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日前撰文稱，“多個現象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隨後，財政系統人士也發表反駁文章，央行和財政體系的爭論有進一步升級的架勢。
這種爭論實際上是一場學術爭論，之所以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最大原因是當前國內經濟面對來自外部不確定性的衝擊。當這種不確定性與國內正在推動的金融去槓桿“碰頭”後，人們對過往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理所當然地進行反思。同時，央財之爭觸動的是“少放水多減稅”的經濟痛點，市場上對財政政策詬病的焦點也是企業減稅獲得感不強。爭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正視“少放水多減稅”的民眾訴求。
隨著金融去槓桿和股市、債市、匯市波動，要求貨幣寬鬆的聲音再起，不少業內人士要求再次降準。一些金融機構、企業以及個人投資者等，希望改變穩健中性的貨幣環境，通過寬鬆放水的方式，維持經濟穩定增長。但單純貨幣政策寬鬆，只會導致資金在金融市場空轉，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也會鼓勵那些低效部門繼續借新還舊，增加槓桿。
6月社會融資規模數據顯示，總量為1.18萬億元，較5月份有所提高，但比去年同期少了近7000億元。這其中存在兩個苗頭需要引起重視，一是社會融資結構，新增貸款1.67萬億元中，家庭部門的房地產貸款增加較多，企業部門的票據融資增加較多，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均為較低水平。二是雖然貨幣市場持續寬鬆，但債券市場對民企而言，融資功能基本喪失。
永泰能源的債券違約事件，猶如一顆驚雷，讓剛剛舒緩一陣的債券市場，再度風聲鶴唳。截止7月10日，全年共發生了26起債券違約，直接涉及的違約金額達265.87億元。2018年民營企業債融資額創下2011以來的最低點，伴隨著風聲鶴唳的債券市場，甚至陷入到民企債“沒人敢要”的尷尬境地，債券違約潮依然沒有過去。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輔相成，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面對經濟下滑,一般都會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配套使用。市場人士評價，從過去的一年多來看,央行實施的貨幣政策雖名為“穩健”實為積極寬鬆;財政政策口號是“積極”實為穩健甚至是消極的。這種評價可能有失偏頗，但財稅政策在企業減稅環節應該大有可為是真實的。不過，市場看到的是，減稅尤其是對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減稅呼籲多年，但企業特別是民企普遍反映獲得感並不強。
在20世紀70年代，年輕的經濟學家拉菲爾提出了著名的“拉斐爾定律”：對邊際收入和資本減稅，可獲得更多的稅收。理由是，減稅將產生更多資本，提高企業和員工的生產率，整體經濟將增長，並認為這是過去20年美國持續繁榮的原因。拉斐爾定律講的就是稅率與稅收收入水平的關係，在籌集稅收收入的過程中，存在一個最優稅率，低於最優稅率，稅收收入還有增長的潛力，高於最優稅率，經濟會出現衰退，引起稅收收入下降。
由於中國稅制以流轉稅為主，在經濟增速放緩和結構調整時期，製造業部門盈利能力普遍下滑，因此企業主觀稅負感重。福耀玻璃掌門人曹德旺多次說過，中國製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出35％，電價是美國的2倍，天然氣是美國的5倍，物流運費也比美國高；僅在勞動力成本方面，中國仍然具有一定優勢，美國藍領工人是中國的8倍，白領工人是中國的2倍多。
另外，稅負不僅包括稅收，也包括收費。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後2016年曾稱，“亂七八糟的稅太多了，光我們就要交500多種費，我們2016年繳費1月到11月份，已經交了4000多萬元了。”經核，2015年娃哈哈有支出數據的實際繳費項目為317項，剔除掉重複計算，實際共有繳費項目212項，繳費金額高達7412.07萬元。可見，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企業對繳費負擔的感受更加敏感。
據統計，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72567億元，同比增長7.4%，其中稅收收入144360億元，同比增長10.7%；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首次突破20萬億元。2017年，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全年減稅降費超過1萬億元。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對於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優化企業營商環境等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的現實是，美國減稅會讓很多美資和代工企業返回美國,富士康已經在美國投資一百億美元建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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