致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製造業增加值佔比下降，同時在去槓桿、信用收緊的壓力下，如何順利轉型，是擺在中國製造業前面的一道難題。中國經濟的粗獷增長難以為繼，2015經濟新常態後，國家在政策層面大力推行供給側改革，淘汰落後產能和過剩產能，加大環保限產力度，這表明中國製造業在發展當中越來越重視節約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創新層面，國家大力鼓勵創新發展，《中國製造2025》集中體現了政府實施強國戰略、製造強國的戰略意圖，諸多優惠稅收政策正向激勵製造業創新，GDP的核算納入企業的研發費用，高技術企業的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都體現了中國製造業亟待轉型的迫切。

日本製造業發展對中國製造業的啟示

起步慢和工業基礎薄弱，中國製造業發展明顯滯後於日本。雖然日本是以戰敗國身份重拾經濟，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積攢的強大工業底蘊與中國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環境下的工業水平可謂天差地別，加上中國在抗戰結束後還經歷了內戰等一系列動盪格局。工業基礎的薄弱加上起步慢使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水平明顯不如日本，但也正因為此，中國可以利用後發優勢，從日本的發展經驗中揚長避短。

製造業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轉型升級不需要較高的投資增速。在製造業由轉型升級過程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需要平衡經濟增長和槓桿切換的關係，一手壓低舊產能的過剩槓桿，一手有序增加新產能的投資，同時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避免經濟過快下滑對產能出清和產能再造形成阻礙。通過分析日本製造業發展歷程可以得出，製造業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轉型升級並不需要非常高的投資增速，更偏重於新技術研發等結構性上的轉變。在日本製造業由重工業向加工組裝製造業升級的過程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徵。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對應著日本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時期，在此期間日本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在7%左右，該期間日本製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大致維持在7%附近。日本製造業投資增速在轉型期經歷了較大幅度的回落，由24%逐漸下滑至7%，說明在重工業主導時期製造業投資對經濟的拉動程度較高，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較高，而進入轉型期後，由於新產能帶來更高效的產出，意味著單位投資的產出效率獲得了提升，因此該階段的製造業投資增速並沒有大幅提升，反而保持低速平穩的發展，在這個平穩增速下反映的是一邊淘汰過剩產能和老舊產能，一邊有序增加研究開發和新產能的投入，經濟結構得到了有效優化。中國目前正處於製造業轉型升級階段，也面臨著新舊產能的更替問題。由於中國在轉型前製造業投資的增速明顯高於日本，所以中國舊產能的去化壓力也高於日本。

積極推動產業升級，研發核心技術，進軍制造業上游。對比日本製造業通過產業政策集中力量實現分階推進、產業升級的路徑，可以看出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顯得步履蹣跚，建國以來鋼鐵、煤炭等重工業在大力發展後轉向的步伐較慢，產能過剩的沉痾痼疾在2015年底去產能拉開序幕後才開始治理。同時在以市場換技術的過程中，企業整體仍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的代工模式，對先進產品的模仿也整體停留在淺表，通過產品解構後的延續性創新方面也不如日本精深。“中興事件”也讓中國意識到缺乏核心技術支撐的產出追趕最終仍將被人扼住咽喉。因此，中國製造需要從技術做起，積極推動產能的更新換代，加大對先進製造技術的研發投入，增強核心競爭力，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從而不斷攀向產業鏈的上游，這也是治理環境汙染的長久之策。

建立製造業發展長效機制，堅持市場導向、擴大內需，提高產業活力。日本製造業前期騰飛的發展歷程對中國製造業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其當下面臨的困境同樣值得關注。首先，在對核心技術的追求上應在聆聽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做到成本和收益的匹配，做到產品的與時、與市俱進，對“工匠精神”的過度追求使得日本企業陷入了對技術極致追求而忽視了市場聲音，導致產品與市場脫節；其次，要逐步提高內需在國內產成品消費中的佔比，增強本國製造業的抗壓能力。日本製造業在外需下降時規模效應的消退正是由於缺乏內需的支撐，導致本國製造業的外貿依存度過高，外需的流失使本國製造業產品需求下降，該缺口沒法得到國內需求的有效填補，因而在貿易衝突的背景下顯得束手無策，因此，中國需要利用好本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城鎮化進程中的消費擴張、消費升級趨勢，以內需配合製造業發展。

構建多層次融資和擔保體系，幫助中小企業破除融資障礙，增強經濟活力。日本是世界上中小企業融資體系最完善的國家之一，充分利用政策扶持引導金融機構參與中小企業融資業務，通過設立投資育成公司等直接融資、政策性金融機構和以行業組織為基礎的信用公庫等間接融資，同時通過政府出資設立的信用保證協會和專業保險公司提供的再擔保服務為直接和間接融資服務鋪設了較為深厚的安全墊。中國應加強政策引導和融資體系構建，通過政府出資支持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並搭建多層次擔保體系促進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的可持續性，為中小微企業營造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增強制造業發展的活力和競爭力。

當前中國製造業正走在轉型的重要關頭，同時還面臨著國內去槓桿進程和中美貿易戰的外部擾動，借鑑日本的經驗，我們認為，中國應該從下述幾方面去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第一，中國應該利用當前的去槓桿環境更加堅定地出清落後產能，積極推動製造業產業升級，實現結構性去槓桿，同時不斷攻堅核心技術，進軍制造業上游高附加值領域，當前國家大力鼓勵創新發展，《中國製造2025》集中體現了政府實施強國戰略、製造強國的戰略意圖。第二，擴大本國內需即是貿易戰背景下的應對之舉，也是塑造製造業長期抗壓能力的良策。儘管中國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但中國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其城鎮化率明顯低於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因此中國尚有較大的擴內需空間。第三，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孵化環境，也是構建制造業生態環境的長遠之計。近期國務院金穩會會議提到未來將繼續精準處置產能過剩領域的行業風險，完善破產重組機制，同時更多關注結構性去槓桿，著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綜上所述，在當前的宏觀大背景下，中國仍應繼續鞏固供給側改革的成果，繼續把產業升級和擴大內需作為工作的重點，同時繼續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支持，以實現整體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中信證券明明研究團隊

具體分析內容（包括相關風險提示）請詳見報告《利率債專題報告——【製造業的出路在哪裡？】“慢就是快”，低投資增速下的製造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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